建筑大家陶宗震于1月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他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初步设计者。陶宗震的夫人吕林表示，“他生前最担忧的是有些人假借梁思成先生之名，歪曲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理论史”。陶宗震重复申明：“梁思成不等于大屋顶”；梁思成要将北京城原封不动地作为“新中国的博物馆”保存下来的说法，实为讹传。

关于哄炒梁陈方案的原始资料

年1月4日，兰州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任震英同志应邀来京参加“中国城市科研会成立大会”，会后到我家传达城市科研会的情况（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并赠诗一首。其间谈到胡啓立同志说：“悔不当初没有听取梁思成先生的意见，将北京城搞乱了”。

我听了愕然，不知胡是听谁说的。因为梁思成先生在年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后被称为“梁-陈方案”），因为过于庞大无法实施，僵持两年。

我于年到中央建工部城建局时，因为局长未到任，工作无法展开，所以拿了建工部的介绍信到北京都委会找活干，当我了解情况后将“梁-陈方案”压缩到十分之一，仍有约1K㎡，按办公建筑约1:1的比例仍可建万㎡。

“中央行政中心”（约1Km2）由陈占祥画在他的“总图”上交张开济进行设计（第一期于年建成即今“四部一会”建筑群）

同时，“梁-陈方案”原来存在的与原北京中轴线平行的“主从不分”（Duality）矛盾。因行政中心被大大缩小而自动消失，但保持了梁公认为传统建筑布局应成组成团的建设的意见，在规模压缩后，薛子正秘书长也认为可行，所以将压缩后的范围，交市设计院进行设计。

年，建成第一组约9万㎡后，又因禁建“楼、馆、堂、所”，批判复古主义……更重要的原因是“备战”，当时台海形势紧张，中央认为把中央机关集中在1K㎡范围内，对战备不利（对外没有宣传）。

所以，规划中未建部分分散安排，这个全过程我是亲历亲知的，而且有“梁-陈方案”原图两张为证，任何时候都可公开讨论，这个原始方案是否合理现实？！（而且中央机关组织机构未定，无法实施）

所以，薛子正同志认为不现实而搁置了近两年，至年我压缩后的方案先后经都委会专家托马斯卡雅同意后，又报中央建工部经穆欣专家同意后，由陈占祥亲自画了设计范围，交张开济设计，张的设计方案最后由建工部第二位苏联专家巴拉金审定，第一期建设即今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不知胡啓立同志是听谁说的？

因为当时任震英主要想和我谈“恢复城市规划工作”应如何举措？我认为要总结经验教训，不必总结“文革”时期的种种弊政，因为整个“文革”都是颠倒“三大差别”。

所以，我认为要恢复规划工作首先要总结“文革”前正常时期，为什么城建部刚成立两年就被撤消的原因与后果，我是从易锋（城建部规划局副局长）处得知，当时我在民院工作因为经常加班，离家较远，所以部里向易锋给我借了一间房，她孤身一人住四室户，并且欢迎我，所以借了一间给我。

聊天时我才知道，因为中央认为城市规划指标过高、总造价过高，所以先是李富春提出“三年不搞规划”。但仍然未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经济不平衡，所以，57年底干脆撤销城市建设部。

文革时，北京规划也被停止执行，而且“工作组”的曹洪涛、周干峙销毁了大量北京市规划档案。直至年1月4日万里组建中国城市科研会讨论全面恢复规划工作。

给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黄静波老同志的信

黄老：

在纪念梁思成先生周年诞辰时《新京报》上有位笔名“实建”的北京建筑学者写了一篇《谁人读懂梁思成》，其中有一篇如下：

“如果把梁思成先生当作一位神祗而放上圣坛，把‘梁先生’树立成一个专有的名词，并在其前的道场和香案上不断添续膏火，总有将纪念碑定制成垫脚石之嫌，而那样的虔诚与感念似乎也很有些变味，也有悖于梁先生的谦逊和正直的人品。

