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与那帮傻波依一起行走时，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和芸芸众生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会掩盖不住自己的独特，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他人，我的颈椎就是这样搞坏的。
为了抬起头来，我选择了一处射击游戏摊位。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在一座南方小城的中心公园地下城里游荡，始终鼓不起勇气走上地面，回酒店去。
这次出行源于公司组织的旅游，因为实在不喜欢和公司那帮傻逼一起出去玩，前几次旅游我都推脱没去。从公司领导把旅游时间定在酷热的七月，并且把地点选在南方小城就可以看出，他其实巴不得我们不去，可以省下这笔冤枉钱，又不丢“大公司”面子。为粉碎资本家的阴谋，我咬咬牙报了名。
南方城市的七月份听上去就令人畏惧。骄阳像火箭喷射焰似得炙烤着大地，即便在阴暗处，滚烫的风也使人呼吸困难。
这座小城历史悠久，山水秀丽，是典型的旅游城市。郊区有大片镜子般的湖泊，周围遍布绿地、山川、名人故居，街道宽阔干净，路灯、马路牙子行道绿植等排布都经过精心设计，风格独特不落俗套，与青山绿水相得益彰。山上湖边矗立着大片线条硬朗开阔的别墅区，据说某著名导演的宅邸亦坐落其中。
交错纵横的湖泊周边观光带，交织木栈道、观景平台、古桥、太湖石、荷花池，朴素崭新的飞檐斗拱中式建筑以及大量风格各异的饭店，观光平台景点；日本菜、江南菜、西餐厅，种类齐全，器皿精致，服务周到。
街上的人都带些许书卷气和那种“小地方人”特有的矜持，即便一个农民也衣着整齐，绝不邋遢。我知道这是三0四大院坐落于此的缘故。
进入市中心则是另一番景象：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老旧居民楼区散落道路两边。行道树蔫头耷脑，78十年代风格和90年代风格的各类房屋高矮颜色参差不齐，间或夹杂白色大酒店，写字楼和现代化商场，让人感觉十分怪异。街上千篇一律的人群也獐头鼠目，皮肤黝黑，汽车和电动车随意停放杂乱无序。
同事们跟着导游去了郊区风景名胜游览，我畏惧高温再加上这座城市的景点我大都去过，就独自留在酒店吹冷气。中午时分不愿意点外卖，便来到咫尺之遥的城中公园。
这座名噪一时的公园也并无特别之处，太湖石垒成的假山，亭子，仿古建筑买纪念品的商店，游乐园里有热不死的小孩子在钓鱼，玩碰碰车，遍布绿色水草的池塘有电动船在游弋。与众不同的是公园中心天井还有个地下公园。
电梯延伸下天井是一个堆着假山挂着瀑布栽着竹林的仿江南园林喷水池，座位散布在山石树林之中的咖啡散座，荫影重重，乐声似及，冷气从各个商铺里飘出来，凛凛上升，我感到不再那么酷热难耐，电梯不时载着一轮轮皮肤晒得通红的游人快速无声地滑上滑下。往里走还有仿古小镇，各类香港二线明星代言的衣服鞋子店，甚至还有一片人工瀑布石壁上刻着《兰亭序》。
我在这里出的汗都来自无聊，游荡至一家有奖射击摊位前。塑料枪是美军M班用机枪形制，黑色枪身，装绿色bb弹。靶子一排铁质圆形，上面有各色美军形象，摊前放着色彩斑斓造型丑陋的玩偶作为奖品。
老板说20元一局，能打完三轮就有奖品。我一上手就知道他把准星调歪了，但我可以估算差异，干脆把枪架在肩头，双眼瞄准。一旦击中第一个靶子，只要枪口平移加点射就能击中这一排所有把子，我全神贯注，得心应手地一个个点射击倒靶子。
从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哇，好准。”
“这算什么，过会儿我让你看看大院孩子的枪法。”
来自一个男声的标准普通话，这语音语调似曾相识，我心念荡漾，但还凭借手感持续击发，这时从我左胳膊肘底下探出一个男孩的脑袋，我吓了一跳，不得不中断射击看着这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一男一女在我右边的射击位摩拳擦掌，严格地说是男的摩拳擦掌，女的只是观战，正是刚才在我后面说话的野鸳鸯。
男的正待射击，看了我一眼，放下枪，“林文，是你吗？”
我也认出了他，“二郎？”
二郎大名叫“杨健”，因为和二郎神杨戬发音相同，得此外号。他比小时候胖了两三倍，原本精瘦的面庞变得圆滚滚，两个大黑眼圈感觉多日没睡好觉。
我们互相问了这女人是不是你的，这孩子是不是你的之类的话，我便打算告辞。杨健说你过几天去公安局一次，我说我过几天就回上海，他说那你就晚上去。我还以为他跟我闹着玩儿，说我把身份证给你，你替我去不就得了。
二郎收起笑容，把警官证给我看，上面赫然写着XX市公安局。
我也严肃起来：“你现在当警察了？你们不会是有什么多年未破的命案等着我顶包吧？”
“那倒没有。”杨健说，“不过你以为我们在这射击摊儿相遇，是偶然吗？”
“你们还撒下了天罗地网？不至于啊，我最多闯个红灯，这辈子也没干出过值得让你们警察这么费劲的事儿来。”
“我知道，我只是通过铁路系统查到了实名购票信息，知道你来了。放心吧，没你事儿，就是再找你了解点高鹏的情况。”
“这事儿，还没完？”
他的女朋友在一旁嗫呆呆看着我们，仿佛相声《扒马褂》当中那个被晾在一边的逗哏演员。她居然穿着厚布牛仔背带裤，长袖卫衣，严严实实戴着口罩，36、7度的高温，整个公园我就没见过一个戴口罩的，她两个厚厚啤酒瓶底般的眼镜和这一身打扮告诉我她是个来自小地方的拘谨硌色的文艺女青年——这应该是杨健喜欢的类型吗？
二
或许在80年代末，杨健根本就没考虑过女人问题。
那个年代的小城远远不是今天的模样。自然风光和风景区呈现原始野生状态，小城郊区坐落着三0四研究所和它所在的家属大院。
为响应太祖爷“深挖洞广积粮”战略，一个主攻潜艇研究的秘密机构应运而生。此地依山傍水有面积广大的湖泊和和环抱的连绵群山，既满足核潜艇下水研究的条件，又不易被敌人发现且拥有坚实的天然掩体，我和我的父母以及其他科学家在此扎根为国防事业做贡献。
“科学家”三个字所言非虚，在80年代末，初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但在我们所里，研究生只是基础学历，只配干实习生的活。上到院士，下到留洋归来的流体力学专家和核物理学家，在我们大院亦不鲜见。
家属院分为东西两座，高大的灰色砖墙圈起禁地，门口有警卫连战士24小时站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
