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战略论》在西方战史研究中具有崇高地位，是军事理论的必读书。因为此书，利德尔·哈特被西方奉为“军事理论教皇”。

目录序

　　第一篇二十世纪以前的战略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希腊时代的战争

　　第三章罗马时代的战争

　　第四章拜占庭时代的战争

　　第五章中世纪的战争

　　第六章十七世纪的战争

　　第七章十八世纪的战争

　　第八章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

　　第九章一八五四至一九一四年的战争

　　第十章二十五个世纪的结论

　　第二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一章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

　　第十二章东北欧战场

　　第十三章东南欧与地中海战场

　　第十四章一九一八年的战略

　　第三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五章希特勒的战略

　　第十六章希特勒的全盛时期

　　第十七章希特勒的衰颓

　　第十八章希特勒的败亡

　　第四篇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十九章战略的理论

　　第二十章战略和战术的基本要点

　　第二十一章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

　　第二十二章大战略

　　第二十三章游击战

附录：李德哈特及其思想

第一章历史是实际经验

“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正规军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不同，他不可能经常不断地履行自己的作战勤务。因此，有人甚至断言：“军人这行职业”，就其直接意义来说，简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离奇现象：当雇佣兵制被常备军制取代以后，“军人这行职业”就不再成为一种职业了。

在过去实行雇佣兵制时，充当雇佣兵，还可以算作一种职业，因为只有进行战争时军人才会受雇和领得薪饷；而常备军的正规军人，则可以在不打仗的时候继续领取薪金。

关于严格说来没有“军人这行职业”的论断，就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来说，从他们经常都在就业这一观点来看，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时代，与过去比较起来，战争的规模尽管愈来愈大，而它的次数毕竟愈来愈少了，那么，上述的论断仍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多于“实践性”。

然而，俾斯麦的名言，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即令在最有利的工作领域内，要取得直接经验，其范围和可能性总归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在军事勤务当中。试以医生这行职业来与军人职业作个比较。医生的实习机会当然要比军人多得多，可是，医药学和外科学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开业的医生。

直接经验就其本质说来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它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即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只能造成一种有利于进行科学总结的气氛。间接经验则具有较大的价值。其原因是：它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历史，这就是普遍性的经验。”它不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在各种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经验。

把战争史作为军事教育的根据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训练和培养士兵方面，利用战争史料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用。不过，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和其他任何经验一样，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上面所引的关于历史经验的定义，也取决于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统帅们一般都承认，这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格言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算术上的对比难道真的合理吗？人们对此又很难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装备不能满足要求，则士气必将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甚至于招致死亡，则士气必将丧失。而且，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本是统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格言还是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即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经常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和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

认识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从实际运用战争史的角度来钻研军事历史。过去，军事训练的实施和军事理论的建立，都是以深入研究一两个会战或战役来作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所用的军事手段和斗争工具经常都在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的危险性，就是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得很狭窄，以致促使我们作出错误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唯一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切的工具和条件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上述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危险的反映，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某些人由于他们的秉性、经受的锻炼和专门的训练有所不同，对于危险的反映，可能不及另一些人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愈是特殊，我们的分析研究愈是囿于局部范围，对于精神因素的判定也就愈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在某个具体场合能够表现出多大的抵抗力，人们是很难准确作出判断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作出下面的结论：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时，或者在经受饥饿和疲劳时，其抵抗力必将显得差些。心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愈是充分，则为了作结论而打下的基础也就愈牢固。

由于心理因素要比物理因素重要，而且它还具有较大的固定性，这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任何军事理论的基础都必须尽可能地广阔一些。如果对于整个的军事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只是深入研究一个战例，那么，这种研究便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与此相反，如果能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几十个战例加以研究，并且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那么，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军事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不是没有理由了。

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进行一种广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经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这一职务有关。以前，即在早些时候，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了某些时期的战史。百科全书给我提出的任务，迫使我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非进行广泛的研究不可。这好象是一个地形测绘员，甚至一个旅游者，如果他有心思的话，其面前的视界是极其广阔的，他可以获得有关整个地形的总概念。然而，如果是一个矿工，他就只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坑道里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这种累积下来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朝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而以“直接法”去进攻，不管所指向的目标是属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常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上面引述拿破仑那个格言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也就是说，一个敌军或者敌国的实力，尽管在形式上取决于军队数量和物质资源的多少，但其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指挥的稳定性、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

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战争也和体育场上的摔跤一样，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卡蒙将军的研究证明，“迂回到敌人后方”，是拿破仑作战的经常目的和基本方法，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已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了，而且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蒙只是对时间、空间和交通线等物理因素作了一般的研究。可是，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行动同“迂回到敌人后方”这个机动样式并不相似，但是，它们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鲜明例证。

查清各种战略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判明它们的性质，用不着把参战双方的实力数量、它们的补给方法和交通运输情况罗列出来。对于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事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相同的现象，以及后方工作情况和那些引出结果的心理上的措施。

在各种就性质、规模和时间来说都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而能获得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明显地看出，其中必有某些相互联系。我们对此加以研究，就能合乎逻辑地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些条件的差别愈是广泛多样，则所得的规律也就愈加明确可靠。

所以，对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战争原理。而且其价值并不止此。如果这种研究是创立任何军事理论的必要基础，那么，对于有志研究战史并力图发挥自己关于战争观点和判断意见的普通军事人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相同的。否则，他的军事学说知识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好象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第二章希腊时代的战争--埃帕米农达斯、菲力浦和亚历山大

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战，即“大波斯战争”，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最自然的起点。在这个时期里，战略还是处在萌芽状态，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从这里取得许多教益。但是，“马拉松”这个字眼已经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并且非常有力地鼓舞着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们，以至于决不可以对它轻视。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个字眼所造成的印象尤为深刻。因此，在此以后的各个世纪中，首先是希腊人，而后加上欧洲人，都把马拉松战役的意义过分地夸大了。然而，如果不作过分夸大而准确地估价它的重要性，那么它的战略意义会反而显得更加清晰。

　　公元前49O年，波斯人采取侵略行动，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远征，其目的是要教训一下埃勒特里亚和雅典这两个在波斯王大流士眼中的希腊城邦小国，叫它们莫管闲事，不要插手别国的事务，即不要唆使波属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族人图谋暴乱。埃勒特里亚很快被波斯人灭亡了，其国民被强迫迁移到波斯湾沿岸一带居住。而后，波斯人开始向雅典进攻。大家后来知道，当时雅典城邦内的极端民主党有意支持波斯人的武装入侵，企图借助波斯人的势力来挫败保守党。波斯人考虑到这一情况，没有直接向雅典城进攻，而是使军队在雅典城东北二十四哩处的马拉松登陆。他们采取这样的机动，是企图以此把雅典的陆军诓骗出城，使自己的支持者便于在雅典城内夺取政权。他们担心，采取直接进攻雅典城的办法，可能有碍于支持者发起暴动，甚至有可能迫使他们也起来反抗自己。而采取直接进攻的话，则波斯人还面临着另外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必须进行攻城战。

　　如果波斯人的企图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诡计可以说是已经得逞。雅典陆军果然开向马拉松，去迎击波军。而在此时，波斯人却开始执行他们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他们留下部分兵力作为掩护，把自己的主力重新装上船只，其目的是想绕道开往法里隆，并在那里登陆，然后从那里猛扑到没有防卫的雅典城。这个战略计划无疑是很精明巧妙的，可是由于多种情况的制约，结果却没有成功。

　　由于主将米太雅德具有顽强毅力，雅典军队采取了自己唯一可行的办法，立即向波斯的掩护部队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所以获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腊方面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他们的长矛和盔甲经常都对波斯人拥有优势，马拉松战役是进行得很紧张的，实际上比后来爱国主义传说所描绘的还要激烈。不过，波斯掩护部队的大部分兵力还是安全地上船撤走了。雅典军队在顽强战斗获得荣誉之后，随即以更顽强的毅力进行强行军，很快折回到了城里。他们由于行动迅速，加上反对党方面夺取政权的行动迟缓，终于使自己得救。在雅典陆军回城以后，波斯人看到，要想夺取这个雅典城，那就非进行攻城战不可。波斯人入侵的目的，本来只是想要惩罚一下希腊人，如果要以巨大牺牲来作代价，他们是不会乐意干的，于是便自动撤回亚洲去了。

　　此后过了十年，波斯人又产生了一个企图，于是再次调动大量兵力向希腊发动进攻。对于接受过去的教训，希腊人的反应是迟钝而缓慢的。直到公元前年，雅典当局才开始扩充自己的海军，而这却是抵销波斯陆军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可是，有充分的根据断言，这一次希腊和欧洲所以得到拯救，却是由于另外的原因。首先是埃及发生了骚乱。这使得波斯在公元前年至年不得不忙于那里的事务。其次是大流士的死亡。他是当时波斯执政人物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国王。

