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世纪以来，中外考古的巨大进展为我们广泛深入地研究匈奴历史的各重要课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也以无可辩驳的实证为我们重新勾画出历史上匈奴帝国在扩张、掠夺和迁徙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通过研究分析匈奴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因素波及的地区和时间的前后关系，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描绘出匈奴民族的起源、匈奴帝国统治的疆域、她征服的领地和附属部族的范围，以及各个不同阶段随着国力的消长,其疆域的变迁、文化侵入和传播势头的由强至弱、直至最终被更强势的文化所融合、同化的线索。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分布;传播;匈奴;疆域;变迁

[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1--08

一个世纪以来，中外考古的巨大进展为我们广泛深入地研究匈奴历史的各重要课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也以无可辩驳的实证为我们重新勾画出历史上匈奴帝国在扩张、掠夺和迁徙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通过研究分析匈奴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因素波及的地区和时间的前后关系,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描绘出匈奴民族的起源、匈奴帝国统治的疆域、她征服的领地和附属部族的范围，以及各个不同阶段随着国力的消长，其疆域的变迁、文化侵入和传播势头的由强至弱、直至最终被更强势的文化所融合、同化的线索。在匈奴政权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从扩张到萎缩的规律十分明显，探讨这一规律，对研究整个北方民族不同时期文化的发展演变,并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地区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关系都将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一、先匈奴时期

文献记载，匈奴是被放逐北野的夏后氏之苗裔，也就是说匈奴是中原华夏民族的一支,司马迁写道“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1]于是把先秦北方诸族一于商、周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者，在宗周之季曰猃狁，入春秋后谓之戎、狄,战国以降曰胡、曰匈奴者一一列举,统统算作匈奴的前身。这些先秦北方民族的活动范围一般均限于阴山至陕西、山西、河北北部一带。今天看来，这种华夷一体的思想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中外考古的新材料已经证明匈奴人种的主体由北亚蒙古人种构成，与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诸戎狄是有区别的，很可能她在境外度过其童年时期,而后南下长城地带才逐渐壮大起来。匈奴之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史籍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自公元前3世纪匈奴崛起《史记》载“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1]三国指秦、赵、燕。匈奴与此三国接壤，以阴山一带为根据地，不时南下入侵，成为中原诸国北方边境的巨大威胁。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匈奴的活动主要在漠南长城沿线，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头曼单于置王庭于漠南，今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西北有头曼城，可见战国晚期匈奴的政治中心在阴山一带。至于四周的情况以及头曼被蒙恬击溃北徙的漠北单于庭，仅从文献我们一无所知。

考古发现目前被确认为早期匈奴文化的遗存在今内蒙古阴山南麓、河套地区分布比较集中，其中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伊金霍洛旗公苏壕、凉城县岬县窑子、饮牛沟墓葬、和林格尔范家窑子铜器群、乌盟兴和县沟里头墓葬时代可以早到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玉隆太、西沟畔、速机沟、瓦尔吐沟、土默特左旗水涧沟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属于战国中期，准格尔旗西沟畔M2、杭锦旗阿鲁柴登、东胜碾坊渠、伊金霍洛旗石灰沟、陕西神木纳林高兔铜器群属战国晚期，凉城县毛庆沟墓地年代从春秋晚期直至战国晚期。这些文化遗存地域不同,族群有异，但却具有鲜明的共同特征和浓郁的游牧特色，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南北向和东西向，流行单人仰身直肢，绝大部分无葬具。普遍流行殉牲的习俗，以马、牛、羊的头蹄为多，随葬随身使用的兵器、工具和装饰品，有青铜短剑、鹤嘴斧、刀、兽头形饰、鸟形饰、管状饰、连珠形饰，以动物纹饰牌最富有特色。晚期铁器增加，短剑、鹤嘴斧、牌饰均出现铁制品。陶罐肩饰弦纹和水波纹的特点也很突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秦汉时期匈奴墓葬一脉相传，匈奴文化的许多典型特征可以从中找到渊源，而与中原汉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匈奴民族的主体显然不是夏人后裔,如果说匈奴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有夏人或者华夏民族的成分参与则是可能的，凉城县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游牧与定居两种不同葬俗的同时存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上述地区已是匈奴文化分布的南部边缘，其地望大致与文献记载的林胡、楼烦、白羊王的部族集团相合，这些部族与匈奴的关系极为密切，后者在秦汉之际加入匈奴联盟，显然它们不属于匈奴主体民族，而是组成匈奴文化的重要别部。