我出生的时候，整个大院已入中年。门口一只单爪抓着石雕地球的铁蛟龙站在一个堂皇的石拱门上，门上有“三0四研究所”几个黑体字。穿过散布院中的几十座高矮相同的六层楼房，进入庞大院落的重重楼阁和绿荫覆掩的假山、凉亭以及一排排浓密的树冠，周围环绕五十年代建的仿苏联式样干部住宅，外观如俄国大狗熊一样呆头呆脑。墙壁有半米厚，外墙上原本鲜红的标语已经变得乌黑，单元门顶水泥浮雕的苏式飞檐斗拱久历风沙，面目模糊，缩在幼儿园、副食商店、小吃店、照相馆、游泳池、篮球场、卫生所、邮电局、粮油站、储蓄所、电影院中间渐渐凋零。
我住的东院门口有两棵参天大槐树，名叫“中古友谊槐”。代替封建社会的守门石狮子，也算革命时代的与时俱进。小时候我一直对这个名字存有疑问，怎么能叫“中古友谊坏”？应该叫“中古友谊好”嘛！
此树据说是古巴革命领导人，全世界摇滚青年的偶像——切·格瓦拉同志访华时，在大院门口亲手栽种的，象征中古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万古长青。
格瓦拉同志应该只亲手栽种了其中一棵，但这两棵长得一样高大的槐树究竟哪棵是格瓦拉同志亲手栽种的？没有标准答案，这也是我们常年争论的话题之一。
中古两国的革命友谊是否万古长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革命第三代的友谊就未必能万古长青。
比如我和杨健虽然在一个大院，但我之间并不太熟，因为我们不是一帮的，他还比我大两岁。大院里的孩子按居住区域不同分成好几个帮派，我和杨健家的直线距离也就三、四百米，他住西院，我在东院，这个距离对于孩子来说已经足够遥远。
与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一样，儿童世界也并不都如安徒生童话那样单纯。每帮孩子均有一两个大孩子牵头（带头大哥）。帮派的强弱荣辱基本由那个大孩子的能力决定，是否心狠手辣，头脑灵活，拳脚了得。帮与帮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是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面和心不合，有的一见面就打，但关键时刻也能一致对外。
不算那些小帮派的话，我们院的孩子根据居住地理位置，基本分为东西两帮。我们东院的带头大哥叫高鹏。
西院的叫顾俊逸，但那个大孩子是个洋洋自得的面瓜，别看住在最气派的将军楼，却经常受其它大孩子的欺负，所以西院的人基本都走不远，性格也都畏首畏尾。据小说《亮剑》讲，一支部队的灵魂由其首任军事长官决定，想必作者也在大院混过。
三0四研究所大院所在位置是南方小城郊区，免不了和当地农民打交道。郊区到城里就一条路，勉强双车道，我们所在位置路名叫“路埂上”，当地农民居住区叫“路埂下”。就凭这起名字的水平，你说当地曾经出过举人进士，我就不信。
他们是当地土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说当地土话，三0四大院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我们算第三代移民，父母均来自五湖四海，所以大院孩子一律说标准普通话。我们和“路埂下”的孩子们在同一所小学初中高中合体的学校读书，他们变成了所有农村孩子中普通话最标准的一群人。就像英国人跑到香港殖民，香港人都会说几句英语一样的道理。
那“路埂”是个长约30米，高20米左右的下坡路，这便是“路埂上”和“路埂下”的楚河汉界。
小小的路埂可以隔绝文明，但不能阻绝历史规律，就像所有外来文明与原住民必定会产生冲突一样，我们和“路埂下”的农民孩子虽然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战争时有发生。
我听大孩子说过，“路埂下”的孩子打架特点有两个，一是不要命，二是全家老少齐上阵。而大院的孩子打架除了个别生性凶悍的，主要靠武器精良取胜，比如大号弹弓，弓弩，气枪，乃至自制喷子（火药枪）。“路埂下”的武器最多就是木棒铁锹加菜刀。这也难怪，古代有明军依靠“神机营”对抗瓦剌，现在有美国精确制导打击塔利班。文明对抗野蛮就得走科技路线。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是我的拿手好戏，事实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讲述这个故事，距离高鹏失踪已经30多年，往事如同清晰的旧照片，那些笑容和场景那样真实，一切联系却又变得模糊。那些联系和枝杈盘根错节，如同某些著名饭店的百年老汤，无数精彩的片断像煮烂的肉末渣滓那样不断地翻滚上来又沉淀下去，灵感的火花如同鞭炮在我脑海里噼噼叭叭爆炸又归于沉寂。我像一个没有助手的老迈大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宝贵的才华随生随灭束手无策。
原来设想去寻找一个个儿时伙伴采用插叙和倒叙把这些细枝末节讲出来。但只怕读者看不懂，本来小说就是个消遣的玩意儿，我就不再跟读者较劲，也不跟自己较劲了，毕竟我已经是个在办公室写作的中年人，还是简单一点。
既然我在小城的射击摊前碰到杨健，那就从我去杨健家借枪说起吧。
三
那是八十年代末，春末夏初，人们还穿着衬衫或单裤，天气不那么热，晚上还有点冷，随后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以作为里程碑。
我在东院骑车遇见了龚飞跃（在前文《柏林之恋》中龚飞跃露过脸），是否会骑自行车是一个孩子“成人”的重要标志。不会骑自行车的统称为“内孩子”，江湖上无名无姓，只能在楼道口方圆不足百米之内活动，打弹子，跳皮筋，乒乓球，砸皇帝等。“国际事务”比如和土著人打架这样的大事无权参与。我们这拨孩子是东院世界里的边陲小国，国际事务永远没我们的份，我已经受够远离江湖的苦闷，现在我学会骑自行车，拥有了长距离机动作战能力，以及理论上参与国际事务的资格。
我迫切想参与和土著人的战争是有原因的。那年代电视台只有两三个频道，千篇一律的新闻和广告人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录像带和游戏机只在儿童电影里尸位素餐，我的主要娱乐活动是看书。父母都算“知识分子”，再穷家里几书柜的名著是少不了的。还有大院免费开放的图书馆阅览室，夏天开空调，无处可去的孩子们依靠书籍打发时光，看书在彼时远非豆瓣上用以展示自己逼格的调味料，是整个大院的主流文化导向。