　　公元前年，希腊重新面临着波斯入侵的威胁，而且其规模比以前各次更为巨大。由于敌人入侵的规模空前巨大，希腊各城邦和国家被迫团结起来，并组成了反波斯同盟。而对波斯国王薛西斯来说，则是被迫采取直接向目标进攻的办法。他调用的军队实在过于浩大，以至于不可能从海上进行输送，因此被迫从陆地进军。由于这一原因，波斯军队的补给储备无法获得解决，只得调用海军予以支援协助。这样一来，波斯的陆军只能沿着海岸地区前进，而海军舰队必须紧靠陆军进行活动。结果，陆海两军的行动都受到牵制。希腊方面却能预定在几个方向上等待敌人的进攻，因为波斯人要想绕过这些路线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利用地形条件逐次地构筑了许多道阵地，有力地封锁着进攻的敌人。这样，正象格兰蒂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希腊各邦内部意见分歧，那么，“侵略者很可能永远无法突进到温泉关(即德摩比勒)以南地区”。可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而使历史产生了一篇不朽的史诗。希腊的海军舰队在萨拉米岛附近打败了波斯舰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入侵。薛西斯和整个波斯陆军都在岸上看到自己的舰队被击毁，但却毫无办法进行支援，而这支舰队对于他们，与其说是运输工具，还不如说是补给来源，它比运输更为重要。

　　应当指出，进行这次决定性海战的有利因素，却是希腊方面使用的一个计谋。我们可以把这个计谋看作是间接路线中的一种方式。当时，泰米斯托克利写了一封信，说是希腊舰队打算投降。波斯人受了诓骗，把舰队开进了狭窄的侮峡，从而使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完全化为乌有。这一计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波斯人误信了过去的经验，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合情理。实际上，泰米斯托克利当时写这样一封信的内幕，是他害怕伯罗奔尼撒各城邦参加联盟军的将领们率军从萨拉米撤退，因为那些将领曾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真的那样撤退，雅典舰队就将被迫单独地同波斯舰队作战，并且使波斯舰队有机会在公海上充分发挥其数量优势的作用。

　　在波斯阵营里，只有一个人反对薛西斯关于立即发起战役的决定。这就来自哈里卡尔拉苏斯的阿尔齐米西娅女王。她建议放弃这次战役，而采取另外一个计划，使波斯舰队与陆军部队协同作战去进攻伯罗奔尼撒海峡。她预料这样可以迫使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舰队面临威胁而逃回自己的港口，从而瓦解整个希腊舰队。她的建议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泰米斯托克利所担心的。若不是波斯舰队为了发起攻击而封锁了出海口，则伯罗奔尼撒联军的战船一定会在第二天早晨逃之夭夭。

　　果然，波斯人的进攻一开始就很不顺利。由于希腊舰队中一些战船在撤退，波斯舰队受骗，跟随着进行拐弯，而这些希腊战船只不过是作为诱饵行动，要使敌人的主力完全扑空。当时，担任进攻的波斯大船开进了狭窄的海峡，尾随着徐徐后撤的希腊战船，为了赶上这批战船，它们不得不加快划桨速度，结果使许多大船拥挤在一起。这就使希腊舰队有机可乘，得以向波斯舰队的翼侧实施反突击而把它打败。

　　此后七十年中，波斯人不敢再次入侵希腊，看来是害怕雅典海军攻击他们的交通线。可以举下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当雅典舰队在叙拉古遭到毁灭之后，波斯人的侵犯马上就卷土重来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海战中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性机动，要比在陆战中早得多。

　　这就表明，陆军依靠交通线进行补给，已是后来发展阶段的事情了。而海军却不同，它们早就被用来对付敌国的海上交通线和补给工具。

　　萨拉米之战消除了波斯的威胁。此后，雅典成为整个希腊的盟主。直到公元前年至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这一盟主地位才算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延续了二十七年，其时间实在太长了。它不仅使交战的主要两方打得精疲力竭，而且使那些形式上守着中立的国家也倒霉地受到了严重损害。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双方在战略上经常都是犹豫不决的，战略毫无实效。

　　在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方面曾打算直接入侵阿提卡。可是，对方在伯里克利的战争政策影响之下，使它们的多次计划都未能获得实行。伯里克利力图避免在陆上作战，主张使用雅典的强大海军舰队来袭扰敌人的航线，以此瓦解其斗志。这就是所谓的“伯里克利战略”，它和稍后一些时候出现的“费边战略”一样，曾经是很出名的。可是，这个战略的言词表达有其局限性，使人难于了解战争的过程。为了避免误解原意，在术语的使用上必须严格遵循确定的含义。

　　例如，所谓“战略”一词，从其直接含义来说，最好理解为“统帅艺术”，也就是对武装力量进行实际的领导。它与“策略”不同。“策略”不仅决定对武装力量的使用，而且要把其他手段(如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手段)统统结合起来使用。所以，策略的付诸实行，就是较高一级战略的运用，即所谓“大战略”的运用。

“伯里克利战略”与间接路线战略也有所不同。间接路线战略的任务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以此达成胜利。伯里克利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大战略，其目的是要逐步消耗敌人，使敌人相信他不可能夺取胜利，从而使自己最后获胜。

　　对于雅典人来说，一次大瘟疫给他们带来了不幸，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大大地消耗了，结局对他们是很不利的。因此，“伯里克利战略”在公元前年即宣告破产，而由直接进攻克列昂纳和德莫斯菲纳的战略所代替。这个战略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尽管曾经取得一些卓越的战术胜利，但是总的说来并不比“伯里克利战略”好些。在其以后不久，即在公元前年的初冬，斯巴达方面最有才华的统帅布拉西达士，终于剥夺了雅典人经过艰苦奋斗夺来的一切优势。

　　布拉西达士取得这个成果，采用的是直接破坏敌人根本要地的战略性机动，而不是摧毁敌人的实力主体。他带兵绕过雅典城向北挺进，实行贯穿整个希腊境内的强行军，直接袭取雅典的自治领地哈尔基蒂克，而这正是雅典的要害之处，向来称为雅典帝国的“阿奚里脚跟”。布拉西达士一方面使用武力，一方面向那些背叛雅典的城邦发出诺言，给予他们自由和保护，因而严重地动摇了雅典对哈尔基蒂克的统治，迫使雅典把自己的主力派来进行援救。结果发生了安菲波利斯之战，雅典军队遭到惨败。尽管布拉西达士本人在战斗中阵亡，但雅典当局还是愿意同斯巴达人订立一个于自己不利的和约。

　　在以后那些虚假和平的年月里，雅典人虽然一再发动远征，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收复哈尔基蒂克的地盘。后来，作为最后一次的积极手段，他们又发动了对西西里岛的远征，企图占领西西里岛的“钥匙”叙拉古城，以此切断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供应。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间接路线的实例，但它却有着弱点，其矛头不是刺击敌人真正的军事同盟者，而是指向了对方贸易上的业务伙伴。因此，它不但没有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新的敌人。

　　尽管如此，要是这次远征在执行过程中不犯那么多的错误，要是远征真能取得胜利，那么，它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成果，还是有可能大大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可是，远征计划的制订者阿尔基维亚德遭到了国内政敌的阴谋陷害，被迫在途中离开了指挥岗位。他受命返回雅典，要出席法庭以亵渎神圣的罪名受审。阿尔基维亚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宣告死刑的判决书。因此，他在途中逃住斯巴达，打算帮助敌人来摧毁自己亲手制订的远征计划。接替阿尔基维亚德去担任远征部队总司令的，是尼基斯。这个人本来就是阿尔基维亚德计划的反对者，天生冥顽，不学无术，因此，他自然要使阿尔基维亚德的远征计划遭到破产。