从《史记》关于匈奴帝国之初北灭丁零诸国，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征服西域的记载来看，匈奴主体民族分布的地域只能在阴山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秦时头曼单于的北徙以及后来伊稱斜单于的又一次徙庭漠北（以后匈奴的政治中心一直在漠北），均说明匈奴在漠北很早就有着一个坚固的大后方，但限于当时人们认识和接触范围,史书对此却完全没有涉及。考古资料为我们展现了公元前5-3世纪从蒙古高原到外贝加尔广阔分布的石板墓文化与秦汉时期的匈奴文化的密切联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北起外贝加尔、南至大漠，西起杭爱山，东抵大兴安岭的广阔地区发现的石板墓文化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地面上有方形围墙，用竖置的石板砌筑墓室，随葬的陶罐肩部装饰水波纹和弦纹，青铜器的种类有短剑、刀、斧、镞、带扣、铜泡、管状饰、连珠形饰、长方形动物纹牌饰等，铁器也开始流行，有马衔、带扣、长方形牌饰等。这些特征在以后的漠北匈奴文化中都可以找到痕迹，甚至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地域范围大体一致，有着某些一脉相承的文化因素。正像有学者所认为的，它们与匈奴文化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它们很可能也是组成匈奴联盟的重要早期成员,[2]甚至其中某一支就是构成匈奴主体民族的先祖。近年，蒙古高原呼尼河畔早期匈奴帝国大型贵族石砌多室墓重新引起学者们研究的兴趣，它的年代相对较早，规模甚至远远超过了诺音乌拉匈奴王族墓葬,似乎为我们寻找匈奴主体文化的起源提供了一个珍贵的线索。以石头砌筑墓壁的特征代表了匈奴核心文化的最典型特征。[3]这类墓葬的最早形式在西部的图瓦地区的艾尔米雷格墓地、白达格Ⅱ号墓地和恰斯卡尔Ⅱ号墓地[4]有发现,时代或可早到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匈奴—萨尔马泰时期。林梅村先生认为图瓦可能是匈奴主体民族起源的方向。

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存在墓葬结构的某些差别,春秋战国时期漠南和漠北游牧文化遗存在葬俗和随葬品方面反映出明显的共性，这说明他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经济形态、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是十分接近的，他们之间密切的接触和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与融合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长期的交往以及游牧经济易于传播的特性造就了大漠南北地理单元整体的形成和文化的整合。匈奴民族是多源的，不同部族集团其文化面貌既有宏观上的共同性，又有地域间的差别，这正如司马迁所描述的“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这些游牧部族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序列、文化特征、分布区域,经过了初步的接触和组合，到战国中晚期，这些部族的北方式游牧文化面貌渐趋一致,逐渐形成庞大的匈奴部落联合体,形成了十分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正是这种共同性为后来匈奴联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种种迹象说明，前匈奴时期游牧人的活动领域也是十分广阔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但文化的同化进程却相当的快速,这是由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也许匈奴主体民族的族源起源于漠北，过着逐水草游牧的生活，因为地处遥远、力量弱小而不为中原人所知。只有当她南下占据阴山、鄂尔多斯的肥沃土地，与先进的农业文明发生接触，依靠阴山为根据地，以南部黄河流域足够的粮食来源为依托,她才最终能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被冠之以“匈奴”的强大联盟，而此时的匈奴文化已是一种融合了自身因素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以及中原汉文化某些因素的全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阴山确是匈奴文化的摇篮,只有这里具备多种文化交叉碰撞相互融合的条件。《汉书匈奴传》记载西汉元帝时郎中侯应的一段话“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1]这里是匈奴极盛时期冒顿单于的军事基地，也是其父头曼单于的政治中心，对于匈奴这样以战争和军事征服为职业的国家来说，军事中心就是政治中心,匈奴初期的幕南王廷很可能在阴山南北，从后来的情况看，或许当时在其大后方已经存在一个幕北王廷。

中国境内先匈奴遗址的发现对于匈奴文化起源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目前匈奴文化遗存中具有完整清楚的序列的唯一地区，它至少证实匈奴文化的发展壮大是在阴山、鄂尔多斯地区，这一地区构成匈奴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匈奴文化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一地区先匈奴文化对于探索匈奴文化的起源、匈奴主体文化的构成因素都是极具价值的。

