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照片

东黎

一地纸

一天早晨，天刚放亮，一群人来到我家，他们破门而入，门被踹坏了。

我们一家还没起床，被来人呵斥着从炕上下到地上，没来得及穿衣服，都只穿着裤衩背心。

他们一进屋就翻箱倒柜。翻箱倒柜的人里有一个孙叔叔我认识，以前他爱养热带鱼，这爱好和父亲一样，他们经常一起讨论热带鱼的养法。有鱼生小鱼的时候，他们曾彻夜守在鱼缸前，看一条条小鱼诞生。父亲曾给过他很多条刚出生的小鱼，有孔雀、黑玛丽、红剑、神仙……

小四合院的街门

孙叔叔把我和弟弟从屋里揪到院里，他的手很大，有劲，揪得我胳膊很疼。

我说：孙叔叔。

孙叔叔看了我一眼，眼神很陌生，不认识我一样。

我和弟弟站在院里，不由得都用手抱着肩，我们感到了秋天的寒意。

邻居的玻璃窗上有人脸映出，它们隔着玻璃在看我和弟弟。刘奶奶的脸太靠近玻璃了，鼻子压迫在玻璃上，扁了，让她的脸变形，好像她不是刘奶奶。

一群人在屋里翻了一通，有人从屋里出来，手里提着抱着一些东西，出了院子。父亲和母亲也被几个人拉拽着出了屋，这时他们已穿了衣服，不过母亲的衣扣没系对，错位了，两片衣襟一高一低。她的头发有些散乱，有一大撮耷拉在脸前，挡了一只眼。他们被拉拽着走，临出院，母亲回了一下头，看着我和弟弟

母亲说：照顾好弟弟！

然后，父亲和母亲就随着那群人从院里消失了。

父亲、母亲、我和弟弟

再回头，发现我家的两扇房门上糊了一张盖着红章的纸条。

我和弟弟想进屋，却觉得那纸条有一种无形的威力，不敢轻易动它。好在发现踹坏的一扇门下有几块木板掉下来了，门上有了洞。我和弟弟就从门洞钻进屋里。从洞里钻进屋里的感觉很异样，挺好玩，我就和弟弟又从洞里钻出屋外，再从屋外钻进屋里，这样反复了好多次，意犹未尽。

屋里一片狼藉，炕上乱堆着被褥和衣服。地上到处是纸。

抄家后，屋里最多的就是纸。平时我没觉得我们家有什么纸，现在它们却到处都是。

大部分纸是我捡的传单，散了一地。

父亲和母亲去住“学习班”了。

住“学习班”的人都有问题。

住了“学习班”的人不能回家。

家里就剩下我和弟弟。

像女特务的母亲

消瘦的父亲

乔奶奶不见了。

大人们说她被撵到农村去了。

我趴在她家的玻璃窗上向屋里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墙，什么都没有，那一长溜朱红色的柜子也没有了。一股潮霉味透过玻璃被我闻到。乔奶奶是在我毫无察觉时不见的，她走时，我可能正在西门刮砖。

刘奶奶说：她是黑五类，必须撵到农村去。

乔奶奶留给我最后的记忆就是防空洞。

父亲和母亲的突然消失曾给我带来了恐慌。

一天晚上，我和弟弟在炕上睡觉，睡到半夜，突然被一种声音吵醒了。

我睁开眼，看到一束月光从窗外照到屋里，照在大木箱上。一切应该是静止不动的，我却看到大木箱上有个东西在动，声音也是从它动的地方发出来的，是一种撕扯什么东西的声音。我定睛一看，月光里，动的东西是一只白色的大猫，它正用爪子狂乱地撕扯着大木箱上的鸟笼。鸟笼里的麻雀在扑腾。鸟笼是用高粱杆扎成的，里面养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不怎么让人喜欢，拿在手里，总爱用尖尖的嘴啄人，啄住一点儿肉，拧一下。但这只麻雀毕竟是我从五月份养起的，从学飞鸟养成大麻雀。我抖着胆子，对猫呵斥了一声，猫停止了动作，回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放射出幽绿的光芒。它就看了我一眼，收敛了那幽绿的光芒，就又回头继续撕扯鸟笼。