　　雅典在围攻叙拉古战斗中丧失了自己的陆军，只是由于海军舰队的积极活动，才算避免了惨败。以后又经过了延续九年的海战，雅典还是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和约，而且重新恢复了它的大帝国地位。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年，斯巴达舰队的司令官莱桑德尔，终于把雅典继续发展的措施搞掉了。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古代史》一书中，关于莱桑德尔这样写道：“他的作战计划是力避战斗，尽量消耗雅典的兵力，选择帝国最要害的地点实行攻击……”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未必正确，因为莱桑德尔的计划并不是象采取间接路线那样避开战斗，而是只要遇到完全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他便不论时间和地点，总是向敌人实施进攻。莱桑德尔曾经机巧地改变航线，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摸不清自己的意向，从而悄悄地把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在那里等待给雅典运输粮食的潘塔斯船队返航，由于对雅典的粮食补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雅典当局曾把自己拥有艘舰船的整个舰队都派去对运粮船队进行护航。在连续四天的航行中，雅典舰队一直在引诱莱桑德尔进行海战，但是毫无结果。当时，莱桑德尔只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似乎自己已经陷入毫无作为的窘境。这样，雅典舰队受了骗。它本来应该开进安全的塞斯托斯港去补充给养，但是却没有开进去，而停留在埃戈斯波塔美附近的开阔海面上，虎视着莱桑德尔的舰队。第五天，当雅典舰船上的大部分人员都上岸去筹办粮食补给的时候，莱桑德尔便突然地发起了进攻，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战斗就一网打尽了敌人的舰船，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便结束了两国之间一场时间漫长的战争。

　　在这场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大量的直接路线行动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通常都使进攻者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布拉西达士打击哈尔基蒂克这个雅典的“根基要地”时，雅典方面的不利局面即已肯定形成。雅典人如果贯彻执行阿尔基维亚德制定的大战略计划，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即夺占西西里岛这个斯巴达的经济基地，那么，其军事实力的恢复尚有颇大的希望。可是，进攻西西里岛的远征并没能拯救雅典。而在十年之后，斯巴达方面最后给了敌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击，这一击却是依靠自己舰队在海上实行的一种战术性行动。当然，这是大战略计划中采取新的间接路线的结果。应该指出，斯巴达人实行这次进攻的有利条件，是采取威胁雅典方面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这个办法创造的。莱桑德尔夺得了雅典舰队的战船，也就有可能夺占雅典的经济基地，从而极大地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他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怒恼，为实施下一步的突击和迅速夺取军事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雅典帝国衰落以后，斯巴达取而代之，成了希腊境内的霸主。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促成斯巴达政权终结的决定性因素。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于一个人，以及他对战争科学和艺术所作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斯崛起以前的那些年代里，底比斯人已经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了，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战斗的方法，后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费边战略”。所谓“费边战略”，虽然是属于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中的一个范畴，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迂回战术的战略。底比斯的军队一直坚持这种方法，避免进行公开的搏斗。所以，斯巴达军队当时虽然多次开到贝奥提亚，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底比斯人利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时间，建立了经过精选的职业军队，即名噪一时的所谓“神圣战斗队”。这就是后来底比斯军队中的突击力量。底比斯人采取这种方法创造了鼓舞人们反对斯巴达人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却因此解除了陆上的威胁，得以集中自己全部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海军。

　　这样一来，到公元前年，包括底比斯人在内的雅典同盟，就迫使斯巴达同它们签订了一个于同盟方面较为有利的和约。尽管这个和约由于雅典人在海上的冒险行为而很快遭到破坏，但是，他们之间在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和平谈判，因为雅典方面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的谈判桌上争回了它在战争中丧失的许多东西，并且设法使底比斯同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即开始进攻底比斯，企图把它彻底摧毁。可是，当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年攻入贝奥提亚时，尽管它经常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这一次同时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一万对六千)，但却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被埃帕米农达斯所统率的，有着新的精良装备的底比斯陆军彻底打败了。

　　埃帕米衣达斯不仅摒弃了根据以往许多世纪的经验所制定的旧战术方法，而且奠定了战术、战略、以至大战略的基础。后来一代一代的名将和统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受到培养的。他所使用的部署军队的方法，直到我们时代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例如，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所采用的“斜形战斗队形”，只不过是埃帕米农达斯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埃帕米农达斯抛弃了传统的惯例，不仅把自己的优秀士兵，而且把自己的主力，都集中在左翼一边，从而减弱了中央的兵力，并且使右翼往后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在敌方右翼造成了对敌兵力的绝对优势，而这里又是他们的总司令官--即军队“大脑”的所在地点。

　　列夫克特累战役过后一年，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着新建立的阿卡地亚同盟的联合部队，向斯巴达腹地进军。这次进军，奔向由斯巴达长期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腹地区，是有明显特点的，这就是多方面地而且巧妙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方法。进军是在隆冬季节实行的，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向心方向开进，其目的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仅此一点即可说明，这次行军是军事学术上的一个范例，它是自古以来的，或者确切些说，是拿破仑战争以前的空前范例，然而，埃帕米农达斯还具有更为深邃缜密的战略意图，当他的军队在距离斯巴达都城只有三十二公里的卡里那汇合时，他是采取迂回办法从后方抵近这个都城的。他所以进行这样的机动，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要把相当数量的希洛人和其他不满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过，当时斯巴达人却也成功地预防了在国内发生这种危险的运动，其方法是发出紧急通告，解除希洛人的农奴身分。此外，伯多奔尼撒半岛上依附斯巴达的各个盟邦，也及时地把增援部队开到了斯巴达城。这样一来，不经过长期困攻而使都城陷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再存在了。

　　埃帕米农达斯很快就明白了，斯巴达人是不会受骗出城的，而且长期围攻下去，势将削弱自己方面由各种民族成分组成的联盟军队。因此，他摒弃那种墨守成规的战争，拿起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武器，即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他利用伊索米山这个美西尼亚的天然屏障，修建了一座城池，命名为美西拉，作为美西尼亚这个新建国家的都城，把所有不满于斯巴达统治而依附于他的人，都安顿在这个城里，并将战争中获得的全部战利品提供给他们作基金。这个位处希腊南部的国家，成了斯巴达进行活动的障碍。这样结果，使斯巴达丧失了一半国土和一半以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地亚地区建立的这个新城邦国家，是对抗斯巴达的一道补充防线。从此，斯巴达在政冶和经济上都处在堡垒体系的包围圈中，因而其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几个月的战争，最后撤退出去了。他在战场上连一次胜利也没有取得过，可是，由于运用大战略，还是极严重地破坏了斯巴达的国力基础。

　　然而，底比斯国内政客们所希望的却是获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他们因为没有取得那样的胜利而觉得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斯不得不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由于采用近视的政策，奉行错误的外交，逐渐丧失了国家当时夺到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阿卡地亚同盟中的一些国家增长了自负和野心，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泽，而试图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年，底比斯终于面临着对前途的选择：或者借助武力来维护它的权力；或者放弃自己的威望。它作出了对阿卡地亚实施征讨的抉择，结果，又使希腊各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值得庆幸的是，底比斯当时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斯来为它建立功勋，还有埃帕米农达斯的大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为他创建的美西尼亚和美加洛波里斯两个国家，现在不仅成了遏制斯巴达入侵的因素，而且大大增强了底比斯本身的实力。

　　埃帕米农达斯又一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在杰吉亚汇合了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因而使自己置身于斯巴达和反底比斯联盟的其他各国军队之间，而这些军队刚好在曼提涅亚地区进行了集中。当斯巴达的军队开始从城中开出，准备和它的同盟者汇合之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夜暗的掩护，派出自己的快速部队，向斯巴达城猛扑过去。可是，他没有达到取胜的目的，因为有一个逃兵及时向斯巴达人泄露了消息，使斯巴达军队马上采取急行军返回了都城。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决定进行战斗来夺取胜利。他率领军队离开杰吉亚，经过一个象沙漏计时器那样的谷地，直接奔向距离大约十九公里的曼提涅亚。这时，敌人已经在谷地的腰部占领着坚固的阵地，其宽度大约为一点六公里。

　　埃帕米农达斯这次实施的进攻，按其规模来说，是界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可是，对于他的这次机动，如果随意地认为应属于这种或那种样式，那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在曼提涅亚的胜利，其根源还在于使用间接路线方法。起初，埃帕米农达斯是照直向着敌人的阵地开进的，迫使敌人把自己的军队编成战斗队形，并将正面对准埃帕米农达斯就要实施进攻的方向。可是，当埃帕米农达斯前进到离斯巴达军阵地只有几公里的地段时，他却突然转向左方，隐没到敌人观察不到的高地后边。这个出奇的行动立即使敌人的右翼受到威胁。为了使斯巴达人更加分割自己的战斗队形，埃帕米农达斯又忽然停止下来，命令部队放下武器，做出准备宿营的样子。这个计谋增大了他的胜利。敌人果然中计，允许士兵走出队列，并给战马松缰，因而更加打乱了战斗部署。这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轻装部队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完成部队战斗队形的编排部署。他这一次采用的战斗队形，与列夫克特累战役中的队形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完善了。随后，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军队迅速拾起武器，勇猛直前奔向敌人。这时，敌人的队伍已经乱作一团，所以底比斯军队的胜利差不多已成定局。然后，埃帕米农达斯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于是，底比斯军队也惊慌失措，随即后退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它给后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无论是一支军队，或者是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大脑”麻痹了，那么它们也就会很快地随之崩溃。