真正的纪念，实在不如作些踏实而默默然的学术修行更能慰藉先生。梁先生不应是神，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是绝没有这种僵化的定式和偶像。他的教育思想有着极强的激情——鞭策青年学生不断创新的激情。

他在创办清华建筑系的过程中，能够延揽各方贤达，发现和褒掖真正有才学的学者，并且完全不存出身和门派的观念，即使在文革中，梁思成先生也始终善意配合当时的监督者的检查工作。

历史是有记忆的，只是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平心静气的作一些哪怕是很粗略的历史文献浏览……捡拾起已被丢弃了的谦虚、博学、严谨和诚信，以科学的原则律己、以人性的精神育人，向后学们传递真诚的信念、端直的价值观，教会前辈们对科学精神和诚实的追求，也许我们就会对梁思成先生给予我们的思想与精神财富认识得更加准确……将会更真实的传承启迪着我们去建设更新更美更未来的城市。”

从上述的文字看，作者显然也对那些把树立梁思成纪念碑当作自己的垫脚石的伪劣分子们表示不满，并且也很中肯的指出这些人并未将梁先生在传统建筑研究及建筑教育方面的创举等方面的“未竟之功”加以继承和发展。这些已足以说明这些伪劣分子只是把纪念梁先生当作自己的垫脚石来构筑自己的“土围子”，在梁思成的大旗下贩私货、谋私利！

从全文看作者显然并不知道所谓“梁陈方案”已在年即已被“去粗取精”的实现。其中第一期建设已在年建成即现在的“四部一会”建筑群。其后又因为禁建楼、馆、堂、所、批判复古主义及“战备”等原因，未完成部分被分散改变……更为重要的：“梁陈方案”原件完整的保存在《梁思成文集》（四）。

现在任何人“哪怕是很粗略地历史文献浏览”就可以判断“梁陈方案”的原稿如果不加以“去粗取精”是否现实合理。特别是52年时只有约万人口（当时的“远景”规划也不过是万人口）旧北京建国之初的总建筑面积为0万平方米。“中央行政中心”的总规划（建筑）面积即可有万平方米的容量，这是比原案压缩到仅有1/10的结果。

即使人口已达0万的北京，中央行政机关的总面积需要多少？哪怕仅仅是粗略的估计也可作出判断。所以，并不如作者所说，“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状态下，他们（梁-陈方案）没有解释‘自己观点的机会’”，而恰恰是‘梁-陈方案’完全脱离实际。

所以，僵持了近两年，如果不加以去粗取精根本不可能实现。更进一步看作者认为：“北京的古都格局如今已现零落，看看重建的永定门城楼、前门的大街和牌楼以及即将易位建设的地安门等等，一处处地道的被当作‘恢复古都风貌’‘保存城市记忆’的表白道具，这样一些只言片语式的仿古建筑，之于‘文物环境’的空间形象又有多大，多真实的意义呢？”只此一篇看不出作者对那些重建的仿古建筑究竟如何评价（褒还是贬？）

不过，我认为如果作者同样“哪怕是粗略地浏览”一下梁先生在年4月《新观察》上发表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最后一篇《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这庞大的伟大杰作》，也许就会发现梁先生举苏联诺夫哥罗德历史文化名城的例子说明“建筑师们很正确的拒绝了庸俗的‘市侩式’建筑……”而梁先生认为北京的“市侩式”建筑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建筑。

——其代表作就是前门大街上的一些“店面”。更重要的是同一文中梁先生认为：“（北京）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地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大街小巷将要改观……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

至于前门大街其原来的宽度远远大于现在。从五牌楼的面宽就可以看出原来的街道比牌楼要宽。大约慈禧时有位德国王子来访，为了表现天朝的繁华，在前门大街两侧建了一排铺面房，把五牌楼挤在当中……其后铺面房不断改建更新。