我的呵斥声把身边的弟弟吓醒了。

弟弟说：姐，怎么了？

我说：猫……要吃麻雀。

弟弟一下子就哭了。

弟弟说：姐，不能让猫吃麻雀。

我也不想让猫吃麻雀，但我不知怎么救麻雀。此一刻，我真希望父亲在身旁。有一次过年家里大扫除，有一只大老鼠从一个角落里蹿出来，父亲就一巴掌拍过去，把老鼠拍得血肉横飞。在黑暗的屋子里，在那一束月光下，那只猫在我眼里变得异常可怕，完全就是个狰狞的怪物。我又呵斥了它一声，它理都不理我，只在嘴里发出一声“嗷——！”的瘆人的嚎叫。弟弟吓得抱住我，我也吓得抱住弟弟，我感觉到弟弟的身体在抖，我的身体也在抖。大白猫已把鸟笼撕扯得变形了，歪歪扭扭，有高粱杆被扯断，支棱着。麻雀在鸟笼里扑腾得越厉害了，却不叫，像哑巴。我的手在身边乱摸，摸到一件衣服。我把衣服朝大白猫扔去，衣服变成一片布，没飞多远，就落地了。我又摸，摸到一个枕头，拎起它，又向大白猫扔去，枕头太沉了，噗地落在炕沿边，离大木箱更远。我摸到了扫炕的小笤帚，它有把，好掌握，扔出去，直奔大白猫而去，但大白猫在它飞到头顶时，把头向下缩了一下，小笤帚就落到大木箱外面去了。我不禁哭了起来，泪眼朦胧中，看着大白猫把鸟笼撕扯得四分五裂，然后一爪把麻雀从笼里勾出来，叼在嘴里。麻雀这时发出一阵嘶哑的叫声，一只翅膀在大白猫的嘴边炸开着，不断扇动。大白猫从喉咙里发出一串呜噜声，它又用幽绿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身手敏捷地跳下大木箱，消失在黑暗了。我听到它从房门下的门洞里走了。

二舅、我和弟弟

我和弟弟每天就从门洞里钻进钻出。

白天，我得去上学。上学前，我得像母亲上班时一样，得先绕到后街，把弟弟送到幼儿园。他在那里度过白天，傍晚时，我再去把他接回家来。他是日托幼儿。父亲母亲在家时，每天送弟弟去幼儿园都是件让他们头疼的事，不知道弟弟在幼儿园里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使他非常不愿意去幼儿园。每次去，他都又哭又闹，又踢又咬，像个小野兽。一次，父亲不得不把他用一根绳子绑了，才送到幼儿园。但我送弟弟不费事，我让他走，他就走，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走得很快。一次，到了幼儿园门口，我才发现他脚上少了一只鞋，鞋掉在半路上了，他没敢吭气。我很生气地返回去，去找鞋。那天我上学迟到过了

有一天，弟弟突然不乖，说什么也不去幼儿园在院里扭来扭去，半蹲着身体，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我急了，打了他一耳光。他大哭起来，两条腿在地上乱蹬。

智大娘从东屋里出来。

智大娘说：让他在院里玩吧。我看着。

弟弟在院里独自玩了半天，就不想玩了，非要跟着我去学校。下午，我只好把他带到学校。我上课，就让弟弟呆在教室门口，叮嘱他不可以淘气，不可以大声地乱喊乱叫。一节课，弟弟在教室门口无声无息。下课后，我看到弟弟在教室门口的土地上用一个小木棍抠了一个圆圆的小土坑。李老师从教室里出来，她看了一眼弟弟，什么也没说。我把弟弟抠的土又填到坑里。再上课，李老师经过弟弟身边，弯了一下腰，她牵起弟弟的一只手，领着他进了教室。李老师把弟弟安排在教室后面的一个空座位上，还给了他一支铅笔，一张纸。一节课，弟弟在教室后面无声无息。下课后，我看到弟弟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一片乱七八糟的画。

我和弟弟

我唯一会做的饭是熬小米粥。在锅里放水，水开了，下米，米在开水里煮一阵，粥就好了。

我家有个玻璃罐子，里面放着白糖。白糖凭票供应，一段时日玻璃罐里有白糖，一段时日没有。父亲和母亲在家时，玻璃罐里的白糖是不允许我和弟弟随便吃的，只有过节的时候，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只有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才会被奖励吃一小勺，两小勺。现在，父亲和母亲不在家了，看着玻璃罐里的白糖，我和弟弟很高兴。