图1希腊的中部和南部

　　下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在二十年之后，即公元前年才发生的。这次战争使希腊的霸权转移到了马其顿人手里。这次战争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政治与战争之间完全是相辅相成的，说明自然界的障碍可以为了战略上的利益而加以利用。马其顿人，尽管也是希腊人，但实质上他们又是“外国人”。当时，底比斯人已经和雅典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泛希腊同盟，用以对抗实力日益增长起来的马其顿。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外部的同盟者，那就是波斯国王。而这对于历史和人类的本性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谈。这一次的新的进攻者，也认识到了间接路线的意义。甚至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企图夺取霸权的借口，也是带有伪装欺骗性质的。他参加安菲赛托尼克会议，是被邀请来的，是请他来协助惩罚贝奥提亚西部那个阿姆菲萨小国家的。那个小国被控犯了渎神罪。菲力浦之所以受到邀请，很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示意。他这样做，尽管促成了底比斯和雅典为反对他而进行的联合，但是至少使得希腊的其他各国保持着善意的中立。

　　菲力浦开始向南行军。当他开到齐提纽姆附近时，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本来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前进方向。他占领了埃拉提亚，并在那里建筑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更，表明了菲力浦政治目的的广泛，也暗示着他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得到了证实。雅典和贝奥提亚的联军封锁了通住贝奥提亚两条道路上的山间通道：在西线，从齐提纽姆至阿姆菲萨；在东线，穿过帕拉波塔米山隘，从埃拉提亚到喀罗尼亚。菲力浦在尚未开始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前，采取了一些削弱敌人的措施：在政治上提出重建佛西亚诸邦的诺言，而这些小邦是过去被雅典征服的；在宗教上宣布自己为德尔费神的保护者(后继人)。

　　以后，到公元前年的春天，菲力浦使用了一条妙计，突然地向泛希腊同盟实施突击。他首先夺占了埃拉提亚，从战略上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线，而敌人正是预期从那里迫击进攻者的。尔后，他对防守西线的敌人耍了一个欺骗手段，写了一封假信，说是他要返回到色雷斯去，并故意使信落到敌人手里，以便在战术上麻痹敌人。他在完成这些之后，即从齐提纽姆出发，采取强行军在夜间越过山隘，前出到贝奥提亚西部的开阔地形，到达了阿姆菲萨地区。而后，他又前进到纳帕克图，打通了出海的交通线。

　　现在，菲力浦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但距离防守东线山隘的敌人，还有相当的距离，泛希腊同盟军面临这一形势，便自行撤离了帕拉波塔米山隘。他们如果不撤退，其后退道路就有被截断的可能，而且再在那里防守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菲力浦又从敌人预期遭受攻击的方向折转过来，再次采用间接路线开始行军。他不是从阿姆菲萨向东开进，因为那里必须穿过有利于敌人的山地，而是把自己的军队调转回来，又一次经由齐提纽姆和埃拉提亚，然后向南挺进，穿过此时已经无人防守的帕拉波塔米山隘，并在喀罗尼亚追上敌军，发起猛攻。这个机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尔后战斗中的胜利。而他那巧妙的战术又加强了它的效果。菲力浦使出计谋，开始装作败退，把底比斯的军队骗出他们的原来阵地，向前追击。而当敌军进入到平原后，他立即实施反突击，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线，并把它们击溃。喀罗尼亚之战的结局，为马其顿奠定了统治希腊的霸权基础。

　　死神妨碍了菲力浦，使他未能夺到亚洲的霸权。这一事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不仅有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而且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

　　亚历山大继承的另一份遗产，后来显得具有极大意义的，是菲力浦在公元前年攫取到手的达达尼尔桥头阵地。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亚历山大历次东征的路线地图，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弯子很大很多的曲折线路图。研究这些进军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取这种曲曲折折的行军路线，其原因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当然，这些政治性原因也是就大战略范畴来说的。

　　亚历山大早期的军事行动，常常是直接路线的行动，殊少灵活性。其原因看来是两个方面的。首先，年轻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庭中长大的，他受着荣誉和伟大胜利的熏陶，其“英雄主义”的色彩要比其他伟大统帅更为浓烈得多。其次，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和统帅素质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没有必要过早地去破坏敌人方面的战略平衡。所以，亚历山大留给后代的经验也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大战略范畴的，一种是战术范畴的。

　　公元前三三四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从达达尼尔海岸出发，开始向南行进，在格拉尼卡河上击败了波斯的掩护兵力。在这一战中，波斯人曾力图挡住亚历山大那些使用长矛的武装骑兵，这些骑兵有着惊人的重力和冲力，不过，当时的波斯军队也是具有很大灵活性的，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集中自己的兵力，能够击毙极其英勇的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的入侵在其刚刚开始的时刻也许就被消弭了。可是，他们差了一点。没有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此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挺进，攻入沙尔底。这里是利地亚的政治和经济枢纽。到此以后，他便折转方向，向西进发，抵达埃菲苏。亚历山大在这些过去的希腊城市恢复了旧有的民主政府形式和权利，从而在经济上极有效地保证了自己后方的安全。

　　现在，亚历山大又回到了爱琴海的海岸边上，重新开始向南走，然后再转到东方，沿途经过了卡里亚、莱西亚和帕姆菲里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机动形式，其目的是要震撼波斯人对爱琴海的制海权，使用夺占基地的方法来剥夺波斯舰队的行动自由权。亚历山大采取这个方法，终于使敌人的舰队丧失了人力资源的基本来源。从帕姆菲里亚向东，在小亚细亚的沿岸，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港口。因此，亚历山大便从帕姆菲里亚转而向北，进抵弗里基亚，随后继而东进，到达安基拉(即现今的安卡拉)。这样，他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巩固了权力，保障自己无后顾之忧。

　　此后，到了公元前年，他又转向南方，企图穿过“基里西亚门”，直接向叙利亚进攻。而在那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正集中着兵力在等待他。这一次，由于情报不准确，而且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波斯军一定会在平原上等他，加上敌人采取了比较巧妙的机动，亚历山大曾在战略态势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他是采取直接路线行进的，而大流士三世却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的上游，穿过“阿曼尼克门”，钻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是向来重视基地的重大作用的，而这一次却脱离了基地，他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然而，他却在后撤过程中顺利地摆脱了这一困境。他回过头来，接受了伊苏斯会战，靠着较为完善的战术和较为完备的武器打败了敌人。可以说，象亚历山大在这次战斗中那样成功地利用间接的突然性的事例，在其他伟大统帅的业绩中还没有见到过。

　　尔后，他重新采取迂回的方法前进，没有去进攻波斯帝国的心脏巴比伦，而是沿着叙利亚海岸线南行。很明显，根据大战略的需要，他必须采用这样的一条路线。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尽管已经剥夺了波斯人的制海权，但他还没能毁灭大波斯帝国。这个帝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对他的后方，以至于对希腊，特别是对雅典造成威胁。当他攻占腓尼基以后，波斯舰队也就趋于彻底毁灭了。因为波斯舰队当时所剩下的，主要就是腓尼基的舰船，其中大部分都向他投降了，而驻扎在提尔港的其余部分，也在该港陷落之后被他缴获。此后，亚历山大仍然继续向南挺进，一直抵达埃及。他的这些行动，要从海上战略的观点来解释是很困难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从政治目标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亚历山大走这一步棋却是很明智的。他要打败波斯帝国，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首先占领埃及这块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盘，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到了公元前年，亚历山大才又开始向北进攻。他首先攻入阿勒颇，然后转向东面，渡过幼发拉底河，前出到底格里斯河上游。在这里，在靠近尼尼微(现为英苏尔)的地方，大流士三世已经集结了一支颇大的新军。亚历山大是急于求战的，但是他仍然没有采取直奔敌人的办法。他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渡过河，沿着东岸前进，迫使大流士变换了阵地。于是就发生了高加米拉之战(人们通常称之为阿尔贝雷之战，因为阿尔贝雷是距离战地最近的一个城市，大约相距公里)。在这次会战中，亚历山大在军队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达到大战略目的的途径上，这次的敌军却是所有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高加米拉之战以后，亚历山大紧接着占领了巴比伦。

