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11日，恩维尔-霍查死去了，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是不屈服于任何一个企图向他施加权威和影响的桀骜不逊的人物，除了他衷心敬佩的斯大林。这是一个将自己国家牢牢封闭在自己思维里的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能和霍梅尼、卡扎菲这些另类并驾齐驱的狂人。这也是一个敢于以一个弹丸小国的地位和自己的保护人苏联的赫鲁晓夫翻脸，也敢于和中国的毛泽东翻脸的奇人。这是一个不顾一切敢于退出华约军事集团护佑的国家最高军事指挥者。这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总理和战友宣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怀疑一切理论”的实践者，他曾将自己几乎所有的游击队时期的老战友宣布为敌对分子、蜕变分子、某国利益的代言人而加以肉体消灭或苦役监禁。他也是统治阿尔巴尼亚长达四十年的元老政治家，使得这个巴尔干半岛的无名小国，成为欧洲的一盏明灯而享誉世界。我第一次见到霍查的照片，是在年的一本《人民画报》上，这是一张毛泽东与霍查握手的照片。照片上一个金发碧眼穿着乳白色西服的欧洲美男子与神采奕奕的毛泽东紧紧握手，霍查的脸上还流露出谦卑的笑容。这张照片是霍查年来华参加我党八大时，毛与他的合影。霍查一生只到过中国这一次。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怎麽这样帅气，简直就是电影演员，有点像美国影星保罗-纽曼。当然，这是后来看到纽曼的照片才感觉到的，当时只是觉得帅。可是帅气的面容一点也不影响他在行使政治权利时的冷酷无情。霍查是一个游击队员出身的领导人，在反对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从一个留学法国的中学生成长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说这符合20世纪强权领导人成长的历程和规律。他和自己的战友谢胡在南斯拉夫以及苏联的帮助下，赶走了阿尔巴尼亚的封建国王，建立了共和国。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因为阿尔巴尼亚坚决支持我国，当时称为“两个支持”：一个是对文革政策的支持，一个是对恢复我国联大席位的支持。所以被视为我们唯一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左派。因此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得以在中国放映，其中主要的就是反法西斯的片子,如《宁死不屈》、《海岸风雷》、《战斗的早晨》、《第八个是铜像》等等，每个电影中，游击队的接头暗号永远是：“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我们儿童时代的游戏中好人的接头暗号就是这句话，可见它的影响力有多深广。而霍查就是这支游击队的司令和政委。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十分落后，据说五十年代，那里的人民如厕之后是没有手纸擦屁股的，而是用树叶子。他们的第一个卫生纸制造厂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在上世纪年以前，苏联为了在亚德里亚海找到出海口，一直对阿尔巴尼亚给予全面援助。后来因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又对中国出言不逊，霍查仗义执言，反对这样做。于是赫鲁晓夫先是停止一切援助，再就是用代理人准备推翻霍查，这样苏阿彻底闹翻。于是中国就成了阿唯一的支援者和救世主。在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年，一共给予了阿亿以上美元的各类经济、军事援助。小到香烟、火柴，大到飞机、坦克。甚至连霍查抽得香烟也是中国特供的中华牌，所以霍查总是说：“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抽天安门香烟，我也抽天安门香烟（指中华牌）。”中阿出现分歧就是霍查不同意中美改善关系，不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反美统一战线理论。霍查认为这是利用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这就是列宁讲的机会主义。于是，毛主席很不高兴，有一次在一个内部谈话中，当有人提到霍查如何如何时，毛马上说：“他是左派啊，我是右派啊！”。但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正面和阿尔巴尼亚进行交锋，只是毛逝世以后，邓小平在重新主政，在年果断停止了对阿无底洞式的援助，甩掉了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包袱。7年后霍查就死去了，再后来苏东事变，阿国改旗易帜，中阿关系开始解冻，又恢复了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我们这一辈人对阿尔巴尼亚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最著名的就是有一封毛主席写给恩威尔-霍查的，祝贺阿劳动党五大的贺信，这是当时热络的中阿关系的真实写照，其中引用了唐朝诗人王勃的一句诗，唱响全国：“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在文革时是个异数。因为当时所有的古典诗词都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扫进历史垃圾堆，只有这句话因为比喻中阿友谊，所以成为文革时代流行语。这个贺信中的有些句子我至今还记得，如：“中阿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的战斗友谊是经历过疾风暴雨的考验，我们和你们彼此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阿尔巴尼亚永远是一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等等。周恩来总理为了表示对中阿的友好关系的特殊重视，还在年出访亚非14国时，特地选在地拉那过了新年。