随着匈奴民族的强盛，在匈奴帝国建立以前,先匈奴的活动范围已涉及北起外贝加尔，南至阴山以南、鄂尔多斯一带，西起杭爱山，东抵大兴安岭的广阔地区。他们不时南下，致使秦、赵、燕三国不得不筑长城以拒之,这时匈奴的南部边境随着双方力量的不断消长，在不断变化，长城沿线成为中国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到秦统一前，河南地（鄂尔多斯一带）仍是匈奴的势力范围。秦时，大将蒙恬收河南地匈奴被迫北徙。秦连接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修缮扩展为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战国晚期以后，阴山以南的匈奴文化遗址大为减少。

二、匈奴帝国时期

头曼单于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1]此时中国正值秦末农民起义，无力北顾，头曼之子冒顿单于杀父自立,于公元前年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军事性质的奴隶制政权。

从考古发现来看，匈奴帝国最强盛时的疆域，北及外贝加尔、米奴辛斯克盆地，南达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地区、陕北神木、山西朔州，西逾葱岭控制新疆地区西域诸国，东抵东外贝加尔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流域、鸭绿江一带。

匈奴帝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外蒙古全境、外贝加尔地区、图瓦地区、中国内蒙古、青海、陕西、山西北部、新疆地区均有发现。其中，以外贝加尔西南和蒙古中部、北部为中心,发现了大批等级高、随葬品丰富的典型匈奴大墓和诸多的普通墓，如呼尼河大墓[3]、诺音乌拉、达尔汗山、高勒毛都[3]、台布希乌拉、苏吉、伊里莫瓦、德列斯图依、切列姆霍夫、额尔金I号墓地、德尔利格、包尔布拉格等墓地，以及伊沃尔加、高瓦道布、特列勒金多尔布勒金、布尔黑多尔布勒金、巴颜一乌德勒等城址10余处，呼尼河畔、诺音乌拉墓地发现一些高级贵族墓葬可能包括匈奴单于的陵墓，漠北单于庭也很可能就在附近。而城址和居住遗址的连续发现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史书关于“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逐兽随草，居无常处”这一记载的绝对性。迄今为止发现的匈奴文化分布的最北部遗存是乌兰乌德附近的伊沃尔加古城和墓地,这是一座设防严密的集农业、手工业、军事于一体的边防城市。此外,在叶尼塞河畔发现规模宏大的阿巴干汉式宫殿遗址、恰克图附近的都列尼村定居遗址，其时代基本均在公元前2—公元1世纪，即以西汉中期单于庭北迁漠北以后最为集中，以呼尼河畔石砌大墓为代表的早期遗存也得到进一步认识。匈奴帝国时期的墓葬，其中一些特征如墓葬表面有石封丘,有的墓圹四壁围砌石块或有石棺,与当地青铜时代以来的石板墓传统具有一定的相似特征;有些因素则是整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如以马、牛、羊的头、蹄为殉牲，随葬动物纹的装饰品;而墓葬北向、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以马、牛、羊的头、蹄为殉牲、随葬以动物纹和几何纹铜带饰、透雕铜环、铜铃、环首铁刀、铁带扣以及水波纹的陶罐则与中国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相同;使用木质棺椁甚至髹漆彩绘的多重棺椁，有的墓地儿童用瓮棺葬、随葬汉代铜镜、漆器、丝绸、五铢钱等则完全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匈奴文化与汉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接触，尤其是早期遗存和高层贵族墓葬更为明显。国外考古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匈奴墓葬遗存之间的差别，因而划分为德列斯图依型和苏吉型两个类型和两个不同的时期。

在南部，中国境内黄河中游地区发现了一批相当于西汉至东汉初的匈奴帝国时期墓葬:准格尔旗西沟畔M4（西汉初）、长安客省庄MM4（汉武帝以前）、陕西铜川枣庙M25M4（西汉）、宁夏同心县倒墩子M4（西汉中晚期）、李家套子（东汉前期）M4等。有争议的辽宁西丰西岔沟M4墓葬也包含了大量匈奴文化因素,出土有典型的匈奴特色的随葬品,如透雕青铜牌饰、青铜小坠饰,时代在汉武帝至昭帝时期，不论其族属是匈奴抑或乌桓、鲜卑，都不可否认它受到匈奴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实鲜卑和乌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本来就从属于匈奴部族集团，已发现的鲜卑文化遗存中,如齐齐哈尔大道三家子墓地M4、吉林榆树老河深M4、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墓地M4、兴和县叭沟M4、察右后旗三道湾M4、二兰虎沟墓M4、赵家房村墓地M4等，来自匈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历史上他们的关系来看,这种影响也是必然的。