　　亚历山大此后的行动，在他没有开到印度边境以前，从军事上来说，一直是在“对大波斯帝国境内的残敌进行扫荡”，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全力巩固自己的帝国。他采取间接路线，进行迂回行动，穿过了乌克西亚隘路，越过了“波斯门”。当他在赫塔斯佩斯河与印度国王婆拉斯相遇时，他又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行动，充分证明他的战略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例如，他把军队隐蔽在玉米地里，又沿着河的西岸广泛地展开了兵力，以此困惑敌人，使其不了解自己的真正意图。起初，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吵吵嚷嚷地冲来突去，使婆拉斯迷惑不解。而后，如此反复多次，使印度国王见惯以后放松了警惕。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使婆拉斯陷入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而在这时，他以主力监视着婆拉斯军队的正面，自己却率领一支精兵溯河而上，逆进到上游三十公里之处，度过了赫塔斯佩斯河。亚历山大这一突然的迂回行动，使得婆拉斯精神沮丧，其军队的战斗力遭到很大震撼。因此，在尔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竟然只以自己数目不大的一部分兵力就打败了敌人的全军。如果不是预先使敌人遭到削弱，那么，亚历山大的这种行动，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率领的一小部分兵力，是孤立无援的，完全有着被敌人一举击破的危险。

图2地中海东部

　　亚历山大死后，紧接着发生了长期的“继承者”争夺战。这些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但是，其中却有着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的战例，这些战例同样证明了间接路线的决定性意义。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似乎要比拿破仑的元帅们更有才能。他们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深刻认识了“节约兵力”的意义。尽管他们有许多的战例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本书的内容只限于分析古代史中那些最重大的战争。而在多次的“继承者”战争中，只有公元前年那最后一次战争，才够得上本书选择的标准。对于这个结论，是用不着争辩的，因为剑桥大学的《古代史》一书早已指出，“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央政权和各地诸侯之间的争斗终于宣告结束，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公元前年时，自称为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安蒂贡尤，可以说是差不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从自己原有的弗里基亚总督管辖区出发，开始向外扩张，终于逐渐地获得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使疆界从爱琴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当时，起来反抗他的，有以下几股势力：一是塞鲁卡斯，他很困难地扼守着巴比伦那个一隅之地；二是托勒密，他手中只有埃及一块地盘；三是奈西马丘，他隐藏在色雷斯地区；四是卡桑德尔，他在这批逐鹿者中是一个劲敌，是安蒂贡尤实现理想途中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当时已经被安蒂贡尤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希腊赶出来了。德梅特里斯这个人，在个性品质方面，是有许多地方象亚历山大的。他曾向卡桑德尔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建议，可是卡桑德尔却报之以颇具天才的战略性打击。卡桑德尔的行动计划，是他和奈西马丘两个人开会制定的。他们两人都想把托勒密拉来参加他们的行动，而托勒密还想同塞鲁卡斯建立联系，因而曾派遣使者骑着骆驼越过阿拉伯沙漠去完成这个使命。

　　卡桑德尔在阻止德梅特里斯向底萨莱地区进攻时，手中只剩下原有五万七千人中的三万一千人了，因为他把其余的军队交给奈西马丘去使用了。当时，奈西马丘已经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正在向东挺进。在此同时，塞鲁卡斯也在向西进发，率领军队向小亚细亚方面开来，而且在他的作战部队中，有着从印度得来的五百头战象。托勒密则向北进攻，进入了叙利亚，但因他在途中获得一个关于奈西马丘死亡的假情报，于是又返回了埃及。尽管如此，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从东西两面抵近了安蒂贡尤帝国的心脏地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火速地把自己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底萨莱召回来。当时，卡桑德尔正成功地在那里牵制住了德梅特里斯。现在，由于自己小亚细亚的战略后方受到威胁，德梅特里斯只好自行撤退。这一情况和以后西庇阿迫使汉尼拔返回非洲的情况，在战略原理上正好是一样的。

　　尔后，在弗里基亚境内发生了依普苏斯之战。由于自己的同盟者奈西马丘在战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桑德尔的战略得以圆满成功。这一战的结果，安蒂贡尤战死了，德梅特里斯远逃了。应当指出，在这次会战中，战象曾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工具，而胜利者的战术又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当骑兵败退，而德梅特里斯进行追击的时候，战象突然涌出，切断了他的退路。此后，奈西马丘又不是立即就去攻击安蒂贡尤的步兵，而只以攻击的威胁和弓箭的射击来涣散他们的士气，以致把敌军部队弄到了四处散逃的地步。直到这时，塞鲁卡斯才正式转入攻击，而且他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安蒂贡尤本人所在的部队。

　　在这次战争的开始时期，形势本来是有利于安蒂贡尤的。可是，曾几何时，命运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由大胜转成大败的情景，实在是很少见到的。很明显，卡桑德尔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破坏了安蒂贡尤军队的战斗力。他采用间接路线的行动，首先动摇了安蒂贡尤的信心，而后震撼了其军队的士气，动摇了其国内的民心，因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

第三章罗马时代的战争--汉尼拔、西庇阿和凯撒

对于欧洲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下一个冲突，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阶段，是汉尼拔进行的各次战争，或者统称之为第二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或几个战局，而每一个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序幕，是汉尼拔于公元前年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的进军。而其最终结束点，看来应是第二年春天在特朗西梅诺湖畔所取得的歼灭敌人的胜利。这次胜利以后，汉尼拔如果能下决心立即向罗马进攻，那么可以说，罗马城除了它本身的城墙和守备部队以外，没有其他的抵抗力了。

　　汉尼拔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陆上路线，不选择距离短得多的海上路线？通常的解释都是认为“罗马人掌握着制海权”。可是，在他那个时代，航船还是原始化的，它们在海上拦截敌人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用“制海权”的现代定义去套当时的情况，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罗马人在当时究竟有无制海权，也是一个疑问。曾直接记述过特朗西梅诺战役的波里比阿在一篇著作中就指出过：罗马元老院对于迦太基人会不会取得“制海权”，曾经感到焦虑。甚至到了战争的结束阶段，即在罗马人取得一系列海上胜利以后，他们尽管剥夺了迦太基舰队在西班牙的所有基地，并且在非洲巩固了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仍然没有能力预防马哥(汉尼拔的弟弟)的远征军在吉罗西-里费亚实行登陆，也没有可能阻止汉尼拔返回非洲。因此，汉尼拔之所以要采取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更可能的理由是，他要纠集意大利北部的色尔特人起来反对罗马，认为这样对他更为有利。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这条陆上的行军路线，也不是一条直线。正因其如此，他才获得了颇大的利益。罗马方面曾经派遣他们的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西庇阿(即阿非利加?西庇阿的父亲)到了马赛，其目的是要阻止汉尼拔渡越罗讷河。可是，汉尼拔不仅出其不意地在该河上游渡过了这条难以逾越的大河，而且还继续向北走了很远。他选择了一条穿越伊塞里谷地的更为艰险的路线，而不是经过里费亚附近的直路，因为那条直路是很容易被敌人封锁的。波里比阿后来写道：当老西庇阿在三天之后赶到渡河地域时，他“大吃一惊，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一个敌人，而他先前却曾断定，认为汉尼拔无论如何也是不敢冒险经由这条道路(即北线道路)进入意大利的”。老西庇阿于是当机立断，留下部分兵力在现地，自己即匆匆忙忙地走海路返回意大利。他正好及时赶到，在伦巴第平原上碰上了汉尼拔。然而，这里的平原地形却使汉尼拔占了优势，使他的强大骑兵便于展开活动。结果，在蒂西纳河和特雷比亚河的两次战斗中，汉尼拔都夺取了胜利。这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

　　汉尼拔变成了意大利北部的主人，停在那里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罗马的新执政官预计到汉尼拔必将继续进攻，于是分兵把守两条线路：一条通向位于亚得里亚海岸边上的里米尼；另一条通向埃屠里亚的阿雷蒂昂(即现今的阿雷佐)。这些据点正好控制着通往罗马的东西两条大道，而汉尼拔是很有可能沿着这些道路进攻罗马城的。汉尼拔决定沿着通向埃屠里亚的线路行军，可是，他却不是选择大家通常所走的道路。行军之前，他通过周密的侦察，“查清了通向埃屠里亚的所有各条道路，知道这些道路的里程和状况也是敌人所熟悉的，知道还有一条穿过沼泽地的捷径是有利于突然地向弗拉米尼(罗马执政官)发起攻击的。汉尼拔想到了采取突然袭击行动的问题，于是便选择了穿过沼泽地的那条捷径。可是，当部队知道自己的司令官正率领他们走向沼泽地时，士兵们曾经大为震惊……”(波里比阿语)。

　　一般的统帅都是喜欢已知的东西，而害伯不知的东西。汉尼拔不是一个普通的统帅，因此，他和所有伟大统帅一样，宁肯在最危险的条件下从事活动，却不愿在敌人选择的阵地上去同敌人搏斗。