我小时候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这也是我自认与众不同的底气来源。不管什么书，我看一遍就能记住内容且长时间不忘。那时，我主要阅读战争类书籍，叫“兵书战策”也不过分。《第三帝国的兴亡》、《骑兵战术大全》、《拿破仑的战争艺术》以及普鲁士那帮姓冯的将军们的著作，我都看得津津有味，如数家珍，班里同学也就两三个人能听懂我说话。我认为自己是“卧龙”，除了卧的地方和诸葛亮不一样其他没有区别。只待中央首长三顾大院请我出山，我就将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大将或元帅，指挥三五个集团军作战小菜一碟。
除此之外，我还热衷于哲学研究，当然你说胡思乱想也可以，叔本华和萨特是我的最爱。我的哲学思考涉及宿命论和蝴蝶效应，只是当时文字组织能力有限，否则也许我会成为首个提出蝴蝶效应理念的哲学家。
国际事务方面，让我心焦的是戈尔巴乔夫那孙子越来越怂，你倒是和美国佬干啊，你不动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百战精兵不都“骄惰”了？我这样举世瞩目的战争天才去哪里发挥水平？
更操蛋的是戈尔巴乔夫之后干脆不玩了，我北望江山空余恨，随着我渐渐长大，过目不忘的本领消弥于鸡毛蒜皮，和古代那些江郎才尽的“神童”一样，泯然众人矣。
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键盘侠”，如果有，我早就占据各大论坛“热搜”，我的键盘能力比现在这些胸无点墨只会打游戏说“厉害了XXX”“如果开战我捐XXX”和“西安以东化为焦土”的口嗨派傻X们强的多得多的多得多。
龚飞跃穿一条宝蓝色的“中裤”，正在一个砖垛上搭建宝座。这条裤子的形制在当时绝无仅有。那个时候只有短裤和长裤，短裤的长度和现在夏天女孩穿的超短裙差不多。你可以去看NBA80年代早期的录像，拉里·伯德和迈克尔·乔丹穿的也是那种短裤。但我清楚地记得龚飞跃的裤子到膝盖，所以我们都叫它“中裤”，宝蓝色裤子上清晰地印着“USA”三个硬朗的字母。
一垛垛红色砖头院里常见，用它砸人脑袋声势骇人又不至于出多大危险，是大孩子们“内战”常用武器，龚飞跃却用它搭建出御道和皇帝宝座，并且坐在宝座上顾盼自雄。他的搭建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宝座冒出砖垛顶端气派昂然，御道却隐秘在砖堆里，路线迂回曲直，后来我多次想复制一次，却无论如何搭不出那种效果。
我拿起一块砖头，两个手指对着它，比划出电视里海灯法师“二指禅”运气造型，我认为完成这套繁杂仪式之后，我的手指也能像钢条一样开碑裂石，击碎砖头。
我的耍宝没有引起龚飞跃的注意，他问我听说了么？我说听说什么？他说有绝密情报要告诉我，我说你都知道了还算什么绝密？我们用粗俗的语言互相笑骂了一阵，仅仅是为了更痛快和练习骂人技巧，在江湖上，打架和骂人是必须要掌握的两门绝艺。
我没有更多的问候龚飞跃的母亲，因为这里面有事儿，容后再表。
龚飞跃说：“我在食堂偷听到，高鹏和刘勇明商量要和‘路埂下’大决战。”
“具体什么时候？在哪儿？”
“就这几天，不说了么偷听的，他们能告诉我具体时间？”
我一边和龚飞跃说着话，来到他家坐下。他家就在我家对面楼，一楼，前后门都可以进出。他爸常年在外，他妈是个非常随和的女人，看上去很年轻，说话慢条细理，对什么事情都不挑剔，所以我常去他家玩。
在我的印象中他妈有些胖，其实那叫丰满，在我国80年代，人们普遍营养不良，女的都是柴禾妞的身子骨，你看看年轻时的徐帆、傅艺伟什么样就都明白了。他母亲截然不同，给我感觉身材很饱满，皮肤白皙，当然我的注意力不在那儿也没细看。
龚飞跃问我：“你去不去？去就赶紧找高鹏。”
“你去不去？”
“我没兴趣，所以才告诉你。”
龚飞跃说着还打两下算盘，往一个本子上写几笔。他比我大几岁，去年不读书了，据说上了一个会计培训班，有空就得练打算盘。他打算盘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快，手指在算盘珠子上如《海上钢琴师》那样弹动几下，就已得出答案，那本厚的像电话黄页一样的练习册还在追命索魂，这般手艺竟在班级里排名垫底。真不知当个会计还要怎样的特异功能？
“打架你都不感兴趣？你对什么感兴趣？”
龚飞跃回避我的目光，含糊地说：“到时候再说吧。”
龚飞跃是一个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人，无论是打架，看书，打算盘，还是踢球游泳，会打几下篮球也不甚精通，能告诉我这事儿很够朋友了。
我不知道高鹏在哪里，只得按概率去篮球场找他。他来无影去无踪，曾经考上清华大学，按说年龄也就十八九岁，但在我们一群孩子眼里，他就像30岁的人那样成熟。眼神坚毅，面部线条硬朗，有点像费翔和刘德华之间的结合，按照当时的标准，是无可置疑的帅哥。更奇怪的是，在那个没有健身房的年代，他打篮球居然练出一身腱子肉，标准六块腹肌。身高左右，和警卫连战士比起来算矮的，但跳起来可以扣篮。十几块钱的牛仔裤和T恤衫，在他身上硬是能穿出港台明星的效果。
他还有个哥哥叫高翔，在市里当工人，就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的样貌，但是弹跳力和篮球水平一样出色。
在我们大院，考上清华北大并不是太罕见，但也绝对光宗耀祖了，毕竟那个年代大学生和大熊猫一样稀少。但高鹏竟然不打算去读清华，据说他准备复读一年考北大，最近总在大院里闲晃。
高鹏的普通话很标准，口才非常好，说话逻辑清晰令人信服，还经常蹦出几句俏皮话，说出口成章也一点不过分。
拳脚功夫也很是了得，我曾亲眼看见他和另一个大孩子打架，一个侧踹腿快如闪电，那个大孩子连滚带爬出去好几米，他身体素质摆在那儿，随便一个动作都迅猛有力，威力十足。
他和刘勇明是东院双雄。刘勇明是安徽人，十几岁来大院，父母是所里管道工人，平时笨嘴拙腮，普通话有浓重口音，据说六岁在少林寺练武，系统学习过一些拳脚功夫，心理素质异常出色，曾经赤手空拳打退过几个拿菜刀的仇家。没什么领导能力但打架是一把好手，除了高鹏，谁也不服。
刘勇明考试总不及格，常年蹲班，竟然蹲到和我一个班（相声中小学读十几年的事真的发生过），我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刘勇明也在最后一排，考试时经常靠我的小抄过关，因此我们俩的关系不错。
篮球场空无一人，我在紧邻篮球场的电影院周围瞎转，在一个消防通道的出口找到了他们。几个人坐在地上打牌，周围散落着啤酒和烟头，人人手里夹着，嘴上叼着一支香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话，动作夸张地往地上甩着牌，颇有些豪踞街头风流倜傥的劲头。