在新疆地区发现匈奴文化典型的石砌墓。在新疆巴里坤县M4、哈密M4发掘了属于西汉时期的匈奴墓葬，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M4为东汉前期匈奴墓应与匈奴向西域的扩张有关。罗布淖尔若羌米兰汉城堡遗迹附近曾发现匈奴鎏金铜鹿M4，巴里坤、木垒县（这一带原属月氏,西汉以后这里属匈奴右部）也发现匈奴青铜、饰牌等M4。

漠南匈奴文化特征与漠北匈奴文化有着十分突出的共性，同时，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的地域差别依然存在，说明匈奴联盟各部族的传统依然在延续。漠南匈奴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地面无任何建筑和标志，也少见石结构墓圹，仅在新疆、倒墩子和李家套子各发现一座石砌墓。随葬品之间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异。这种无地面标志和无葬具的墓葬在漠北早期遗存如呼尼河畔、伊沃尔加、德列斯图依墓地中也有发现,与石砌墓相伴出现。种种迹象都显示出漠北的匈奴文化尤其是早期阶段与鄂尔多斯有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反映出匈奴文化起源与漠南地区的联系。随着北迁之后,政治和生活重心的改变,当地原来的石砌墓的影响开始扩大。

总之，这一时期墓葬所表现出来的广大地域的文化面貌的共同性、一致性以及各地区之间差异性和独特性，充分反映了匈奴帝国极盛时期各部落联盟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归属感。但同时,在帝国的征服和各部落融合过程中，各地原有的传统文化因素仍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发展，从而展现出多元的、既相互认同又相互区别的文化特征。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有关情况是一致的。

匈奴帝国发展到极盛时，很快就衰落下去。在汉武帝数次战争的打击下，西域被汉朝控制，漠南和西部领土损失惨重。先是公元前年，匈奴浑邪王降汉，祁连山河西走廊成为汉的河西四郡,河套地区河南地被汉将卫青、霍去病夺取，汉置朔方郡，单于庭退出漠南。西汉中期以后，这里的考古发现都已是汉文化的特点,匈奴文化的影响范围已大大缩小。漠南匈奴遗存缺少城址和居址的发现，而蒙古和外贝加尔却多有发现,这与西汉中期匈奴帝国政治中心的北移有关。

匈奴政治中心彻底北移，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前60年，匈奴内部爆发了五单于争立的政治动乱，这次争夺的失败者郅支单于一度西迁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为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灭。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朝朝贡称臣纳质子，虽然在政治意义上成为汉朝的藩臣属国，但在领土和其他各种意义上仍保有独立的地位。

公元前8年，有人向尚书王根建议说“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语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1]。于是派人向匈奴乌珠留单于要求获得这块伸入汉朝张掖郡的土地，匈奴以“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为借口，[1]拒绝了汉朝要求，长城仍然是汉匈之间的分界线。但较之全盛时期的疆域已经在西、南部大为缩小。

三、南、北匈奴时期

公元48年，在内部夺权斗争中导致南北匈奴分裂,驻牧在匈奴南部辖南边八部的日逐王比率部归附汉朝，入居塞内。公元50年，汉助其设单于庭帐于五原（内蒙古包头市西）西部80里处，随后又迁居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不久，又迁至西河郡美稷县（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八部牧民分布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即今陇东、内蒙古河套、晋北、冀北长城沿线。与汉人错居杂处，逐渐同化，经济上仰赖汉的援助，政治上成为汉朝的一部分。内迁的匈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分解，南匈奴、屠各、卢水胡、铁弗匈奴等族支各不统属，氏族组织也大多解体，分别活动在今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和青海等地，有的还一度建立割据政权。

而北匈奴在灾害和饥荒的打击下，牲畜死亡，人口大量逃亡，内部斗争激烈。处于困境的北匈奴遭受到来自四方的邻人的夹击，南方的汉朝与南匈奴，北方的丁零，西边的乌孙，特别是在东边的鲜卑的巨大威胁下，最后在公元91年,北匈奴残余被迫向西迁徙至伊犁河流域从史书上看,直到桓帝元嘉元年（年），匈奴呼衍王一直在今新疆吐鲁番、巴里坤、哈密一带活动，北匈奴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史籍中是永兴元年（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省略号……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5]。此后史书中再没有关于呼衍王及其他北匈奴在这里活动的记载了。西迁后匈奴逐渐在中国史籍中失载，直到四世纪中期出现在西方史学著作中，称为Huns。中外学者已充分肯定其为匈奴后裔。这些匈奴人的后裔，不断进攻罗马、波斯，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欧洲民族的大迁移运动。