天还不太冷，火炉在门外的小厨房里。

我是个对火炉很感兴趣的孩子，喜欢观察炉火兴旺或平和的燃烧状态。即使父亲母亲在家时，火炉也常常被我管理，什么时候填煤，什么时候封火，我明白得很。父亲母亲不在家后，我仍然把火炉管理得很好，没让它灭。于是，连续几天，每一顿饭我就在火炉上熬小米粥。熬好了，盛两碗，摆着大木箱上，再把大玻璃罐子摆在两碗之间。我和弟弟面对面坐着，一人手里拿着一把小勺，眼神都盯着玻璃罐里的白糖，它有半罐子。我掀开罐盖。弟弟马上站起身，飞快地挖了一勺白糖，放进粥里，搅了搅。我也挖了一勺，放进粥里，搅了搅。弟弟喝了一口粥。

弟弟说：姐，不甜。我想再放一勺。

我喝了一口粥，是不太甜。

我点了点头。

弟弟又挖了一勺白糖。

我也挖了一勺白糖。

弟弟又笑着挖了一勺白糖。

我也笑着又挖了一勺白糖。

好几天，我和弟弟喝着很甜的粥，很开心。

我没料到，罐子里的白糖很不经吃，没几天就吃完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弟弟就只能喝白粥。

对着一碗粥，弟弟一脸委屈。

弟弟说：姐，我想喝甜粥。

我说：没有白糖了。

弟弟说：我不想喝白粥。

我说：我也不想喝白粥。

弟弟说：我不喝白粥。

我说：不喝白粥你就饿着。

弟弟瘪了瘪嘴，一副想哭的样子。

我说：哭也没用。

弟弟说：那……我想吃菜。吃妈妈炒的菜。

弟弟的话提醒了我，也让我兴致勃勃起来。我在橱柜里翻了翻，翻出几个土豆。于是我决定炒一个土豆丝。

我把土豆洗干净，本想削皮，但土豆都发蔫了，用硕大的菜刀削皮我力不从心，索性不削了。刘奶奶炒土豆丝从不削皮。我回忆了一下母亲炒土豆丝的情景，就先把土豆切片。仅仅是切土豆片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怎么也切不薄，老是厚厚的，但好歹算片。之后，再把片切丝。丝就更难切了，一刀一刀切出来，不像丝，像条，就算丝吧。

土豆丝切好了。接下来该炒土豆丝了。我把炒锅放在火炉上。在我印象里，炒菜得先放油，再放其它的东西。我在锅里倒了一点儿豆油。油马上就热了，泛过一层黄沫后冒起烟来。油一冒烟，我就慌了，脑子里猛地就乱了，想不起油热了之后该放什么。我慌忙打开橱柜，看到里面有酱油、醋、咸盐、花椒、大料、粉面……瓶瓶罐罐一堆，一下子拥在眼前，真不知该用它们哪个！烟冒得越来越浓，像要着火一般。我急中生智，随手从一个罐子里抓了一把盐，扔到油锅里。那盐是海盐，一颗一颗像石子。石子样的海盐遭遇热油发生的事情是我没想到的，它们立刻在热油里爆炸起来，叭叭响，炸开了，带着油渍四处蹦溅，有的蹦到我的手上，脸上，很烫。一瞬间，我看见我的手背上有了几个肥肥的水泡，它们让我感到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站在我身后的弟弟大哭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是被吓着了，还是被烫着了。我吓得拉着长音地“啊——”着，站着不动，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和平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朝我跑来，一边跑，一边脱上衣。他把我和弟弟推到一边，临进厨房，他半蹲下身体，把上衣顶在头上。他进了厨房，拿起一个锅盖，将它盖在锅上，然后举着两手，把锅从炉火上端了下来。放到地上的锅还响了好一阵儿，才逐渐平息下来。

和平比我大一岁。他是男孩。

男孩就是比女孩勇敢。

后来，土豆丝是和平帮我炒的。

和平还帮我在手上的水泡上涂了一层酱。涂了酱的水泡不怎么疼了。

弟弟不用涂酱，他没被烫到。他是被吓哭的。

和平说：炒土豆丝不能先放盐，得先放花椒，放葱花，放土豆丝，再放盐。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炒土豆丝。