　　在连续四天三夜的行军中，汉尼拔的军队一直是在沼泽地内的“泥水道路”上行进。由于极度疲劳和缺乏睡眠，部队遭到大量减员，马匹的损失更为严重。可是，一旦冲出了沼泽地带，汉尼拔立即发现，罗马的军队仍然毫无作为地呆在阿雷蒂昂的军营里。这时，汉尼拔也未打算直接实施攻击。关于这一点，波里比阿曾写道：“他认为，如果绕过罗马的军营，前进到其后方，那么，弗拉米尼由于害怕人民的谴责和不能忍受的挑战刺激，不可能消极地看着敌人蹂躏自己的国家，而必然立即跟随而来。这样作，汉尼拔可以反客为主，就有了展开攻击的有利条件。”

　　汉尼拔采取这样一个迂回到敌后的机动，是仔细地研究过弗拉米尼的个性而考虑到其心理作用的。随后，就是如何实际执行计划了。他沿着通向罗马的大道前进，组织了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伏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第二天的早晨，正当晓雾迷茫的时候，罗马军队沿着特朗西梅诺湖岸的山地道路，跟在汉尼拔后面拚命追赶，可是，它却突然遭到来自前后两面的夹攻，并被全部歼灭。许多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胜利的结局，但往往忽略了精神因素是造成这次胜利的基础。然而，波里比阿在自己关于这次战斗的评论中作出了下述结论：“好象一艘战船，如果失去了舵手，那它很快就会成为敌人的虏获物。在战争中的军队也是这样。如果您能在斗智当中胜过敌军的主将，使其在行动上处于被动地位，那么，这支敌军就有可能完全落在您的手中。”

　　接着产生一个问题：在特朗西梅诺大捷之后，汉尼拔为什么不直接进攻罗马城？这是历史上一个神秘的疑案。后人所作的一切解释，都只不过是猜测罢了。缺乏攻城的重型技术装备，也许是较为明显的原因，但却并不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则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汉尼拔一直都在消除罗马对于其意大利各同盟国的影响，而力图另行组成一个反罗马的联盟。所以，取得几次胜利只能算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如果汉尼拔能使作战的条件有利于他使用优势的骑兵，那么，他在战术上的优势是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二阶段，则是以罗马人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而开始的。这些间接路线行动，就形式上来说，似乎是希腊特点还要多于罗马特点。这种行动的方式，以及后世许多人对于它的模仿，其中有些是学得很坏的，在历史上统称之为“费边战略”。费边采取的这种战略，不仅在于避免进行会战，以争取时间，而且要达到影响敌人士气的目的，甚至进一步影响其可能盟国的精神状态。因此，“费边战略”主要还是属于军事政策的问题，或者说是大战略的问题。费边深刻认识到了汉尼拔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决心不去冒险求战，不指望通过会战取胜。他在尽量避免会战的同时，却又到处发动小规模的挑衅，以此刺激侵略者的神经，并使汉尼拔的军队无法从意大利的各城市和他的基地即迦太基本土获得兵员补充。这一战略获胜的基本条件，也即如何利用它来实现大战略的条件，就是要使罗马的军队经常控制山区高地，从而使得汉尼拔在骑兵方面的绝对优势不起作用。因此，这一阶段成了汉尼拔和费边同时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搏斗。

　　经常给敌人造成威胁，不断截击敌人的零星兵力和粮秣征集小队，迫使敌军无法建立任何永久性的补给基地，这一切使费边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阴影，到处遮蔽着汉尼拔凯旋式游行的胜利光辉。这样，费边本人不仅避免了失败，而且也消除了汉尼拔由于前几次胜利而给罗马的各意大利盟邦所造成的影响，因而阻止了他们对罗马的背叛。此外，这种游击式的战法，既提高了罗马部队的士气，又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因为他们远离祖国，深深感到已经不可能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消耗战却是一件双面开锋的武器，即令使用得再巧妙，使用的人也一样地会感到吃不消。这样的消耗战争，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必将带来特别难以忍受的苦难，因而他们渴望尽早结束战争，而且经常带着偏见，认为最好还是通过战斗取得对敌胜利。当汉尼拔大胜之初，罗马人是感到十分惊恐的。而现在，他们在慢慢恢复过来以后，就开始对费边的智慧和他的行动产生怀疑了，忘记了正是费边才使他们获得恢复的机会。这种怀疑情绪煽惑着军队中一些只有“匹夫之勇”的分子，他们也开始批评和反对费边的战略，指责费边是“懦夫”。这种情况使得执政当局作了一个史无先例的决定，即任命米拉修为副统帅，而他本来就是费边的第一助手，同时也是批评费边的主要人物。于是，汉尼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把米拉修诱入了陷阱，幸亏费边及时赶到予以援助，才使他勉强得救。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对于费边的批评暂时停息了。可是，当他六个月的任期届满时，他的人望和政策却未能保证他获得连任机会。在执政官的选举中，狂妄自大、性情乖僻，而且不学无术的特烈茨?瓦罗被选为两个执政官之一。原先就是这个瓦罗促成了对米拉修的任命。此外，罗马元老院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执政官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决战。当时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许多地区正在遭受敌人的蹂躏，另一方面，元老院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它为了准备公元前年的会战，已经建立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其编成已有八个军团。可是，由于选错了一个统帅，他的思维判断能力不能适应他的进攻精神，因而使罗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个执政官是埃米里?帕卢斯。他曾希望等待一下，利用机动造成比较有利的条件。可是，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不符合瓦罗的观点。瓦罗的思想和他的公开宣言是：“在哪里发现敌人，就在哪里对他进行攻击。”结果，瓦罗利用了第一执政这个有利的条件，给汉尼拔提供了一个在平原上，在坎讷附近进行会战的机会。帕卢斯曾经进行争辩，认为有必要把汉尼拔吸引到比较利于步兵作战的地形上来。可是，瓦罗听不进这个意见，他利用自己轮值指挥部队的日子，把军队开到了紧接敌人的位置。第二天，帕卢斯把部队关在设防的营地之中。他认为汉尼拔的补给品不足，很快就会被迫撤退。而瓦罗呢，正如波里比阿指出的，“他的胸中却愈来愈烈地燃烧着进行会战的烈火。”当时，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求战感情，继续拖延下去将会激怒他们。“因为对于人们来说，没有比犹豫不决更为难以忍受的事情，只要决定已经作出，人们就没有其他选择，不管遭受什么艰难困苦，那怕不幸就要落在自己头上，也要勇往直前。”

　　待到下一天的早晨，瓦罗命令罗马的军队开出营地，准备进行会战。而汉尼拔所期待的，正是进行这样一种会战。按照传统的习惯，双方的步兵应该配置在战场的中央，骑兵列在两翼。可是汉尼拔却采取了一种新的列阵方法。他把那些坚定性比较差的高卢兵和西班牙兵摆得突出一些，配置在步兵战斗队形的中央，而把自己的非洲步兵稍微挪后一点，配置在两翼。这样，高卢步兵和西班牙步兵就成了一个吸引罗马步兵的天然磁体，罗马人决不会放弃对他们进行攻击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遭到罗马步兵的攻击以后，按照汉尼拔的意图，必须马上实行后退。于是，汉尼拔那个最初摆成为凸线向着敌方的半月形战斗队形马上起了变化，凸线变成了凹进去的弧线。罗马步兵为眼前的胜利气氛所迷惑，逐渐地向这个空间中涌来，大家挤成一闭，以至于最后连使用武器都很困难。他们满以为已经突破了迦太基人的战线。而实际上，却是自己愈来愈深地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汉尼拔的非洲精兵即从两翼向中央夹击，把挤成一堆的罗马人从两面包围起来。

　　这个机动是萨拉米海战时那个机动的重演，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那个机动思想的重复。从形式上看，它可以使人联想到日本人的所谓“柔道”斗争术，其基础就是采取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

　　而在那个时候，汉尼拔的重骑兵正好配置在左翼，它也突破敌人骑兵的队形，从后方向罗马人进行包围，并协助努米蒂亚骑兵队把敌人配置在右翼的骑兵也驱散了。迦太基的重骑兵，这时把追击罗马骑兵的任务交给了努米蒂亚人，而自己却不停地向敌后突进，要给罗马步兵以致命的打击。这时，罗马步兵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他们由于紧挤一团，密度过大，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从这时开始，会战已经变成为一场屠杀。根据波里比阿记载，罗马军当时共有七万六干人，而死在战场之上的竟有七万之多。其中包括帕卢斯在内，但是那个引起惨剧的罪魁祸首瓦罗，却侥幸地逃脱了性命，这实在是对命运的一种讽刺。