传统的“店面”一个也不见了，其间还插了一些洋铺面……所以梁先生认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写照。

在最初的北京规划中即列为改造之列。这一点吴良镛先生应该也很清楚，怎么能当作“恢复古都用的道具”。道具这个词倒有些贴切，因为既不是文物也不是原物而是高价重修的伪古董——“道具”。

中轴线上摆了一堆伪古董，如何“申遗”？附带说一下当年梁陈方案由于去粗取精，双中轴自动消失了。

梁先生本人也同意，所以未引起争议。如果实现了双中轴的梁陈方案不但将产生“主从不分”的二元性（Duality）效果，而且也无法“申遗”。世界上的名城无论巴黎、华盛顿、新德里以及未能实现的新柏林都只有一个轴线。

罗马因为旧城内都是罗马时代的遗址，形不成中心，更没有轴线，所以墨索里尼在征服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后在环路（罗马及巴黎只有一个环路）上引出一个轴线建了一个“新罗马”作为胜利的纪念。但这个建筑群不大所以轴线很短而且罗马本来就没有轴线，所以形不成“二元性”。

无论从总体规划还是建筑组群设计“二元性”造成“主从不分”的效果，从来都是大忌！所以梁先生、陈占祥当时都未争论……

附带说一下，梁公所举的苏联历史名城诺夫哥罗德的主持人，苏联功勋建筑大师、列宁墓的设计人舒舍夫的助手，就是52年来华的第一位规划设计专家穆欣，压缩后的梁-陈方案最后就是由穆欣审定的。梁公还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撰文说明穆欣对规划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帮助。

梁思成、汪季琦、穆欣、王文克

60年代末才出生的《城记》的作者王军不知从哪里采集的信息竟把50年代初的梁思成先生在规划工作中的意见和建议断章取义地冠以《与苏联专家的较量》，既不符合事实，对梁先生也是极大的歪曲，讹以传讹的结果对北京规划决策影响深远，因此必须予以纠正。

“实建”同志看了以上的原始材料应该能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任何其他读者也可坦诚发表己见，不当之处请指正。

陶宗震

年6月

致新华社记者王军的公开信

王军同志：

关于《城记》中的某些讹误，并不是任何人的个人得失问题，并且你收集、记述建国初期的情况和资料也十分辛苦，因为那些都是你出生前约二十年的事，不但时过境迁，而且极其缺乏科学的、翔实的记载，尤其是有些人并不是直接当事人，也未亲历其事，“讹以传讹”对今后首都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影响极大，对梁思成先生形成极大的混乱和歪曲，因此，首先要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我已提供给你若干原始资料，以便据实作出判断，并提醒你注意传闻（包括“名人”的议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现再提供一个梁先生本人当年的“第一手资料”，就是梁先生年在《新观察》上发表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建议你浏览一遍全文后，再着重看最后一节：“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这庞大的、伟大的杰作？”

这一节的第一段就写道：“……今后一、二十年之内，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的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的大街小巷将要改观，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以上一段十分明确的说明梁先生认为“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有价值的文物又必须保存。

再则是梁先生主张“将北京当作一个大博物馆”保留下来的讹传，本文中也可得到澄清。梁先生在阐述如何体现“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时，主要是引用苏联建筑史家窝罗宁在《苏联沦陷区解放后之重建》一书中某些要点：

“计划一个城市的建筑师必须顾到他所计划（规划）的地区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传统，在他的设计中，必须保留合理的、有历史价值的一切和在房屋类型和都市计划（规划）中，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特征的一切；同时这城市或村庄必须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新计划（规划）的城市的建筑样式必须避免呆板硬性的规格化，因为它将掠夺了城市的个性：他必须采用当地居民所珍贵的一切。”

“人民在便利、经济和美感方面的需要，他们在习惯与文化方面的需要，是重建计划（规划）中所必须遵守的第一条规则……”（年英文版P16）

窝罗宁教授在他的书中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一个被称为“俄罗斯的博物院”的诺夫哥罗得城，这个城的“历史性文物建筑比任何一个都多”，

