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地拉那 >> 地拉那发展 >> 周恩来义女孙维世坎坷的人生令人唏嘘
周恩来夫妇没有亲生子女，但却抚养过许许多多革命烈士子女，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人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就是其中一个。她被周恩来夫妇认作义女，与他们相处时间长，感情深，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可孙维世的一生却命运坎坷，令人扼腕叹息。
痛失生父
孙维世出生于年，父亲孙炳文和朱德是至交，彼此感情很深。孙炳文对朱德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过重要影响。朱德在寻求救国之道连连受挫后，曾和孙炳文结伴前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年在柏林，他俩先后由周恩来发展，加入党的组织，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孙炳文先后回国，分别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和政治教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孙炳文干得很出色，连蒋介石也对他刮目相看。年前后，当时，孙维世才五六岁，就能在母亲任锐的教育下为父亲放哨和观察敌情。当孙炳文有时以打牌为掩护在屋内开会时，小维世就会拿着布娃娃在门外，一边玩一边警惕地观察情况。当看到有不认识的生人走过来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布娃娃从门或窗户扔进屋内，还故意跺着脚嘟囔着：“我不跟你好了，我就是不跟你好了！”听到她的这一报警，屋内很快就会传出“哗啦哗啦”的洗牌声，装成真的打牌的样子，孙炳文有时外出，就把女儿扛在肩上，让她朝后看。她一看到有鬼鬼祟祟的人跟在他们身后，就会在父亲耳边悄悄地说：“爸爸，后边有狗。”孙炳文心中有数了，就可以从容而又不动声色地将跟踪他的人甩掉。
就在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突然于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这时的孙炳文正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在从广州乘船经上海赴武汉（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途中。当时，船上的旅客还都不知道蒋介石叛变。船开到上海刚靠岸，已经得到情报、后来沦为大汉奸的禇民谊就把孙炳文指认出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蒋介石密令在上海的爪牙们不要审讯，不必递解，就地将孙炳文处决，以防意外。在孙炳文和他的长子孙宁世（后改名孙泱）一起被捕时，孙炳文的妻子任锐曾抱着才几个月的小女儿孙新世跟到龙华特务处与特务们论理，但特务们只放出了才12岁的孙宁世后就地杀害了孙炳文。孙炳文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这时候孙维世只有6岁。
武汉寻亲
孙炳文惨遭杀害后，在白色恐怖下，孙维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也都成了“匪属”。任锐无法养活5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在万般无奈之下，她经与孙炳文大学时的同学、好友，后来又是连襟的京绥铁路总工程师的黄志烜联系，将孙新世托付给黄先生，由新世的大姨妈抚养。而留在妈妈身边的宁世、济世、维世和名世只能东躲西藏，甚至行乞求生。当时，上海尽管是一片白色恐怖，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党的力量在上海也很活跃。为了生存，孙维世15岁就进入我党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所办的“上海业余剧团”。这个剧团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是我党文化战线上的秘密党员，现代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当时，名字还叫蓝苹的江青也在这个剧团。蓝苹与王莹竞演《赛金花》剧中的赛金花一角失败，以及许多生活上的事都为孙维世所耳闻目睹，这些经历为她后来的命运种下了祸根。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恩来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来到了当时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任锐得到消息，经过考虑，认为还是把子女直接送进革命队伍里为好，只有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们才能成长为真正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于是，她让年已22岁的大儿子孙宁世带着16岁的妹妹孙维世，从上海乘难民船前往武汉，去找周恩来。维世随哥哥一路舟车辗转，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兄妹俩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向工作人员提出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抗日打鬼子的要求。结果，哥哥宁世被留下，孙维世却因年岁小被拒之门外。倔强的孙维世不顾寒风凛冽，站在办事处门外痛哭着不肯离去。这时，刚好被外出办事归来的周恩来见到了，一问，才知道她是自己的好友孙炳文的女儿。周恩来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拉过她，仔细端详辨认。看着看着，他禁不住泪水盈眶，连声说：“孩子，孩子，你们受苦了。”就这样，周恩来把她留在了办事处。
孙维世天资聪颖，而且长得亭亭玉立，待人处事落落大方。周恩来、邓颖超都十分喜欢她。
年，笔者在北京孙维世胞妹孙新世家中，曾听她说：“年底，小超妈妈（指邓颖超）曾给我妈妈写过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我和恩来商量了，想请你把维世做我们的女儿，我们将视她如同己出，经常教育她、鼓励她，让她继承她爸爸的遗志，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过此事不仅要你同意，还须征得维世本人的同意。这事在当时的延安也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任锐、孙维世哪会不同意呢？孙维世从此也就成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干女儿。周恩来抚育的众多孩子，当时都是叫周恩来“周伯伯”，叫邓颖超“邓妈妈”的。只有孙维世是唯一叫周恩来“爸爸”，叫邓颖超“妈妈”的人。