　　罗马人在坎讷遭到毁灭性的惨败以后，意大利联盟暂时地瓦解了。但罗马本身并没有崩溃。费边在那里组织和团结人民，继续进行了长时期的抵抗。后来，罗马终于又站立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运用了费边的避战战略，而这一战略正好体现了顽强的坚定性和忍耐性。同时，也由于汉尼拔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兵员补充。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置身于一个近乎原始组织的地区，使他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难于以战养战。(而在晚些时候，当西庇阿侵入到非洲时，他即发现，迦太基较为发达的经济条件，保证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这场战争第二阶段的结束，是在公元前年。当时，罗马执政官尼罗采用了另一种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他秘密地把罗马军队从汉尼拔当面的阵地上撤下来，而后以强行军的速度开进，去集中对付汉尼拔的兄弟(哈司德鲁巴尔)，后者率领一支军队刚刚到达意大利北部。尼罗在梅塔弗尔河战斗中击毁了这支军队，于是，汉尼拔就要获得这支援兵以便赢得胜利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尼罗在作战以后，立即返回了营地。等到汉尼拔发现对方的营垒已空时，尼罗又早在营地上了。

　　从此以后，意大利境内的战争陷入了僵持局面。这样也就开始了战争的第三阶段。在此以后的五年当中，汉尼拔始终都在南意大利进行顽强的防御。罗马的许多将军，每当采取直接打击法过分地靠近汉尼拔的狮穴时，总是受伤而还。

　　公元前年，阿非利加?西庇阿被选派到了西班牙。他面临着迦太基方面大大优势的兵力，承担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挽救那支曾由他父亲和叔父指挥的罗马军队，使其免遭覆灭，为他战死的父亲和叔父报仇，而如果可能的话，则在西班牙的东北部，为罗马保持住一个小小的立脚点。西庇阿采取了最快的前进速度，利用了战术上的优势和巧妙的外交手段，把原先的防御行动变成了进攻活动。实际上，这是一种间接的打击办法，既对付着迦太基，也对付着汉尼拔，因为西班牙是汉尼拔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他要在那里训练部队，也要从那里补充新兵。西庇阿把奇袭和时机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打垮迦太基军队以前，先把迦太基的一些同盟国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把他们在西班牙-迦太基(新迦太基)的主要基地剥夺掉了。

　　公元前年，西庇阿回到了意大利，并被选为执政官。此时，他已准备好，要执行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第二阶段计划，即进攻迦太基--汉尼拔的战略后方。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阶段。费边这时已经年老，思想逐渐僵化，只知道维护一般的行动方法，顽固地认为西庇阿首先要在意大利境内打击汉尼拔。他曾多次质问西庇阿：“你为什么不想直接打击汉尼拔，而一定要绕那么一个大圈子呢？你是否想到，当你渡海到了非洲之后，汉尼拔会跟着你后面走吗？”

　　西庇阿从元老院方面只获得一个可以渡海去非洲的许可，但被拒绝进行兵员补充。所以，他在公元前年春天出发远征时，只率领着七千名志愿兵，另外就是两个丧失了名誉的军团。这是两个在坎讷战中吃了败仗的军团，当时被罚在西西里岛担任守备勤务。西庇阿登上非洲大陆时，迦太基只派来一支不大的骑兵进行抵抗。他巧妙地实行了后撤，把这支骑兵诱入陷阱，然后将其全部歼灭。这样，西庇阿不仅赢得了时间，可以用来巩固他在非洲大陆的阵地，而且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声势，既鼓舞了罗马国内的当局，使他们乐于给他更积极的支援，也震撼了迦太基在非洲的各盟国，削弱了迦太基对它们的影响。不过，它们当中那个最强大的锡法克斯却是例外。

　　尔后，西庇阿试图夺取乌蒂卡港，想以它作为自己的基地。可是，他没有成功。他本想袭用早年夺取迦太基拉的办法，不采取长期的攻城战而把它夺到手。但在六个星期以后，他被迫解除了对乌蒂卡港的围攻，因为锡法克斯巳经率领一支有着六万人的大军来对付他，也就是来支援哈斯德鲁巴?吉斯哥那支新近编组的迦太基军部队。敌人的联军一旦到达，其兵力将在数量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于是，西庇阿撤退到了一个不大的半岛上，并在那里构筑了一条有着坚固工事的防御线，其形式正象后来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所设的防线一样。他在那里首先设法使封锁他的敌军麻痹松懈起来，而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在准备从海上攻击乌蒂卡港，以此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这些诱敌行动完成之后，他便利用黑夜对敌人的两个军营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西庇阿的指挥巧妙，这次突然袭击在瓦解敌人的组织和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显著。起初，他向着组织纪律较差的锡法克斯营地发动进攻。在那里，大多数的营舍窝棚都是用易燃的芦苇和茅草覆盖的，有的还伸到了营地工事的边缘之外。于是，罗马人首先放火。当一些窝棚起火而引起混乱的时候，他们即突然地闯进了军营。哈斯德鲁巴的部队，以为这是偶然的火灾，因为在黑夜降临之时，他们还看到相距约十公里的罗马军营仍然寂静无哗，没有什么异样现象，于是打开了自己军营的大门，跑出去帮助锡法克斯部队救火。这时，西庇阿又立即抓住机会，马上挥兵进击，迅速从大门攻入哈斯德鲁巴的军营，避免了对其设防工事实行强攻。结果，迦太基的两支军队都被击毁了，各自损失了一半兵力。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次战役，那我们就会正式地从战略范畴转到战术范畴上来，而且事实上可以觉察到，战略不仅为胜利开辟了道路，同时还直接导致了胜利的取得。胜利，这只不过是战略机动的最后一幕，而没有顽强抵抗的一场屠杀，是不能算作一场会战的。

　　西庇阿在取得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胜利以后，没有立即向迦太基进攻。为什么呢？尽管历史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比起汉尼拔在特朗西梅诺和坎讷取胜之后不立即进攻罗马城这一史实来，历史本身还是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来解释西庇阿的行动。历史教导人们，直到目前为止，只要有着迅速而突然地实施进攻和强击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预期较好的前景，那么，在所有各种作战行动当中，“攻城”是最为不利的一种战斗方式。如果敌人手里还掌握着野战部队，能够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那么，攻城战还有可能导致攻城部队的失败，因为他们在攻城当中所遭受的牺牲，总是要比守城部队大得多。

　　西庇阿当时所要考虑的，不仅是迦太基城的防御能力，而且还有汉尼拔回军救援的问题。把汉尼拔吸引回来，本来就是他的一个目的。如能在汉尼拔返回之前迫使迦太基投降，对他来说当然是最为有利的。可是，西庇阿考虑到，与其遭受巨大的牺牲去强攻城市，还不如首先削弱敌人城市防御者的士气，借此摧毁其城防抵抗能力。如果强攻城池不下，而汉尼拔赶来从背后向他实施进攻，那他就很可能在城墙之下遭到覆没。

　　所以，西庇阿没有强攻迦太基城，而是对它实行封锁。他遮断了该城的粮秣供应，使其同盟各国无法对它进行救援。此外，他还采取穷追猛打的方法，打垮了锡法克斯军队，从而使敌人方面的总兵力遭到大大削弱。他扶植起自己的同盟者马西尼沙，使他夺取了努米蒂亚的王位。这样就保证他自己有了必要的骑兵补充，得以对抗汉尼拔手中的最好武器。

　　为了增强精神震撼作用的效力，西庇阿突进到达突尼斯。这里离迦太基城已经很近。他认为，这是“促使迦太基人产生恐怖和绝望的最好办法”。采取这样的行动，加上其他各种间接形式的压迫措施，终于使迦太基人的抵抗意志逐渐削弱，被迫向他提出了和平要求。可是，在等待罗马当局批准和平条件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汉尼拔已经返回非洲，并在勒普蒂斯登陆。和平谈判于是宣告破裂。(这时正是公元前年)

　　这样一来，西庇阿的处境就十分困难和危险了。尽管他由于没有对迦太基城实行强攻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得不到同盟者马西尼沙的支援，因为在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他即同意马西尼沙返回努米蒂亚去巩固自己新王国的统治地位去了。一个统帅面临看这种形势，从正统的观点看来，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马上转入进攻，以阻止汉尼拔向迦太基开进，或者就在原地坚守，以等待援兵的到达。然而，西庇阿这时却实行了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机动。把这个机动的线路标在地图上，初看起来象是很不合理的。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把汉尼拔从勒普蒂斯到迦太基的行军路线标作一条直线，那么，西庇阿在留下一个支队于迦太基城下固守营地之后而外撤的路线，就是一条与汉尼拔这条直线成直角的路线，他是向下走的，也即是向着避开汉尼拔的方向走的。这才真是间接路线中一个最明显的范例！西庇阿选择的这条道路，穿过了巴格拉达河谷，一直深入到迦太基来自内地各区的基本补给来源的心脏地区。同时，他每前进一步，也就向马西尼沙给他派来的援兵靠近了一步。