南北匈奴分裂于公元48年，但在考古学上很难准确地划分出来，尤其是北匈奴从分裂直到西迁之前的一段，并未离开其本土，文化特征上与前期相互衔接，很难骤然发生改变，几乎无法将其从匈奴文化中区分出来，只有当北匈奴离开故土，踏上西去的道路，与当地文化有较多的接触交流之后，文化面貌才可能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所能辨认的北匈奴遗存当是公元91年以后的。

年M·K·哈布杜里那和K·A·阿吉谢夫在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谢米列契地区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发现26座古墓璐，对其中的1座进行了发掘，编号M1，其时代为公元1—2世纪，应是西迁到此的北匈奴墓葬。

在我国新疆地区，自东向西一线也多有匈奴遗存发现。新疆哈密市东庙尔沟墓地发掘石砌墓9座，新疆巴里坤县南湾墓地发掘了上百座古墓，包括竖穴土坑墓和石砌墓两类,可能与西汉时期匈奴向西域的扩张有关,这里陆续发现的大量匈奴文物和青铜鍍说明匈奴人在此有过长期的活动。参考中国文献中北匈奴呼衍王部在巴里坤湖一带长期驻牧,直到桓帝元嘉元年（年）尚有记录,所以不排除这些遗存也可能有延续到北匈奴时期的。年，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共发掘20座东汉前期墓葬，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汉代匈奴接近，人骨含有欧洲人种特征。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多在公元前—公元年之间,参考出土规矩纹铜镜,年代大致在东汉前期。类似的墓葬在张掖、敦煌、巴里坤南湾和伊犁河谷亦多有发现。

学术界关于匈奴西迁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北匈奴遗址的发现已指明了新疆地区确为西迁路上必经的一站,而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匈奴墓的发现又把它与新疆巴里坤两地联系了起来,从西汉时期的巴里坤各遗址—东汉前期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公元2世纪前的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时间上前后相继，空间上自东向西，作为中间环节的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既保持了典型匈奴文化的石砌墓、波浪纹陶罐、殉牲习俗，又出现了与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相同的木担架葬具，旧的文化特征逐渐减少，新的文化因素逐渐增加的趋势开始出现,到下一站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时，这种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出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仿皮囊圜底陶器和带柄铜镜。这些新的考古材料证明了文献关于单于屏气蒙毡，遁走乌孙之地，以后又入康居的零星记载是可信的。

北匈奴西迁以后在新疆地区大约活动了六七十年,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葬俗的复杂性正是匈奴西迁过程中吸收融合当地文化因素的反映。约公元年前后，鲜卑檀石槐西击乌孙，北匈奴被迫西迁到康居。老弱不能走者留居龟兹北，后在这里建悅般国，这些留居新疆的匈奴后裔在三国时期仍在这里繁衍。康居所在地过去学术界争论不休，齐思和认为在阿姆河流域，肖之兴认为应在今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何震亚认为在巴尔喀什湖以西至咸海以北,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别里克塔什墓地的发掘证明了何震亚之说基本正确。从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Ml的发掘情况来看,北匈奴已经相当深地吸收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因素甚至埋葬习俗,说明北匈奴曾经在这里有过相当长时间的逗留,之后才在其他民族的驱逐下继续西进。在新疆地区已经多次发现了匈奴西迁过程中遗留下的铜鍍标本，一直延续到南俄草原到欧洲一线，这些铜鍍的发现又为探索匈奴西迁的后半段路线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一些学者已就此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

北匈奴在文化特征上较多地保持和继承了漠北匈奴墓葬的传统特征，但随着迁徙过程中与其他部族的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受当地土著文化影响,传统的因素正在逐渐削减。北匈奴墓葬墓上建筑封丘，有圆形封丘和方形封丘两种，大型墓葬一般多采用方形，普通墓葬多圆形，以及墓室壁下部用石块垒砌等都是漠北匈奴传统的墓葬形制。但匈奴帝国墓葬封丘一般都不高，北匈奴时期大中型墓葬受当地文化影响,封丘较为高大，建造方式也不同于前，用砾石、沙滩岩石和黄土分层垒砌。漠北匈奴墓一般都有棺椁葬具，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死者头向北;而北匈奴墓葬为合葬,死者头向南或西，仰身直肢,在葬具使用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疆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和别里克塔什I号墓地Ml采用木担架作葬具，系用纵横垂直交错的直径约5厘米的木杆做成的，宽0.8—1米。随葬品也明显融入了一些当地文化的典型器物，如带柄的铜镜、饰有仿皮囊接缝纹饰的陶器等。很明显,北匈奴文化中相对保留了较多的匈奴文化的传统特征，但已较前期大为减少,新的因素和地方特色正在逐渐加强。