孙维世到武汉不久，周恩来就设法与任锐联系上了，并代表党组织让她也来到武汉，与他们会合。然后，周恩来派人送他们一起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母女俩两度在延安成为同学，一时间传为佳话。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任锐为“妈妈同志”。
赴苏留学
年，周恩来因坠马伤臂赴苏联治疗，孙维世等依依不舍地到机场送行。当时，烈士遗孤或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顺便搭乘飞机去苏联学习、锻炼是常有的事，孙维世也想去苏联学习，但又不敢提出来。可当她看到陈伯达的儿子、陈昌浩的儿子经过哭闹就上了飞机后，就用手扯扯站在周恩来身旁的警卫员刘久洲的衣角，声音不大地说：“弟弟，你给我跟爸爸说说，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苏联。”
刘久洲老人年在家中对笔者回忆说，他与孙维世同龄，当时都才18岁。他虽月份大，但个子还没有维世高，维世便一直叫他弟弟。维世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也不好拒绝，就对周恩来说：“副主席，维世也想和我们一道去苏联。”
一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一听，立即竖起他那两道剑眉，严厉地注视着维世说：“我去苏联治病，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你怎么能说去就去呢？”这时，前来送行、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邓发在一旁听到了，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维世呀，如果你真的想随爸爸妈妈去苏联，那你现在骑我的马去找毛主席，恐怕还来得及。”
孙维世一听，二话没说，一把从邓发警卫员手中拉过马缰绳，像燕子似地飞身上马，快马加鞭，直奔毛泽东的窑洞。到了之后，她跳下马就朝毛泽东的窑洞里跑。因为毛泽东的警卫们都认识她，所以就让她径直闯了进去。等孙维世喘着粗气说明来意后，毛泽东笑着提笔写下了“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几个字，然后吸了一口烟，嘴里又嘀咕着：“同意你去苏联干什么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轻轻摇着手里的香烟。心急火燎的孙维世急中生智地接过他的话茬：“学习，去苏联学习。”毛泽东又一次笑了，提起笔在“苏联”两字后边加上“学习”二字。
未等墨迹全干，孙维世就拿上纸条，连一声“谢谢”也没来得及说，就冲出窑洞，再次飞身上马，跑回延安机场。这时飞机已经发动，螺旋桨的转动，吹得机场上尘土飞扬。孙维世跳下马，右手扔掉马缰绳，左手扬着那张纸条，高喊着“主席同意我去苏联了！”说着，就飞快地登上了飞机。这时，机上的人们才发现，她还光着脚，只穿着一双自己打做的麻耳草鞋。直到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人们住进了由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安排的宾馆，才由宾馆服务员给她换上一双布鞋。孙新世回忆到这里时还笑着说：“我姐姐可能是穿草鞋坐飞机的第一人。”
后来，周恩来一行在兰州换乘一架大飞机，飞抵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一个多月后，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苏联期间，孙维世先后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所属莫斯科戏剧学院和东方艺术学院的表演系和导演系读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个科目成绩都很好，而且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琳（左）、孙维世（中）、林利（右）合影。林利、林琳是姐妹，都是林伯渠的女儿。
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全国总动员，奋起抗击侵略者。正在东方艺术学院学习的孙维世积极报名，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一起抗击德国法西斯，但未被批准。因为周恩来年在苏治病期间和斯大林有一个口头协议：以后不管苏联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让这些来苏联学习的中国革命烈士子女上前线，以保存下这批烈士的血脉。
生性倔强的孙维世未能如愿，十分难过。于是，她拒绝苏联政府为优待中国烈士子女配给的优等生活待遇，而是和苏联公民一样排队领取黑面包。她的体质很差，但坚决要求为前线伤病员输血。一次，孙维世输血多cc，抽血的针头一拔，她就失去知觉晕了过去。医护人员不得不把她倒悬在空中，不断地轻轻拍打，才使她醒过来。后来，德军打到了莫斯科。孙维世原本是属于可以疏散走的人员，但她坚决要求留下来。在战争最紧张的岁月里，她报名参加战地救护队，冒着敌人的炮火，从死人堆里爬过抢救伤病员。
苏联卫国战争的日日夜夜，给孙维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给毛泽东当翻译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孙维世终于完成了在莫斯科东方艺术学院表演、导演系的学业，于年9月中旬乘火车经我国东北返回延安。不久，她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等一起，由邓颖超带领，背上被包前往陕西的佳县和山西的三交镇等地参加土改工作。
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其他许多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进了北平城。年7月，她前往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在布达佩斯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历时半年左右才结束。孙维世回国途中，接到张闻天要她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到的电报。后来得知，张闻天是代表组织要她与师哲等一起为毛泽东会晤斯大林当翻译。
