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阅读活动中，“自控力”对阅读注意力的控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的活动中，我自己就无数次地要和“阅读走神”现象做抗争，我们常说的眼睛看着书上的方块字，但思想却不知跑到哪个“爪哇国”去了。我自己在读一些高深一点的理论书时，这种阅读注意力集中不了5分钟的情形不知出现过多少次，我也一直想寻找一个“灵丹妙药”来增强我在阅读艰深的理论书时的“自控力”。

有几个让我十分敬佩的前辈老师他们的阅读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作为中国文艺学学科有影响力的带头人、北师大文艺理论研究中心的童庆炳教授在年这个中国文艺界、教育界最混乱、最失控的年代，他去了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大学，他在别人打内战的时候远在国外一边教“汉语”一边读了很多马列的书。等到文革结束，重新恢复教育秩序和学术秩序时，他比别人更多了一些饱学马列经典书的机会和时间。无独有偶，湖南师大、从事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杨安仑教授在“文革”最动荡时期就没有童庆炳教授那么幸运了，他没有出国“避乱”的机会，更没有“教书、读书、写书”的资格了，但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当起了“逍遥派”。他对“造反派”说：你们不让我读书、教书，但马列的书我总可读吧？于是在“文革”最乱的年代、别人都忙于斗走资派时，他读完了《马恩全集》40卷。读完了“马恩全集”，他又对“造反派”说：《马恩全集》读完了，中国24史总可以读吧？于是在读完了40卷的马恩全集后，他又把中国24史读完了。于是当文革结束，教育秩序、学术规范恢复正常时，杨安仑教授用读完马恩全集40卷、中国24史的“经史资源”来做“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学术基础，他能比别人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更多的数量来展示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的成果。童庆炳、杨安仑教授的事业理想和职业目标并不因为“文革动乱”而丧失，远大的读书人的理想和工作目标催生了他们宏远的、高层的阅读计划和阅读行为的控制力，在人生最低潮、最艰难的时候仍然能以一个读书人的强大的“自控力”来完成自己的“专业阅读”行为。

以上是人的生活理想和人生目标促成“阅读自控力”形成的案例。人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影响“阅读自控力”也应该注意。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劳承万教授的传奇经历值得研究。作为师从国内著名的康德哲学、美学研究专家魏卓明先生的弟子，劳承万教授在年遭遇到人生的重大挫折：一个华中师大的高才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湖北恩施去当一名函授教师。为了拯救自己的身心，劳承万天天跑步锻炼、洗冷水澡、坚持去啃被当作“天书”的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康德的哲学、美学著作。他天天跑步、洗冷水澡的习惯坚持到今天已有50多年了，他对自己的研究生说：“没有一个好身体，你读康德、读马克思，一页都读不下去，你读一页头就晕。”如今80多岁的劳承万教授正开启了自己“人生第二春”，他仍像年轻人一样，天天读书、天天写作，克服了许多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几十年来陆续出版发行几十万册的《审美中介论》《审美的文化选择》，还有在年获国家的图书奖、广东社科奖的《中国诗学道器论》。劳承万教授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们用强壮的心理和生理的意志力去读文科类最难读的书，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用旁人很难理解、但却是很有概括性的“阅读自控力”来贯穿自己处在逆境时的阅读与写作，成就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辉煌和人生的学术楷模。在他的身上，我确实看到理想的精神、生理的意志对人一生读写活动的影响。

从写日记开始到读最难读的理论书，人确实需要培育一种“读写自控力”来控制自己的读写活动。在今天网络时代，如何坚持分辨网络上不良信息；如何选择对自己成长有用的信息，并通过利用有道云笔记等新读写平台来开展新读写活动，人的“自控力培养”和实施更是一个值得大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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