南匈奴自入塞内附之后,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优厚待遇。同时，南匈奴人从入塞开始,逐渐从缘边诸郡深入内地，与汉人错居，自然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其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考古学上划分南匈奴文化遗存当以公元48年为准，以大漠南北地理为界把中国境内的所有匈奴遗存统统作为南匈奴是不恰当的[2]。这其中包含了公元48年之前居住和陆续归附汉朝的匈奴人及其后裔的遗存,哪些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南匈奴，哪些属于先前归附的匈奴，目前还很难分辨，这是将来的考古工作有待加强的地方。

目前大致可确认的南匈奴墓葬有以下一些:东胜市补洞沟（东汉中晚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东汉晚期）、神木大堡当、山西朔县部分汉墓（东汉）、西安北郊岗寨村（东汉中晚期）、包头市张龙圪旦、准格尔旗大饭铺墓葬等，这些墓葬在形制、埋葬礼仪和出土文物上几乎都与汉人墓无异,多为砖室墓，带斜坡墓道，墓向不固定，多有封土。一般为多人合葬，仰身直肢,随葬品汉化特征十分显著，有汉式陶罐、壶、熏炉、灶、房屋等明器,铜钱、漆器、装饰品等。具有草原民族特征的马具、腰饰牌、兵器等物品很少出土。据以判别其为匈奴墓葬的依据主要是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有近底部钻有小孔、肩部和腹部饰弦纹和波浪纹的典型匈奴陶器，以及墓内殉牲、体质特征区别于汉族等，青海大通上孙家寨Ml仅因发现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确定为北匈奴墓葬。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几乎很难把它们与一般汉墓区别开来。在南匈奴聚居的黄河中上游地区,近年发掘了大批汉墓，如内蒙古中南部汉墓，其中一少部分随葬匈奴文化特征的陶罐、胡人俑，并零星发现有殉牲马、牛、羊头蹄的习俗，很可能包含了部分汉化的匈奴民族的墓葬，但因为汉文化特征占据主导因素，已经无法辨认了。因此，北方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山西、青海等地汉墓中必定有一些是我们无法辨认或尚未辨认出来的南匈奴墓葬。显然,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其民族的整体意识已经瓦解，匈奴文化也失去了立足的基础，逐渐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压倒，其传统的特征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殆尽。

从考古资料来看，南匈奴的汉化程度是相当深的，无论葬俗还是体质特征，已基本上融入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中。尤其是匈奴上层集团汉化程度更深，基本上与同时期汉墓相同;而平民墓葬当中相对较多地保持了一些传统因素,如补洞沟发现的无葬具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是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时代以来匈奴别部的传统葬制。同时，汉化的程度也与不同族系入塞的时间、地点有关。匈奴入塞并不是一次完成的,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一直持续到西晋，又有多次反复，因而各部之间的汉化程度也不可能是相同的。还有的因靠近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而沾染了某些当地习俗。例如补洞沟出土的和某些陶器特点与同时期鲜卑文化近似。在匈奴强盛时期，鲜卑是匈奴附庸，随着北匈奴西迁，匈奴政权瓦解，鲜卑占领了匈奴故地，匈奴人十余万落并入鲜卑，皆自号鲜卑，鲜卑自此强大起来。匈奴与鲜卑原本就有很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文化特征，但前期是以匈奴为主体，对鲜卑文化造成影响，而东汉时期匈奴则成为被动的受体,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鲜卑文化的较大影响，直至完全鲜卑化。

匈奴南北分裂，是匈奴文化走向弱势的一个分界线，此后，匈奴文化逐渐从扩张到萎缩、从征服和压倒态势到被动接受影响，走向下坡路，直至被融合同化。曾经风云一时的帝国在邻人的围困中、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被迫逐渐西移，随着迁徙的过程中地方文化影响的不断渗透，北匈奴在文化内涵和人种成分上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异，传统文化的面目逐渐变得混杂,最终在欧亚草原消失了踪迹；而南下归附汉朝的部分则迅速融于汉文化当中，被很快同化，成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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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1月第37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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