毛泽东与斯大林当时都是世界上顶尖级的政治家，但两人原来只有电报往来，从未见过面。斯大林傲视群雄，有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胆略胆识，谈话是典型的欧洲人风格，很直率；毛泽东胸襟开阔，通古博今，大有挥臂宇宙，足以让星月倒转的气势，他说话含蓄、幽默而风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见面之后，斯大林问他此次访苏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次来苏联嘛，主要是听听批评，学学经验。至于要求嘛，无非是要点好吃的，再要点好看的。他的这些幽默的暗喻直译成俄语，斯大林根本没听懂，甚至错误地理解为，你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到我苏联来还能不给你好吃的、好看的吗？于是，他安排苏方接待人员让毛泽东到列宁格勒参观原沙皇宫殿和炮打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等苏联最著名的名胜，前后花了很长时间却不谈实质性的具体问题。以至于外电竟造谣说斯大林软禁了毛泽东云云。毛泽东也很恼火，对苏方陪同人员发火说，斯大林这次让我到苏联来就三件事：第一是吃饭，第二是睡觉，第三是拉屎，别的嘛没事。斯大林知道后，立即让陪同人员询问他这次访苏到底还有哪些要求。这时，孙维世已赶到莫斯科。她的加入，使翻译组如虎添翼。斯大林也很快理解和明白了毛泽东的本意：“好吃的”并非本意的“吃”，而是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需要苏联老大哥援助一些新的建设项目，让我们中国尽快富起来，人民过上好日子。“好看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看”，而是新中国刚成立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敌视，他们扬言“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于是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禁运直到军事上的包围和封锁。为了生存和争取一个和平的建设空间，毛泽东希望能和苏方签订一个同盟互助的条约，以昭示世人，让那些想对中国动武的敌人不仅要考虑中国自身的力量，还要考虑在中国的背后还有苏联这么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做后盾。
后来，周恩来应召也来到了苏联，中苏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孙维世与师哲等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中苏领导人之间的翻译任务。
巧为父母庆银婚
回国后的孙维世即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她不仅翻译、表演和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著名话剧剧目，而且还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创建者之一，担任着“青艺”的总导演和副院长职务。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孙维世没有忘记周恩来夫妇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总是寻找机会予以报答。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是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的。当时，孙维世和她的父母都在广州，他们之间互相走动，彼此之间很熟。孙维世做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女儿后，更是牢牢地记着这一有意义的日子。而且，从西柏坡到香山再到中南海西花厅，孙维世都是和周恩来邓颖超生活在一起，直到后来她与金山结婚才离开西花厅。
年的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25周年，在西方国家称为“银婚”纪念日。孙维世打算为父母搞个简朴的银婚纪念，就偷偷地做着准备。
周恩来太忙了，他即便记得这个日子也无暇顾及。但他和邓颖超的旧友们都记着这个日子。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给他们送来了纪念品，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专门画了一幅深含寓意的国画，并注明是为了纪念他们结婚25周年而作，派人送到了西花厅。这幅画至今还悬挂在西花厅原周恩来邓颖超的会客厅北面中间的墙上。
孙维世悄悄做了十几朵大红花，其中只有两朵是最大的。在周恩来外出后，她又悄悄让邓颖超按照当年结婚时穿白色上装的做法，穿上了白色旗袍和白鞋白袜。中午，待周恩来的车子一开进西花厅，孙维世就迎了上去，身穿黑色中山装的周恩来一下汽车，她就从身后拿出那朵大红花，不由分说地给周恩来戴在胸前，又把他和已戴上大红花的邓颖超拥到一起，让他俩互相挽起臂膀拍照。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清楚地想起来：“维世是给我们做银婚纪念来了。”这时，只听孙维世高声宣布说：“现在，我爸爸妈妈银婚纪念活动正式开始！放音乐！”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一听，立即开启留声机，放起了陕北情歌《兰花花》的唱片。那高亢激越的歌声一响起，周恩来的嫡亲侄女周秉德、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贴身卫士韩福裕等都涌了出来，包括孙维世在内的所有女性胸前都戴上了红花。成元功还拿着照相机，跑前跑后地为他们拍照。乐得邓颖超笑着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别简单，这下倒热闹，维世算是给我们补上了婚礼！”
周恩来、邓颖超夫妻俩的喜悦之情已溢于言表。
年，笔者在北京西皇城根见到周恩来年至年期间的贴身卫士韩福裕，韩老幸福地回忆说：“孙维世全身都是艺术细胞，总理和大姐的银婚纪念是她一手导演的。我作为这次纪念活动的现场参加人和目击者，感到那天老两口特别高兴。”
太阳初升
20世纪50年代末，文艺战线上极“左”思潮愈演愈烈，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遭受批判，有不少人还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蒙受了不白之冤。孙维世虽未被打成右派，但其作品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她因此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周恩来非常了解孙维世的心情，他及时找孙维世谈话，鼓励她不要气馁，要深入到工农兵中去体验生活，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演戏。那时，正在开发的大庆油田在社会上、国际上都还保密。周恩来就，要她离开北京，到大庆油田去，深入基层，要争取以大庆的艰苦创业为题材，创作出反映大庆精神的新戏。