他们聊天的内容基本围绕女人，这里面涉及龚飞跃的母亲和杨小娜，以及其他我不太熟的女人。在我看来这两位都只是普通，他们谈论起来却津津有味，当然你用“恬不知耻”来形容也行。这些飞言片语充斥着大量性器官以及它们夸张的接触方式，还有充满诡谲想象的肉体深入行为和离谱的性知识。
当然，作为一个会骑自行车的大孩子，我只有处变不惊地列席旁听，并对其中某些精彩部分报以宽容矜持的微笑，仿佛自己是个猎艳高手，大鱼大肉荤惯了对女人早已失去兴趣。
不过那个时候我对女人确实没啥兴趣，前面说了，我只对战争和哲学感兴趣。
刘勇明看见我，递给我一支“希尔顿”，我不会抽烟，装摸做样吸了一口，把烟雾从鼻子喷出来。高鹏压低声音和旁边的人交谈，脸上浮现出那么相像的诡秘微笑，使人感到他们在共同酝酿什么期待什么。我实在难以忍受被再次排除在“高级会议”之外，但自尊心使我不得不作出对一切无所谓的样子。
这样渗了一会，我实在忍耐不住说：“听说咱们要和‘路埂下’约架？”
“听谁说的？”
“这你就别管了，到底打不打？”
“别瞎打听。”
“我也要去。”
“现在的小孩儿都那么生猛？”高鹏眼睛始终盯着牌，“你打过架嘛？知道菜刀怎么使吗？一会儿别再哭鼻子。”
“还菜刀呢？我有枪！”当一个人被轻视的时候，他唯有做出大大超出人们预期行为才有可能受到重视，尽管这种行为是那样愚蠢可笑。
高鹏终于抬起头来，看我一眼说：“什么枪？你家有？”
“气枪。”
“行啊，别吹牛逼啊，你要是真能弄把枪，明天晚上到李劲家集合。”
枪我自然是没有，但我知道杨健家有，准确的讲是“杨老师”有。杨老师是杨健的父亲，神话里二郎杨戬劈山救母是因为他父亲是个凡人，不能和仙女结婚。杨老师虽没有三头六臂，却似乎与凡人有些差异，正负差就不好说了。
杨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历史老师，目前仍然教我们班历史。在我看来，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工作。哪怕是个瘸子，只要会说话，认识个常用汉字，智商正常都可以干。
语文老师上课只需叫起一个倒霉蛋，让他把课文读一遍，然后把生词读一遍，解释读一遍（反正课后练习册上都有）然后带领大家把重要的部分再重复几遍。
历史老师就更容易了，甚至连课本都不需要读，只要按书本讲两句就行，什么辛亥革命，鸦片战争，攻陷巴士底狱，谁谁上了断头台等等，把发生时间，起到了什么作用，让同学用红笔画下来，背出来，考试时别忘了即可。
至于上课说话，做小动作，考试不及格的人，批评几句，实在不行请家长来。这不傻子都能干？我觉得我只是没发育，小孩子模样镇不住同学，否则给我一副成年人的皮囊，让我当语文老师兼历史老师，发给双份工资，这活我都手拿把攥，还有寒暑假呢！
我对“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始终不太理解，如果他们的活连我这个小孩子都能干，那我为什么要尊重他们呢？仅仅因为他们长得比我高吗？
杨老师神就神在就这样一份我都能干的工作，他居然干不了。据我爸说，杨老师曾经被好几所学校开除或“劝退”，否则以他北大历史系的学历，断然不会来我们这个地方教小学生历史。
至于他为什么总被开除，我爸说，他教的东西和历史书上不一样。我说那他干嘛要教不一样的呢？我爸说，文人嘛，脑子都有问题。我爸是理工科出身，看不起文人但自己却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大概是他那个年代的熏陶吧！
历史应该只有一种事实，因为历史无法改变。好比昨天我踹了杨健一脚，那么今天无论我如何忏悔，昨天我都踹了杨健一脚，如果有人说昨天杨健踹了我一脚或者什么都没发生过，那就是胡扯蛋。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我们的历史课本都是学富五车的老爷爷精心编写而成，不可能胡扯蛋。所以我们学习的历史课本上讲的历史就是唯一正确的历史。杨老师和课本讲的不一样，那就是杨老师胡扯蛋。这杨老师为什么要为了胡扯蛋而丢掉饭碗呢？（那个年代没有工作的人几乎无法生存）
“扯蛋”有这么大魅力吗？我有时候也和同学吹牛或者听高鹏之流扯蛋，但那是为了好玩和痛快，杨老师和我们扯蛋显然不是为了逗我们玩儿，那他是为什么呢？
有一回讲到“平型关大捷”，课本上说我们打死一千多个鬼子。杨老师说实际上最多三四百，因为那支被遭埋伏的日本人部队也就三四百人，全打死也不能是一千多个。这时有个调皮鬼问他考试的时候写几个？杨老师的眼神明显黯淡下来，他愣了一下说，按课本上说的写。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但你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杨老师还给我们讲过58年的事，62年的事，66年的事，当然这些事儿教课书上没有。既然教科书上没有，那这些事儿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事儿你讲它干嘛？占用我们宝贵的课堂时间，考试又不考，难怪那些学校要开除你。
杨老师真是沾了时代的光，幸亏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如果是现在，哪个调皮鬼把杨老师讲课视频录下来传到网上，别说工作保不住，小命都有问题，粉红色的喷壶一人喷一口吐沫，就能淹死你。
至于他儿子杨健——我此行要拜访的人——在大院孩子中显得比较成熟，小小年纪就有了中年人一样的抬头纹和圆滑世故。主要原因是西院的“大哥”比较无能，次要原因是杨健内向木讷，总是心事重重的，当然说“阴险”也可以。唯一的优点是守口如瓶，从不把我们的任何事告诉他爸爸，这也是我们还能带他玩的原因。
四
天色已晚，暮色中．一群群黑色的蝙蝠，在西院六层楼之间飞舞，鼓噪着飞到空旷颓败的绿化园圃上疾倏盘旋。
脱排油烟机传出红烧鱼和糖醋排骨的香味，闻得我饥肠辘辘。杨健在他家楼下徘徊，晚上风凉，他抱着肩膀有些哆嗦，来回踱着步，眼睛不时看着他家窗户里那微弱的橘黄色灯光，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我走上前去问他在干嘛，他嘟囔着说没干嘛。杨老师是劳动模范，这时通常在学校批改作业（学校食堂管饭），至于“师母”，就杨老师内德行，哪个女人愿意跟他？据说以前在大城市教书时跟一个“个体户”跑了。
我说既然没干嘛那就去你家玩会儿，说着就往他家走，杨健一把拉住我，结结巴巴地说，不，不能进去，姐姐在洗澡。
杨健的姐姐叫晓娜（也可能是小娜？）有一张狐狸般的娇媚面孔，和动画片《葫芦兄弟》里面的蛇精有点儿像，当然眼睛没那么大，下巴也没有尖到那么夸张的程度，似乎还有些微微上翘，五官单摘出来看都并不十分出众，但整体搭配效果使她白皙的面孔平添诱惑。