土豆吃完了。

我决定带着弟弟去找父亲和母亲。

旧居现在是村委会

母亲的故事

母亲照着挂在墙上的镜子用一把小镊子拔头上的白头发。她只能看得见前面的白头发，也就只能独自拔掉前面的白头发。拔了几次，前面就没有白头发了。母亲拔白头发时很耐心，一根白发混在很多的黑发了，得仔细辨别，光线不能太暗，也不能太亮，暗了，基本上看不到白发，亮了，白发也被晃成了黑发。为了把一根细细的白发从众多的黑发里先剔出来，母亲的两只胳膊会长时间地悬架着，一动不动，只有拿着镊子的几根手指在小心翼翼地动，好不容易揪住了一根白发，揪下来，一看，才发现它是一根黑发，这让她很懊恼。这个时候，我最好不要出现在她面前，那样会被她随便找个理由骂一顿。母亲让我为她拔过白发，就拔了一次，她就不再用我了。因为我给她拔掉一根白发，通常会连带着拔掉几根根黑发。

母亲采药的时候，发现在一条沟里长着一棵皂角树。入秋时，树上大豆角样的皂角就由青变紫了。那树很高大，母亲不会爬树，她让我爬上树，去摘皂角。我在树上蹿来蹿去，把摘到的皂角从树上扔下，母亲忙不迭地在地上捡着，捡了一大筐。有的皂角长在细干的枝头，我去够探，吓得树下的母亲一个劲地摆手。