年春天，孙维世带着周恩来的指示和企盼前往大庆油田体验生活。当她看到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大庆职工的家属们也在进行一场自力更生的生产建设，变成矿区建设的生力军时，立即下决心写一部歌颂大庆人的话剧。
为了创作好这部戏，孙维世把家从北京搬到了大庆，然后满腔热情地深入到家属群众中去。她几乎走遍油田的各个家属基地，同各地来的、各种不同经历的、有着各种家庭背景的家属促膝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揭开他们的内心世界，也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斗争，还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热心地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她真正做到了和大庆职工家属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凡是大庆职工家属们能做的事，她都努力去体验、去实践、去感受。经过长达一年半的生活实践，孙维世创作出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第一部反映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戏剧。
剧本写好后，孙维世又把它揣进包里，在大庆东奔西走，征求意见。铁人王进喜反复阅读剧本后，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孙维世大多都采纳了。她还到场边地头，把剧本念给那些不识字的家属们听，问他们能不能听懂台词，明不明白剧情。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剧本才最后定下来。对此，孙维世谦虚地说：“《初升的太阳》是在党的领导下，由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共同创作的结晶。”
《初升的太阳》剧本定稿后，孙维世在导演这部戏时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和尝试，由大庆的职工家属们自己来演。在征得大庆市工作委员会的同意后，王进喜和孙维世一起，在家属队伍中寻找“演员”。扮演剧中李师傅的黄玉璞，是名优秀的司钻，站在舞台上却显得手足无措。孙维世就边说戏边手把手地教他，还鼓励说：“你们不是演戏，是把自己所做的事向毛主席汇报，向全国人民汇报。”
《初升的太阳》一和观众见面，就受到热烈欢迎。从年冬到年11月，先后在大庆、北京和山东等地演出多场，观众人数达25万多人。
在北京演出期间，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席观看该剧。周恩来曾三次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并挥动他那受过伤的右臂，指挥大家一起唱《初升的太阳》主题歌——《大庆家属闹革命》。他还把这出戏推荐给我国驻外使馆的家属们去看，让他们接受教育。叶剑英看了以后也指示说：“军队的家属也要向大庆家属学习。”
可是不久，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初升的太阳》这部优秀的话剧也难逃被封杀、遭批判的命运。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初升的太阳》才又“升”上话剧舞台。然而，这出戏的主创者孙维世早已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十多年了。
英年早逝
“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之后，在江青与叶群的指使下，造反派们抄了孙维世的家，将当年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江青本人写给孙维世的信统统撕毁焚烧，不留丝毫痕迹。据林立衡（林彪的女儿——编者注）回忆，大约年下半年，江青对叶群说：“孙维世是苏修特务，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就这样，孙维世在已被强迫劳动中，突然于年3月1日又被强行戴上手铐，投进监狱。
据孙新世回忆，在孙维世被捕之前，由于形势紧张，姐妹俩就一直相约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孙维世曾明确地对妹妹说：“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如果死了，你都不要相信是自杀，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因为人一死，问题就搞不清楚了。”年春节前姐妹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新世多次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却再也见不到姐姐的身影。
原来，那年10月14日，孙维世遍体鳞伤地惨死于狱中。孙新世说：“姐姐生前就对我说过，‘妹妹，我是个小人物，死了也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四人帮’爪牙想从姐姐那里打开缺口陷害总理、朱老总，还有陈毅同志、肖华同志，都被她拼死顶住了。”她去狱中领姐姐的遗物时，发现连姐姐的内衣都被撕扯成了布条。江青为了遮人耳目，还让造反派把一叠伪造的病历送到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说孙维世已经病死。周恩来当即痛心地批上“解剖尸体，查明死因”。
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民艺术家、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迫害致死。当年她才48岁，正是她在文艺事业上出成果的黄金年龄。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文化部给孙维世平反昭雪时，孙新世才知道，当时她姐姐的专案组说孙维世是“苏修特务”的证据，竟是新中国建立初姐姐曾送过两张戏票给李立三夫妇，因为李立三当时被诬为苏修特务，所以送戏票给他的人也就成了“苏修特务”！
在党中央的关心下，年的6月9日，文化部艺术局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孙维世举行了遗像安放仪式，给这位人民的艺术家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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