按照现在的标准，晓娜是毫无争议的大美人，可惜那个时候我对女人根本不感兴趣，我喜欢战争艺术，以及各类昆虫。打群架作为战争实践的一种可能乃我心中头等大事。当时的美女标准是刘晓庆这种面部轮廓大，前额饱满，性格刚强的熟女，晓娜的长相只能叫另类。
况且，令人心动的美女，见到她时应该是心潮澎湃，情绪紧张，乃至语无伦次，但晓娜从没令我紧张过。她的个性与杨健几乎正相反，整天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她比我高几年级，教室在我们班脑袋顶上，下课时经常能从楼道里听见她响彻云霄的笑声。有一回和同学在操场上扔沙包玩，她被沙包击中了屁股，而后捡起沙包追着同学满校园跑。
她是高鹏、刘勇明、江滨等一些大孩子口中经常讨论的对象，我曾见过高鹏在放学路上跟在她后面说，杨晓娜屁股好大呀！连我们这帮一起走的孩子都不好意思起哄了，晓娜却不慌不忙的说，哦，原来小高同学不去上清华的原因是整天研究女人的屁股啊！那份从容不迫的潇洒一下就征服了我，连高鹏都有些臊眉耷眼。晓娜的屁股也就是个正常尺寸，没有高鹏说的那么夸张。
今晚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同，也许是受杨健影响？或者由“洗澡”两个字引起的发散性思维？一时间，我和杨健面面相觑，竟无语凝噎。杨晓娜洗澡的时候，别说杨健，就是杨老师也得出去。西院经常上演的戏码就是傍晚杨老师和杨健父子在楼下徘徊，面色凝重，大义凌然，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晓娜在家里洗澡。
楼上灯连闪两下，估计这是洗完澡的信号。杨健往楼上走，我紧随其后，这是西院为数不多的几座“筒子楼”之一。楼道和公用门厅十分宽大，每层楼梯拐角处有个挡板是倒垃圾的洞口，垃圾通道一直通到楼下垃圾箱。这个创造据说是苏联建筑设计师库卡列夫斯基发明的，苏联太冷了，让大家倒垃圾方便些。
但他没想到这玩意儿到了中国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总有垃圾残留在挡板和洞口周围，搞得筒子楼臭烘烘的，越接近楼梯拐角越明显，我都得捂着鼻子。
二楼门厅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左右各一字排开一条长胡同，两边都有房间。数扇大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右边基本为住户，左边是公共水房，公共厕所等等。
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敞开的，装着纱门。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房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来到那扇紧闭的刷着绿漆的“三夹板”房门，杨健敲了敲门，门开了，晓娜的头发湿漉漉的，一进门就闻到馥郁湿润的雪花膏香气和肥皂香味，和楼道里的味道云泥之别。
我来过杨健家玩，不算太陌生。筒子楼位于大院住宅鄙视链底端，一般都是给单身汉住的，像杨老师这样一家三口住筒子楼的不常见，谁让他不好好教历史来着？我巡视着这间逼仄局促但还算干净明亮的客厅、卧室、书房三合一小屋。角落里站着一个五斗橱柜子，旁边床铺是上下铺，其它空间几乎都被书柜占满。也不知道杨老师那块的工资要负担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那儿还有闲钱买这么多书。哲学，文学，历史分门别类，排放整齐。这还是在他多次流离失所被学校开除的情况下。
“知识就是力量”在当年是一句很流行的话，每次想到杨老师，我哲学家的大脑就会对这句话产生怀疑。杨老师热爱知识，也拥有知识，做人也算诚恳踏实，可知识带给他什么了？力量？每次他在菜场为了几毛钱被小贩损的面红耳赤的时候，我就想问力量去哪儿了？
晓娜招呼我和杨建一起把放在屋子中间的大澡盆抬到公共水房倒掉，那里面是充满香味的半澡盆半透明的水。我想我突然明白晓娜为什么不在公共水房洗澡了。
一丝慌乱袭上我的心头，没有做贼却担心谁会突然进来，规规矩矩坐在边角的一张小板凳上，眼睛时不时瞟一眼大门。地上有些水，湿漉漉的晓娜在她刚刚洗完澡的房间里忙着拖地。她叫我的时候，我似乎没有听见她的声音。她再次叫我，我反应过来下意识地抬起双脚，晓娜弯腰拖干我脚下的地面。她穿着一件极宽大的圆领汗衫，上面印着约翰·列侬的头像。领口向我敞开，约翰·列侬不见了，里面一片雪白圆润的峰峦起伏微微荡漾，明晃晃地就像刺眼的白炽灯，那样近在咫尺，似乎微笑着向我满面扑来。一阵燥热涌上我的大脑，世界空白，时间停止。
晓娜笑着抬起头来似乎在对我柔声说着什么，可我一句也没听见，满眼都是那雪白的我从未见过的美妙世界。直到杨健捅了我一下，我才回到现实中来。
杨健说你干嘛来了？我说没干嘛，你作业做完了么？他说今天没作业你忘了。我说那我回去了。
我的双腿自动走回家，穿过中古友谊槐，经过那些无比熟悉的道路，等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坐在自己家里，我回味着晓娜的美妙山峰，第一次意识到人和人的身体居然有那么大的区别。爸妈喊我吃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借来气枪。
五
我决定去龚飞跃家借武器。龚飞跃的爸爸常年在外，但他出色的木匠手艺并非浪得虚名。龚飞跃有一把精致的弩，就是出自其父之手，装上箭可以射三、五十米，命中率很高。
吃完饭我说要出去玩会儿，我爸说你是不是去龚飞跃家？以后少到他们家去！我妈说你作业写完了么？我说写完了。我妈说既然作业都做完了就让他放松一下。我爸嘬了下牙花子，看我妈一眼，说反正你以后少到龚飞跃家去。我妈把我爸拉到他们的房间，低声争论着什么。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说龚飞跃家的事儿了，其实没必要背着我，我都知道。有一回我爸和我妈闲扯，我听见了。
我爸说龚飞跃他妈晚上给他打电话（大院有内网电话，几乎家家都有，不用花钱），让他去一次，因为有人晚上敲她门她害怕。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寡妇门前是非多”的故事。据说龚飞跃她妈和大院很多年轻人睡过，有些她睡了不想再睡，那人不舍，便半夜来敲门。也有“慕名而来”的野汉子。我妈说睡了又怎么了，有啥大不了的，三0四所这帮傻缺还能干嘛？工资低的要命，除了睡一睡还能怎样？