“它的重建是建筑院院士舒舍夫负责，他的计划（规划）作了依照古代都市计划制度重建的准备——当然加上现代化的改善……在最卓越的历史文物建筑周围的空地将布置成为花园，以便取得文物建筑的景观，若干组的文物建筑群将被保留为国宝……”

“关于这城的新建筑样式，建筑师们很正确地拒绝了庸俗的‘市侩式’建筑，而采取了被称为‘地方性的拿破仑时代的’（这也是当时译名的局限，按穆欣的说法应为‘俄罗斯帝国式’建筑，因为它是该城原有建筑中最典型的样式……）”

……

“怎样建设‘中国的博物院’的北京城，上面引录的原则是正确的，让我们向诺夫哥罗德看齐，向舒舍夫学习。”

以上是梁思成、林徽因先生于年1月15日脱稿，曾在年4月出版的《新观察》第二卷第七、八期上刊载。

梁先生的原文足以说明：

1.“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

2.如何建设“中国的博物院”的北京城可以参考苏联功勋建筑大师舒舍夫（列宁墓的设计人）对诺夫哥罗德的规划设计中的正确原则。

综合以上非常明确的两点，足以澄清所谓梁先生主张“将北京城原封不动的作为‘新中国的博物馆’保存下来”的讹传。

并且十分凑巧的是：梁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年），应中国政府聘请到中国作建筑工程师部规划设计顾问的第一位专家，就是曾作为舒舍夫的助手的穆欣。

穆欣在听取我们汇报西安市第一稿总体规划方案及他亲自参与的杭州第一稿总体规划时，都向中方的领导介绍说：“在苏联，除莫斯科外还有两个城市直属‘部长会议’（相当于国务院），就是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他认为古都西安和杭州也应享受这种（直属中央）的待遇。

所以关于保持北京旧城规划特点（包括城墙、城楼和水系）和众多文物古迹的问题上（而不是将旧城原封不动，另建新城，因为梁先生从未有过这类的建议），穆欣都支持梁先生，并且在他第一次登上景山万春亭俯瞰北京全城时，辉煌的故宫建筑群被一片绿色的海洋包围着，灰色的民房都深藏于绿色掩映之中，形成强烈的对比。

向南望，笔直的中轴线上正阳门城楼巍然屹立，北面的钟鼓楼作为轴线的终点戛然而止，充分体现了五千年泱泱大国的无比气度……他在赞美之余，热情洋溢的对我们说：“我期待着东方的文艺复兴”。并且，辗转流传至今未加以澄清。

所以，虽然梁先生和年来华访问的苏联专家阿布西莫夫和巴兰尼可夫在关于北京的规划和中国未来的建筑风格问题上有争论，但年梁先生写《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认识上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要在如何体现“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问题上汲取了苏联对待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建设方面有益经验。

而年来华的苏联专家穆欣又正好曾为主持诺夫哥罗德规划建设的舒舍夫院士的助手，所以双方的认识上很多契合。忽略了这个变化过程，“断章取义”就会混淆视听，无论“褒”或“贬”都难免失实，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总结必须从全过程着眼”，“才能避免偏颇，因为事物和人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以上所举都是梁先生的原文和原意，公之于众以就正于不同观念和不同依据的同志。

来源：陶宗震新浪博客。营造学社编辑后刊登。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

请勿转载营造学社编辑整理刊登的文章，侵权必究。

中国营造学社

SocityforthStudyofChinsArchitctur

（“营造”二字取自宋代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一书）

国籍：中国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年2月

逝世日期：年

职责：营造、建筑、规划、美术

主要成就：中国首家建筑组织

代表作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代表人物：朱启钤、梁思成、罗哲文等

本公共号“营造学社”的两大使命：一是追忆前辈大师的荣光，二是品味今日无边的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