母亲说：够用了！不摘了！你小心摔下来！我看着你头晕，腿软。

母亲急得好像快哭了。

我下了树。

母亲说：你在树上就像个猴子，哪有一点儿女孩子的样子！

我说：我要是像女孩子，能给你摘到皂角吗？

我抬头看了看几个残留在枝头的皂角，心里有了主意，哪一天，母亲不在眼前的时候，我会再次爬上树，把它们通通摘了。

母亲用皂角洗头。她把皂角在水里煮了，水呈褐色。

母亲说：皂角有养发染发的功效。

母亲用皂角水洗了头，又按着我的头给我洗了头。皂角水洗过的头发很光滑，摸着有丝绸感，仅此而已。母亲的头上还有白发，在脑后，她看不见，我不告诉她。

看不见白发的母亲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微笑。

母亲是个天生爱美的人。

母亲很漂亮，比电影里的女特务漂亮多了。她与二姨的漂亮不同，二姨皮肤白皙，单眼皮，唇红齿白，是个冷美人。而母亲的皮肤不白，双眼皮，嘴唇稍后厚，这让她显得人很温柔。母亲天生有点大舌头，这让她在东北伪满时期上学时很痛苦。那时上学，除了说中国话，还得说日本话。母亲觉得日本话很难说，好多发音得缩舌头，语速快，音节短促，嘀哩啵嘞地说。母亲说不上来，说了也不连贯，遭同学们嘲笑，所以每天上学就成了她最发愁的事。她总编各种各样的理由，让去上学的二姨给她请假，最常用的理由是肚子疼和头痛。这样，母亲一年级就上了三年。第四年头上，母亲的个头比同学们高了一肩膀，走在放学的队伍里，像羊群里的一头骆驼，或鹤立鸡群。母亲为上学哭泣。外婆说，好了好了，不用去上学了！一个女孩子，为上学就这么受苦，不值得！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每人都有自己的路。人生是什么？是找乐的过程，谁也不愿意找苦。母亲就不上学了，但她已认识很多字，可以读书写字。母亲是老大，她的下面还有很多弟妹，不上学后，她就帮着外婆带弟妹。带着弟妹到处玩，母亲身心愉快，让她十六岁就长成个大姑娘，而且是个极漂亮的大姑娘。一天她带着四姨在街上闲逛时，被一个男人跟了好几条街，她走哪，他跟哪，把她跟毛了，抱起四姨，匆匆地跑回了家。哎呀妈呀，吓死我了！过了几天，有媒人上门来，来给母亲提亲，说是一个富商看上了母亲，想娶她做小。那富商就是那天在街上跟踪母亲的男人。外婆一口回绝了媒人。外婆认为，女孩再怎么也不能给人做小。母亲脾气绵软，几乎没脾气，连弟妹们也敢欺负她，这是外婆很不放心的地方。外婆对母亲的婚事自有主张，放出了话，她要给母亲找个性情温和的女婿，最好婆婆的性情也温和。这时，父亲走进了母亲的视野，他比母亲大两岁。媒人带着父亲走进外婆家，一眼就被外婆相中了。父亲那时是伪满警察，戴着大盖帽，白手套，穿着一套草黄色的呢子警服，黑色的大马靴，腰扎皮带，身体一侧的皮带上斜挎着一把刀，另一侧系挂着一个手铐和一团绳子。他刚理过发，帽子下露出一片青黑的发茬儿。问了家境，外婆就决定把母亲嫁给父亲了。父亲从小没有父母，是四个姐姐把他带大的。就一个弟弟，四个姐姐带大他不容易，她们还想让弟弟有出息，就供他读书，从村里到镇里读书，三十里路。为了学费，姐姐们起早贪黑地编草包。仍然供不起，大姐就把自己嫁给了一个死了老婆的小买卖人，给小买卖人的五个孩子做继母，讲好条件，起码供弟弟念完高小。那小买卖人就是我的大姑父。大姑父没有食言，手紧手地抠出给小舅子的学费。父亲说他上学时很苦，东北啊！冬天了，没有鞋穿，光脚穿着姐姐们编的草鞋。下雪了，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每一脚踏到雪里，就像踩进了冰窟窿了，几十里的放学路，走着走着脚就麻木了。看见一泡牛刚拉的屎，赶快跑过去，把脚踩进牛粪里，感觉暖和了许多。父亲上学晚，高小毕业时快十八岁了。那时天下不太平，征兵抓丁。大姑父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就得上战场，枪子长眼吗？高小毕业，好歹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听大姑父的建议，父亲报考了伪满警察，考上了，成了伪满警察，不到一年时间。外婆认为当警察好，什么世道不需要警察？警察是个惩恶扬善的职业，警察是个守家守业的职业。只有四个姐姐好，进门没婆婆，会少受气。婆媳是一对天生的冤家，普天之下，有多少婆媳睁开眼就斗，谁都想把对方趴。那种斗争没完没了。有人根本不是对手，只有受气的份。婚事定了，外婆把父亲拉近前，又从上到下仔细地看了看，轻轻地叹了口气，外婆唯一不满意父亲的地方是他的耳垂太小了，尖尖的一点。外婆认为耳垂尖小的人，一生没靠。他靠谁？小小的就没父母了。其实，靠谁也不如靠自己。长长的日子，更多的时候是靠自己。人都有命，命里二两，求不来半斤。让外婆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婆婆，四个大姑子竟相当于四个婆婆。按规矩，媳妇进门，首先就得负责做全家人的饭。劳累了很多年，弟弟娶了媳妇，四个姐姐终于感觉可以喘口气歇歇了。于是她们集体坐在热炕头上，盯着母亲做饭。母亲没出嫁前，根本就没做过饭，她甚至不会生火，好不容易点着火了，又不会匀力地拉那个庞大的木制风箱，拉得断断续续，灶膛里的火吹不着，吹得都是烟，烟漫屋子，呛得所有人都咳嗽。做饭的锅有三尺的直径，焖高粱米饭，熬猪肉炖粉条，锅边转圈贴十几个玉米面饼子……每一种饭的制作对十六岁的母亲而言都是陌生艰难的。一次，高粱米饭焖糊了，巴了锅底，母亲就用铲子铲，铲不动，就用斧子去敲，结果把锅敲破了，漏了。这让她害怕，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再做饭时，她先用一块面糊了那破口子。饭做好了，是一锅完全糊了的饭。几个姐姐对弟媳妇很不满意，她们一直觉得凭弟弟的条件，可以找个更好的更称心的老婆。父亲说，她很漂亮。姐姐们说，漂亮顶什么用？中看不中用！晚上躺在被窝里，母亲为白天受的气哭泣。父亲就安慰她，日子会熬出头的，等姐姐们都嫁人了，我们就过自己的日子。