我妈从没有鄙视过龚飞跃他妈，照样有说有笑，这也是我能常去龚飞跃家玩的原因。周围的孩子或多或少受父母影响，都和龚飞跃保持距离。那个时候除了知识分子，小屁孩们都没听说过女权主义，否则，我妈便是当之无愧的扛把子。再加上我妈在大院酒量第一，吵架第一，连所长都让她三分，那些市井小民自然也不敢把她怎么样。
至于我爸，是出了名的好男人和“气管炎”，帮龚飞跃他妈吓唬一下不速之客，也在情理之中。我之所以能确定这件事，就因为我爸从来没吹过牛，在我的记忆里，我爸从未对我说过任何一句假话。
我又装模做样地复习了一会儿功课，夜里的大院已经安静下来。我妈和我爸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上的侠女和清兵捉对厮杀。
我悄悄溜出门外，下楼来到龚飞跃家门口敲门，连敲三下屋里没人答应，我听见电视里的打斗声，想必他妈妈已经下班回来了。我加大敲门力度，电视声停了，一个女声紧张地问，谁？我说是我。龚飞跃的妈妈笑着把门打开放我进去，嘴上说，这么晚了还来找龚飞跃啊？我说我来找他问道题，然后在门口换鞋。他妈说不用换了，进去吧。
我穿过刷着红油漆的木地板的客厅，来到龚飞跃的房间。顺便说一句，刚才我准备换鞋的时候，发现鞋架上有一双耐克鞋。这双鞋在大院独一份，它的主人是高鹏。
我是个聪明人，今天来是找龚飞跃借他的宝贝弓弩，别的事儿，我不多嘴。
龚飞跃在他的房间里摆弄一把吉他，桌上摊着一本书，有五线谱有弹吉他的手势。我对乐器一窍不通，问他这是干嘛？他说吉他挺有意思，准备练吉他，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展示出对一样东西感兴趣。我又问他打架去不去，他说不去。我说那你“日月神弩”借我，他嗯了一声说送你算了，我也不玩。我说君子不夺人所爱。他说那你到外面我开窗递给你。
我渗了一会，来到客厅和龚飞跃的妈妈说再见。看得出来，她也巴不得我赶紧走。出门的时候我发现那双耐克鞋不见了。我绕过布满蜘蛛网的黄杨球，钻进小院子，龚飞跃已经打开窗，窗户里伸出一只手，我接过“日月神弩”蹑手蹑脚回家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学校上课，打架归打架，不能影响学习。三0四大院孩子的学习成绩大都不错，这也是受高鹏影响。高鹏之所以能每天在外胡混，家里也不管他，就因为他学习成绩好。除他以外，之后的读书生涯中我还真再没认识过第二个打架和成绩都拔尖的人。我爸教育我的时候也常说，你看看高鹏，人家玩归玩闹归闹，考清华北大一点不含糊，你晚上想看电视，只要每次考试都得第一，我随便你看。
家长的逻辑总是那么可笑，就像一个蹩脚的篮球裁判，只要手上有球，你怎么撞人怎么怼人，都不吹犯规。
午休时我和一帮人在学校厕所后面的小胡同里打弹子。
左手点了一根烟笑眯眯蹲坐一边作壁上观。脖子还围个白围巾，这天也不冷啊。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进过录像厅。也不明白为什么大街上有那么多人围着白围巾，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叫许文强或者小马哥的人。
左手是“路埂下”的“带头大哥”，因为他是个左撇子，故而得此外号。
在学校里，我们和当地土著的孩子保持和平，基本相安无事。好比两帮互相恨得要命的政敌，“重庆谈判”时也得装成没事人一样握手。何况我们本来就是孩子，能有多大仇？
这个鬼地方一面是学校的围墙，一面是厕所的墙壁，人迹罕至，一个智商正常的成年人是不会来的。但我们居然在这个地方打弹子。可见这项运动的魅力有多大，因为这项运动可以很多人一起参与，这就是集体的力量。
打弹子这种游戏对我来说主要靠运气。而且无论输赢都很高兴，因为我居然参加了一场学校明令禁止的“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并且和校内众多一看就不是好人的留级生们同场竞技。那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传奇经历啊。
打弹子第一步是“取刀”，也就是争取首先开火的权利。通常一个人把玻璃球从固定的高度让其自由落体，落到墙角一块45度斜放的砖头上看它能往前滚多远，待其停住后，下一名参赛者继续如法炮制，直到所有的玻璃球都停下，球滚得最远的人首先开始击打任意对手的球。然后是第二远的人开始击打任意不如自己远的对手的球，还有很多复杂的规则，我就不细说了。
前面说了，参加重大社会活动让我极度兴奋，我这人有个特点，一旦兴奋起来往往能超水平发挥。这一次我的玻璃球滚出老远。剩下的人一看没有机会取到刀了索性采取保命战术。即轻轻的放下玻璃球，让它离我的球越远越好，让我打不着。
到我打的时候我抬眼一看，除了我孤零零的在前面，后面一大堆玻璃球，都混作一堆。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随便选个球，把我的球轻轻一弹，让我和中原战场继续拉开差距，我打不着他们，他们也别来打我。让他们自相残杀去，我从中取便。但你要知道，我家有的是玻璃球，我妈给我买的那盒跳棋一点没糟践，都进了我的口袋。而且我处于兴奋状态中，根本就不会考虑保守的打法。拿起来先报号，然后瞄准那颗球，大拇指一弹，铿锵里不乏轻松，正中该球。大家一阵惊呼，真准啊！我全然不顾自己是运气好才这么准的，真把自己当成金手指了，把战利品装进兜里拿起球又瞄准了下一个。这个球比刚才那个球离我近多了。可惜兴奋过度用力过猛，球打偏了。
在大家的一阵惋惜声中我搓着双手蹲到一边，左手问我，你以前跟谁一起玩的？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此项运动，和谁一起玩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也就是电影里常说的你老大是谁？或者是你认不认识圈里人。
我大言不惭的说：顾俊逸。（把西院那个自大狂的名字报出来，迷惑敌人）。
左手轻蔑地说那家伙就会骗小孩，以后别跟他玩。
这时，陆昊一阵风似的跑进来，磕磕巴巴的说道：不、不、不、不好了，蛇、蛇、蛇书记来了！这人从小说话就有点结巴，家里人希望他能侃侃而谈，给他取个小名叫侃侃，没想到因为不认识这两个字所以读成了“开开”，所以他小名叫开开，他还是说话有点结巴。没文化真可怕！
当然以我哲学家的智商不需要他说话，仅从他一阵风跑进来的速度和慌里慌张的神情就知道大人物来了，除了那几个傻逼谁没事往这厕所后面的小胡同里钻！