那时“地拉那—北京”是中阿友谊必呼的口号，北京还专门成立了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作为人民公社对外展示的橱窗。文革最烈的年、年，阿尔巴尼亚当时的第二把手，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曾两次前来中国，都是周总理全程陪访，要啥给啥。到上海时，都是全城出动夹道欢迎。阿尔巴尼亚的红底黑色的双头鹰国旗和我们的五星红旗，几乎把上海全城变成红色海洋。那时，在位于福州路河南路的市革会大礼堂举行欢迎报告会，由于欢迎人群失控，致使周总理和外宾的车无法进入会场，只得徒步走到会场，结果受到周恩来的批评。王洪文为此还把负责安保的陈阿大臭骂一顿。上海举行的欢迎谢胡的宴会上，上菜的服务员，每个人都还带上一个“造反派”的臂章，这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滑稽。年武汉发生大武斗，平息之后毛主席还专门请正在中国访问的谢胡去那里看看文革的形势。可以看出当时霍查他们对中国文革的赞赏和支持是多么的热烈和诚心。可是，后来成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和总统的阿里雅，把这一切归结于当时阿尔巴尼亚需要中国的援助，而不得已“屈辱地”支持中国当时的激进政策，现在想来说这些话真是无耻，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记得中国当年红极一时的红卫兵组织也曾组团出访过阿尔巴尼亚，这可能是红卫兵组织唯一的一次出访外事活动，当时的团长是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我在小时候也在上海接待过阿尔巴尼亚的外宾。那时年，阿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巴卢库，率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到上海，来上海期间参观徐汇区少年宫，也就是现在高安路18弄到底的一幢花园洋房，原来是荣德生的别墅。我当时是徐汇区少年宫朗诵组的小演员，为外宾们演出了一个小节目《火车向着韶山跑》，演出之后外宾还和我握手并拍拍我的脸蛋。后来得知巴卢库回国之后不久，就被作为中国间谍处死了，这就是阿国当时国内的所谓路线斗争。阿尔巴尼亚对于中国军事和物质的索求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全国所有军事堡垒的水泥全是中国援助，全国所有电线杆子中国援助，几乎所有码头、医院、电站、钢铁厂全是中国援助的。为了给阿尔巴尼亚运输援助物品，中阿两国还专门在上海成立了中阿轮船海运有限公司，它同中国和波兰的中波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一起，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家中外合资公司之一，这可是在年我国合资企业法出台之前就成立的合资公司。当时负责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曾经问过谢胡：“你们要了我们这么多东西，考虑什么时候还我们？”，谢胡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弟弟问哥哥要东西还要考虑还？”，李先念一时无语。阿尔巴尼亚不仅要我们的援助，还要赚我们的钱，他们生产的劣质香烟和花布一定要卖给我们。那时我们的市场上所有香烟要凭票供应，只要一种白色底纹上面有一个人骑在马上的铜像（据说这个人是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硬壳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可以不凭票敞开供应，只有1角多钱一包，可是由于是适合欧洲人的混合型香烟，连农村里的老烟鬼都不抽，霍查自己还抽红中华。但是销售阿尔巴尼亚香烟支援世界革命的援外政治任务，老百姓就得买，就得抽，这是政治烟、国际主义烟、是革命烟。说到阿国的花布更是了得，都是些适合欧洲人审美情趣的大花型，只能适合做女性的裙子，当时国内革命气氛高涨，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军装、人民装，都是裤子，哪有裙子？于是，只好让老百姓买回去做被面子。可是老百姓哪有那么多被面子可做，这需要花当时宝贵的布票的，再说中国人向来习惯使用绸缎做被面，而用花布做被面又只能让让农村的中国人民做了一回世界革命的贡献。当时只要我们国家国庆、大喜事、国丧、巨大灾害，各个国家都要来贺电、唁电、慰问电，并在报纸上登载。阿尔巴尼亚总是在排列在第一位，以示重视。70年代初之后，朝鲜就逐渐排在第一位了。年以后就不大有阿尔巴尼亚的新闻了，两国几乎断绝了除外交关系之外的所有关系。霍查还写文章指名攻击曾经对他施以援手并有巨大恩情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甚至连中国驻阿国的大使、翻译也被其称为阿尔巴尼亚的“敌人”。以后阿尔巴尼亚传来的消息都很负面：先是，谢胡自杀，说是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身份败露；再是，85年霍查逝世，阿里雅上台。再后来苏东事变阿尔巴尼亚发生难民潮，然后阿里雅下台，霍查的坟墓被扒掉，霍查夫人受审，阿劳动党解散。再后来阿新的社会党总统贝利沙来华访问，中阿关系解冻，阿尔巴尼亚的很多老影片又在中国复映。

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曾经有过的火热的关系，可以说在世界外交史上是不多的。我相信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是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道义，给予阿最真诚的支援和无私的帮助，甚至在自己人民都不能温饱的情况下，向一个远在万里之外上的欧洲小国慷慨解囊，可是国家关系毕竟要有度，要理智和现实。无论如何这个欧洲小国是这样地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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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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