年轻的父亲和母亲没等到自己过日子的那天。

日本人投降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争发生了。在一座城市，今天你占领，明天他占领，睡一觉醒来，看到街上到处都是穿着黄棉衣的兵，两方的兵好像穿的差不多，得问问，今天是共产党打进来了？还是国民党打进来了？什么是共产党？母亲说，日本人统治东北多年，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共产党。东北有土匪，分红胡子和胡子。胡子就是真正的土匪，无论穷的富的都祸害。红胡子好像只是杀富济贫，那可能就是共产党。最终的局势是共产党彻底占领了这个城市，国民党撤退了。共产党开始在城市里清查从伪满时期到国民党时期的残渣余孽。听说当伪满警察会被枪毙。这样的传言吓坏了父亲母亲及父亲的几个姐姐，也吓坏了母亲的家族。外公出了个主意，既然共产党不容纳，那就投靠国民党去。我有一个拜把兄弟，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师长，驻扎在葫芦岛，带我一封信，去那找他吧！人挪活，树挪死，什么好铁不打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天怎么变还说不定。父亲脱了警服，换了一套便服，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带着外公的信，要去葫芦岛，找那师长。母亲不想让父亲去。外公说，都什么时候了，火上房了，让他先逃命去吧！父亲告诉母亲，只要他稳定下来，会回来接她。

父亲在葫芦岛找到了那师长，师长看了外公的信，就把父亲留下了。他没让父亲下连队，而是安排在师部的厨房，让父亲负责食品采购。师长对父亲说，你丈人对你很好，他在信上托我给你安排个没什么危险的活。不过，穿了军装，不上战场上打仗，那样的军人是没有前途的。父亲什么也没说，他想着，只要躲过风头，就回家，什么也不干，和母亲回乡下种地。

可是，战局越来越激烈，国民党节节败退，随着长春、锦州、沈阳的失守，国民党所有的兵力从葫芦岛乘军舰撤退进山海关内。

几个月后，母亲终于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说他平安，现在随军驻扎在天津郊区。看了父亲的信，一向没主意没脾气的母亲突然有了主意和脾气，任谁也阻拦不住，她要进关里，到天津去，找父亲。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女人怎么出门？母亲认定一个死理，古代有孟姜女千里寻夫，我就是现在的孟姜女！只有外婆支持母亲去找父亲，她知道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母亲在大姑子们那里受了更多的气。外婆还给母亲提供了一个远房亲戚的地址，那亲戚在天津劝业场附近开着一家诊所。

总之，母亲在天津郊区找到了父亲。

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个村里，没有战事，老百姓们很安逸，当兵的也很安逸。在一个猪圈里，父亲养了两头猪，猪膘肥体壮，赶过年时能杀几百斤肉。父亲没有资格让家属随军，母亲就到了天津市里，找到那个远房亲戚。她的到来，让远房亲戚很高兴。女主人叫蔡淑琴，有两个三四岁的女孩，正缠人，一个女孩叫启新，一个女孩叫启明。启新和启明一见到母亲就很喜欢母亲，这可能是母亲带过弟妹们的缘故，她很善于哄孩子。蔡淑琴说，亲戚里道的，我不能把你当保姆。我管你吃住，没工钱。你可以帮我干点家务，对外人说，你就是诊所的护士。

一段很短暂的平静日子。有时父亲会来到诊所，看看母亲，有时，母亲会到郊区的那个村，看看父亲。

战争又开始了。

父亲所在的部队转移到青岛，又转移到上海，一直稳定不下来。

父亲离开天津郊区后，母亲在蔡淑琴家的日子不好过起来。她除了要照看两个女孩，还得洗衣做饭，上街买菜。那是冬季，母亲没有棉袍，她从关外入关时天气还暖和，就没带棉衣。穿着一件夹袍到寒风凛冽的街上去买菜，人快冻僵了。后来她再去买菜，就在夹袍里塞了启明的几块尿布，这样多少可以御寒。你傻呀？不会扣点菜钱？今天扣点，明天再扣点，攒点钱不就能作件棉衣了？母亲说，我从没那么想过。我只是想，我没有棉袍，出门在外，被街坊邻里的看见，蔡淑琴不觉得丢人吗？她要觉得丢人早就给你做棉袍了。有人就不是人，又有什么丢人的！回忆起来，母亲竟对蔡淑琴心存感激，没有在那诊所的经历，她就学不会打针，后来也就当不了护士。

战事让父亲没有了音讯。关于他的踪迹，母亲就停留在上海区域。

母亲是突然离开天津的，因为有一天，她听到蔡淑琴和一个称五姐的女人在小声地议论着她。这仗打的，一仗下来，几十万人地死，那人怕是也早没了！她那脸蛋长得那么漂亮，不让她干点什么真可惜了。母亲知道，五姐是个舞女。听了那些话，母亲又有了主意，她在一个夜晚不辞而别，离开了天津，去上海。