但即使是哲学家的我也万万没想到，这厕所后面是个死胡同，也就是说我们钻了当年八路打鬼子常用的口袋阵，只要来个老师相当于扎紧了口袋，我们就让八路一锅端了。其实只要向后走几步右转你就会发现那面冰冷的灰色的水泥墙封死了所有的出路。我却一直以为那是一条通向校外的康庄大道，这种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在今后的岁月中把我害苦了。
我更加想不通的是，既然这是一条死胡同我们又何必派开开在门口放哨？放哨的目的是发现情况进来报告，让主力部队及时转移，这种地形条件下无论有没有暗哨进来报告，我们只要被发现就必然是瓮中捉鳖。那还要暗哨作甚？更何况开开这个人挂像，鬼头鬼脑一看就不像好人，既不拉屎也不撒尿整天在厕所周围转悠这不是成心惹人怀疑么？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以上的这些都是我的思考，在开开进来结结巴巴一通报告后，大家都手忙脚乱的往自己口袋里装玻璃弹子，四处张望可能跳脱的地方，蛇书记走进来也许就是十秒钟的事情，在这十秒钟里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于是我选择了思考，大家觉得我可能是吓傻了，这个时候还一动不动地只有我和左手两个人。
要知道蛇书记这个人拥有这巨大的威慑力。他姓佘，应该叫佘书记，但我一直认为是“蛇”书记，此人官职大于校长（党委书记），从来面无表情，看你一眼你就像被蛇咬过一样难受。右手有残疾常年插在口袋里，一件灰色上衣有点像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盖世太保。脑袋瘦长和脖子连在一起又有点像一只大蚂蚱，面如重枣就像关云长。你琢磨琢磨，你要见着一位右手残疾的像盖世太保的蚱蜢人关云长，你怕不怕？
我思考刚才那些哲理只用了一秒多钟。我接着又开始思考：我有多大事？我参与了“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不错，我是参与了。可是我知道什么是赌博么？我并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赌博，也没有看见别人参加赌博，属于既没看见猪跑也没吃过猪肉。不有那么句话么？不知者无罪，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赌博，就算参加了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又怎么样呢？不知者无罪。
但我的经验告诉我，一件事我知不知道，那可不是本人说了算的，那得是“领导”说了算。领导认为你应该知道的事，你就得知道，否则就是你的错，领导认为你不该知道的事，你知道了，也是你的错。
事实上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打弹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这一切的记忆都来自后面蛇书记的训话，你往后看就会看到，这说明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你知道，记忆是不能相信的。
左手坐着一动不动，我觉得他没有在思考问题，也没有说话，他嘴上还叼着烟，抽烟的罪过更大！难道他要坐以待毙，从容就义么？
只见他站起来轻轻一跃，左手左脚踩在围墙墙面上，右手右脚踩在厕所外墙墙壁上，四肢一用力就蹭蹭上去了，到了墙的顶端，右脚一蹬，双手搭上围墙顶，一片腿越过高墙消失了，一个带红火星的烟头被弹过围墙，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像是在和我们告别。
我简直看傻了，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人能越过这天一般高的围墙，而且身手如此潇洒利落。我下意识的走到胡同中间伸直双手，发现我臂展还不够胡同的宽度，显然没办法使出左手那一招，就算是有，我估计我也没这么大的臂力，我和他的身体条件差太多了。
正在我感叹的时候，蛇书记出现了，我站在胡同中间高举双手姿势有点像投降。
展现在蛇书记眼前的不过是几个半大小子和几个破玻璃球而已。但蛇书记看上去完全像是曹操发现了衣带诏那样惊讶。似乎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在竟然不是在教室里学习就是一种犯罪。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要和蛇书记争论不知者是否有罪以及我是否是一个“不知者”的想方法太过异想天开了。我根本就不具备和蛇书记争论的资格和气势，即使我是一个哲学家，当一个哲学家面对一个纯流氓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
可能由于太过紧张，我已经记不清楚我们如何集中到电化教室里，其它班级的教室都有课在上，平时进来看到大理石地板和绒布窗帘觉得特别贵族范儿，今天显得阴森恐怖。
教室里已经跟小树林似的站了一些虾兵蟹将了。无一不低着头，眼睛看着脚尖，一脸苦大仇深，展示着自己对自己行为的深恶痛绝。你知道态度决定一切。先来这些人大多数都和我差不多大，有的比我还小，而我们这一拨进来的人则明显质量高出一大块，众多高中留级生，不仅膀大腰圆，而且衣着都是流里流气，不着边际，有穿着军裤皮鞋的，有喇叭裤，有留着郭富城一样油光锃亮的中分头的，还跑了一个戴白围巾的。我混在这样一群人里面内心极为复杂，一方面志得意满因为进入了上流社会，今后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另一方面有些害怕：混迹于不同的江湖你付出的代价是大为不同的，毕竟生杀大权掌握在蛇书记手里，现在可不是班主任批评教育的阶段了，蛇书记是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我们这拨人进来之后，教室一下子满了。和前一波那些虾兵蟹将比起来，我们这拨人里面不乏校园里的大人物。他们不仅没有像那些虾兵蟹将一样面露苦大仇深之色，反而显得十分镇静，不卑不亢，有几个人相互对了一下眼神之后嘴角竟然闪现出一丝笑意。这当中有个姑娘十分显眼。小狐狸脸，一对大辫子十分诱人，是晓娜。
可能是现场情况不像应有的那么庄严，也可能是他一贯如此，总之，蛇书记开始了他长篇大论的训话，事实上，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了我为什么进来。绝不是因为和那些流里流气的留级生混在一起玩。众所周知，人人生来平等，决不能因为一个人流里流气就不和他一起玩了，那些所谓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个个目光呆滞面目可憎语言乏味，只要是一个正常人谁愿意和他们一起玩？而且他们只是在我眼里看上去流里流气，你知道我的审美一向是有问题的，在他们自己眼里那就叫英俊潇洒卓尔不群好么，在这之后我有幸在录像厅观摩了《上海滩》和《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影片，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他们确实是英俊潇洒卓尔不群的。
蛇书记的训话主要是骂人，声色俱厉，但也没有使用脏话粗话，人家毕竟是校党委书记，还是有水平有涵养的。这些话我一句没记住，因为我只关心我到底错在哪里以便于以后写检查使用，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打弹子哪里错了，我们有校纪校规和《学生行为规范准则》等等，但这些东西上面都没有规定不许打弹子。
后来蛇书记终于说出了原因：打弹子是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容易培养我们不劳而获的思想，这分明是扯蛋。你知道要想打得准对技术的要求有多高！赌博凭的是运气。如果你说在地上打弹子很脏，不卫生，容易有寄生虫跑进指甲缝里面。这条还靠点谱。但只要打完弹子洗手不就行了？
后来的岁月里我陆续接触了很多娱乐活动，无一不被学校禁止。理由如下：扔沙包：不卫生；
踢足球：破坏草坪，容易受伤，影响下一节上课；
扔纸飞机：国家纸那么紧张你们还浪费。我就不说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学习用的是草纸什么的了，而且污染环境。
打弹弓：容易伤人
飞镖：容易伤人
捉蝌蚪：掉河里淹死怎么办？
玩扑克牌：赌博
打游戏机：伤眼睛
总而言之我们除了能吃饭喘气会说话以外就是一个会考试能做题的木头人，老师们就高枕无忧了。那你们还找人交配干嘛呀？全部“克隆人”岂不方便？
现在蛇书记开始了最关键的问题的询问：“谁带的头？站出来！其他人就可以走！”这就是所谓“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是统治者瓦解人民的不二法门，也可以来一招：互相检举揭发！先揭发的免予刑事责任。这样让我们自己起内讧。同时可以揪出首恶。
但在今天这一招失效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太多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之间不熟悉，大气场被搅乱了，所以没有人检举揭发，还是说这本来就是群众自发的，本来就没有“首恶”，总之蛇书记问了半天，没有人出声。
蛇书记勃然大怒，因为无人配合，这一出独角戏快演不下去了，根据我的感觉，他要请特邀演员了！
果然，蛇书记一招手，把开开提溜出来了：去，把刘老师叫来！
刘老师何许人也？外号“小个刘”，是个乡下来的中年妇女。大家知道一个乡下来的中年妇女对我们是构不成威胁的，慢说是乡下来的，就算是城里的中年妇女，又能奈我何？但是这个中年妇女的身份不一般，她是我们的班主任！
蛇书记这一招可非同小可啊！他不骂你也不想骂你，可是他把你的顶头上司叫来，让她知道她手下的孩子们可不是平时她见到的那么小鸡仔似得乖，而是一帮聚众打弹子的人。我们知道打弹子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聚众”就是大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人聚在一起哪怕啥都没干也是不行的，因为聚在一起本身就是大问题，这是威胁到老师和校领导安危的大问题。我们知道弱小的个体一旦聚集成团体，就有了对抗强权的力量，不管你打不打算对抗，强权都会为此坐立不安。
老大的老大骂了老大，那小弟就要倒大霉了，你要知道小个刘看到你上下楼梯快了一点都会担心你被摔死，现在想在老大面前有所表现的小个刘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我们，你可以想象得到！
开开磨磨蹭蹭的往教室门口走，我知道，去叫小个刘来这里丢人现眼不是一次轻松之旅，但是蛇书记军令如山，他又怎能不听？就像一个冬天赖床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终将离开温暖的被窝去上学，可是他总想再磨蹭一会。
就在这时，电化教室的门突然被一脚踹开。仿佛一阵旋风伴随着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的白围巾飘了起来，头发甩了起来，脚下似乎还飞起了一张纸，阳光伴着灰尘洒进来，使得这个画面在我脑海中如此漫长，仿佛镶了金边。在我年少的生命底片中浸透了影印药水，长久保存下来。
是的，来的人是左手。
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是怎样的表情，因为我看不清他的脸。我只记得他的语调很平静，他说：是我带的头。
我真的没想到，即使是哲学家的我也没想到，轻松越过那天一样高的高墙的左手会回来。他既然越过了高墙，为何又要投案自首？
我忘记了蛇书记的表情，我觉得他似乎一开始似乎有些失望，因为根据蛇导演的安排，接下去的戏应该是开开残忍的叫来班主任。然后蛇导循循善诱地，痛彻心扉地，声色俱厉地，掏心掏肺地把小个刘连带我们好好教育一遍，直到我们潸然泪下幡然悔悟，然后绝尘而去，让小个刘继续惩治我们。也许他还可以唱个红脸。
但是显然，这一切不可能发生了，开开感激的看着左手，因为他是最大的受益者，蛇书记阴沉着脸，与左手对视。
尽管蛇书记意犹未尽，但是你要的带头大哥已经出现了，你还想怎么样呢？剩下的人你本来就没有兴趣，对吧！那就放了吧！后来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总之我们被释放了，左手留下。
我记得晓娜看了左手一眼，眼含幽怨，我虽然小，但也明白其中的哲学意味。
左手令我敬佩，但他是“路埂下”，我在“路埂上”，我们天生属于不同阵营，我们之间终有一战。
晚上，楼下黑不溜秋的张明来找我，说是一起写作业。我一边胡乱答应，一边背起书包出了门，我明白，这是战前会议即将召开。
（未完待续，请看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