母亲说：我坐船去的上海。我有钱买船票，把结婚时的金戒子到当铺里卖了。除了买船票，剩下的钱我都买了窝头，装在一个面口袋里，多半袋子。船在海上走了好几天，到黄浦江了，却走不了了，也靠不了岸，就停在江里。能看到上海的高楼，那里炮火连天。在黄浦江上，船被困了三天三夜，船上的人饿的呀，哭天喊地。那船上有好多当官的太太们，她们拎着皮箱柳条箱，箱子里都是金银财宝，但它们能吃吗？有几个太太用金戒子要换我的窝头，一个换一个。我没换，把窝头分给她们吃了。一个窝头怎么能值一个金戒子？

三天后，船靠岸了。

知道吗？那海边到处都是尸体，一个挨一个的尸体，成堆成片，水都被染红了。那一刻，母亲绝望了。她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就在岸边一个一个地搬弄那些尸体，让他们正过脸来，看看是不是父亲。有时候人真的很不结实，不耐啊！就那么一颗花生米大小的子弹就要了他的命。哪个人不是一尺多长生下来，再一点点长大成人，成了一个小伙子，成了一个男人？结果，飞来一颗枪子，啪地一声，也许连响也没有，人就直挺挺地死了。他趴在那冰冷发红的江水里，有潮涌来，水一遍遍地洗刷着因失血过多而发白发黄的脸，眼睛没闭上，直愣愣地无神地看着天空，那是一种多么让人心碎的情景啊！母亲记不得她翻阅了多少张死人的脸，没有一张是父亲的。又听人说，没死，就是乘军舰走了，去台湾了。台湾在哪？在海的那边，很远。

找不到父亲，母亲就像丢了魂似地漫无目的地游荡。她走在一片稻田的田埂上，田埂很窄，只有她一个人走。走到田埂的尽头，她看见一座小庙，是个尼姑庵。她走了进去。庙很小，庙门里只有一间小庙堂。庙堂里有个老尼姑正跪在一个布蒲团上，双手合十，闭目诵经。她走近老尼姑，跪在她身旁。她不会念经，就默默地跪着。后来。老尼姑诵完经了，睁开眼，看见了母亲，把手抬到脸前，又缓缓放下，施了一礼。母亲也慌不迭地握着两手拱了拱，算是回礼。这时，母亲才看清老尼姑的脸上有两道十字交叉的疤痕，很深。尽管如此，老尼姑仍不失为一个面貌清秀的老女人。

老尼姑说：不知施主来小庵所为何事？

母亲说：我想出家。我想落发为尼，与你作伴。

老尼姑说：出家人六根清净，无需有伴。再者，观你面相，你尘缘未了，出不了家。

母亲对老尼姑讲了自己的遭遇，老尼姑很平静地听着，听完了，她从神龛里拿出一个装着卦签的竹筒，让母亲摇一签。母亲摇了摇竹筒，有一枚竹签从桶里掉在地上。老尼姑捡起竹签看了看，笑了。

老尼姑说：你先安心在我这庵里住几日。你要找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母亲说：我在那庵里住了几日，对老尼姑说的话始终不太相信。只是不住在庵里，又能去什么地方呢？我每天就帮老尼姑打扫打扫庙堂，再没什么好干的活。忘了是第几天的早上了，天亮了不大一会儿，我正在庙堂里扫地，就听到身后虚掩的门吱嘎一声打开了，我回头一看，在不太亮的光线里，逆光站在一个人，他就是我日思夜想要找的人。我不相信是他。

母亲说：你是人是鬼？我知道你是鬼。你成了鬼不放心我，来看我了。

父亲认出了母亲，好半天他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父亲告诉母亲，他本来已经上了开往台湾的军舰，开船前，他和几十个弟兄从船上逃跑下来，向解放军缴械投降了。解放军优待俘虏，俘虏可以选择两条路，调转枪口打国民党，或领两块大洋回家去。父亲领了两块大洋，准备回家，但不知怎么就转悠到了这个尼姑庵。

再后来，父亲和母亲没有回老家，而是来到小城。

父亲在花纱布公司当了会计。

医院当了护士。

母亲说：我交代问题时讲得比这精彩！

千里寻夫的母亲

这就是母亲的故事。

作者简介：

东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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