　　西庇阿的这个机动达到了它的战略目的。当时，迦太基元老院为那个关系到自己存亡的重要地区将被毁灭而大伤脑筋，接二连三地向汉尼拔派出信使，责成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命令他与西庇阿决战。尽管汉尼拔在答复元老院时强调，希望他们“不要干预”他的行动，可是，他仍然迫于形势，没能再往北走回到迦太基城，而是不得不转向西去，并采取强行军去迎击西庇阿。这样一来，西庇阿就把汉尼拔诱向了他所期望的作战地区。而在这个地区，汉尼拔不可能获得兵员补充，没有可靠的支撑点，一旦遭到失败，还不可能找到掩蔽的处所。如果在迦太基城附近进行会战，那汉尼拔是不会陷入这种危险境地的。

　　西庇阿已经达到了迫使汉尼拔远离迦大基城而来寻求战斗的目的。现在，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精神上的优势。马西尼沙终于同西庇阿汇合起来了。几乎就在同一时候，汉尼拔也赶上了他们。可是，西庇阿还是不向前进，不去靠近汉尼拔，而是继续后退，以此把汉尼拔诱向一个更深远的地区，那里正好可使迦太基人陷入严重缺水的境地。现在，当汉尼拔前进到达平原以后，西庇阿有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在不久之前才刚刚获得的优势骑兵的作用，于是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会战。接着便发生了撒玛之战(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纳拉加那”之战)。西庇阿在这一战役中终于把汉尼拔的骑兵给打败了。而在此之前，汉尼拔的骑兵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就在这一仗中，汉尼拔第一次遭到战术上的失败。然而，战略上的大败，紧接着很快落到他的身上，因为战场附近既没有居民点，也没有要塞，使他找不到借以掩蔽的处所。没有掩蔽所，被打败的军队当然逃脱不了彻底毁灭的命运。这一仗以后，迦太基也就不流血地投降了。

　　撒玛之战的胜利使罗马成为地中海区域的霸主。从此以后，它的统治权力不断扩大，其宗主国地位不断加强。尽管它曾经多次地，几乎是定期地遭受到野蛮民族的入侵，但却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障碍。因此可以说，公元前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条自然分界线。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较完整地对古代史中的一些转折点加以研究，并探讨那些引起转变的军事原因。当然，罗马帝国终究要从顶盛走向没落。到最后，一个巨大的帝国还是崩溃了，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也有野蛮民族的入侵问题，但主要却是内部逐渐崩溃的结果。

　　在许多个世纪当中，欧洲又由一个旧的“统一”的局面，变成了新的“割据”的局面。分析一下这个“崩溃和没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统帅艺术，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教训。其中，有些还具有极大的意义。例如，拜占廷帝国的贝利撒留和他以后一些统帅的经验，就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就整体说来，最终的结果经常都很难确定，因为转折点几乎不可捉摸，战略有时极不明确，历史文献资料又很不可靠，所以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是不坚实的。

　　不过，当罗马还没有达到其权势顶峰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次值得认真研究的国内战争。其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第一，这场战争仍然还是一个伟大统帅的活动舞台；第二，它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果说，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了世界的中心的话，那么，公元前五十年到四十五年的罗马内战，就使凯撒成了罗马世界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凯撒主义。

　　公元前五十年的十二月，在凯撒越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只有高卢和依列里贡两个地区。当时，庞培还控制着整个意大利和罗马的各个省区。凯撒手里只有九个军团，而随他一起驻扎在拉文纳的，仅有一个，其余都在高卢，相距很远。庞培在意大利境内共有十个军团，在西班牙另有七个军团，此外还有许多的支队散布在帝国各地。不过，庞培在意大利的那些军团，只是一些仅有干部和骨干人员的架子军团。因此，凯撒的一个完全满员军团的战斗力，实际上要胜过庞培两个没有动员起来的军团。

　　有人曾对凯撒提出批评，说他率领一支如此弱小的兵力向南进军是冒险。但是，时间和突然性却正是战争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凯撒不仅认识到了这两个因素的意义，而且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时，也考虑到了庞培的人员素质。

　　从拉文纳到罗马有两条道路。凯撒所选择的，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距离最长的道路。因此，他是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前进的，并且采取了强行军的速度。当他逐渐深入而穿越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时，许多正在集中并准备投向庞培的新兵，都纷纷投奔到了凯撒麾下。这和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军队的情况正是一样的。庞培的军队由于精神发生动摇，放弃了罗马城，撤退到了卡普亚。与此同时，凯撒已经突进到敌人在科尔费仑的前卫兵力和庞培亲自统率的在卢塞里亚地区的主力之间的位置，于是，又收编敌人的兵力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尔后，他沿着卢塞里亚方向继续向南进攻，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实力。可是，到这时候，他的进攻开始变成直接路线的挺进，一直迫使敌人向着具有坚固工事的布林迪苏(即现今的布林迪西)港退却，那里正是意大利的靴后跟部位。由于遭到凯撒的穷追猛打，庞培被迫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过了亚得里亚海，逃到了希腊。这样，凯撒就因为在战争第二阶段的进攻行动过于直接化了，加上军事艺术知识的缺乏，终于丧失了以一个战局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以后的四年中继续进行战斗，并使军事行动遍及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地区。

　　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战局。凯撒不是到希腊去追击庞培，而是把部队开进了西班牙，其目的是要粉碎庞培的同盟即西班牙的军队。为此，他曾遭到过很激烈的责难。但是后来的事件证明，这样作是对的，正好估计到了庞培的消极无为。这一次，战局的开始仍是极不合符作战艺术的。他又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直接攻击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后边依勒尔达城(现今的莱里达)的敌人主力，结果又使敌人得以避开战斗。对城市的强攻没有获得任何成效，而且仅仅因为他自己亲临前线督战，才使自己的部队免于失败。部队士气低落，在他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前，一直都在低落下去。

　　凯撒终于放弃了攻城的打算。他改用全力建立一个人造徒涉场，以此控制着塞格雷河的两岸，而依勒尔达城也正位于该河岸边。这一行动使敌人的补给来源受到威胁，庞培的部下不敢久留，于是自动撤退了。对于撤退的敌人，凯撒没有直接追赶，任其自然遁去。但是他却同时派出了高卢骑兵，令其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阻止他们继续远遁。尔后，他没有去进攻敌人后卫部队把守的桥头阵地，而是进行着一个冒险活动。他带领步兵渡过了一般认为只有骑兵才能过去的深水渡场，在一夜之间采取了广泛的迂回机动，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凯撒仍然不打算立即开始交战，而只是不断打破敌人寻找新退路的企图，并派出骑兵进行骚扰，以此消耗敌军的精力，而用步兵军团向着敌人的两翼进行迂回。他坚决控制着自己跃跃欲战的士兵，同时又鼓励他们对敌人的士兵表示同情友好。这样，使得敌军士兵精神沮丧，忍饥挨饿，以致士气日益低落。最后，凯撒迫使他们又掉转头来后退，不得不在一块没有水源的地方进行防御。敌人走投无路，终于不战而降。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胜利，而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没有流血的。双方士兵死伤愈少，则凯撒的潜在拥护者和志愿兵员也就愈多。由于用机动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进攻，这个战局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结束了。

　　可是，到了公元前四十八年的个一个战局中，凯撒又改变了自己的战略，结果使战局延续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告结束，而且所取得的胜利还是不完全的。这一次，他进攻希腊所选择的道路，不是走陆上穿过依列里贡的迂回路，而是那条最短的海道。在开始的时候，他确曾以此赢得了某些时间，但是到头来还是把它丢掉了。首先，庞培有一支大型舰队，而凯撒却没有这样的舰队。他尽管早已下达命令，要紧急建造和搜集大量的船只，可是，待到出发之时，却还只有不大的一部分可供使用。凯撒不耐烦久等，于是在其兵力大约还只集中一半的时候，就带着部队从布林迪西港口出发了。他在巴勒斯特登陆以后，沿着海岸向北走，直抵都拉希(现为都拉斯)那个重要海港。而庞培正巧比凯撒早到一步。对凯撒说来，值得庆幸的是，庞培和往常一样，行动总是慢吞吞的，因而丧失了在安东尼率领凯撒的另外一半兵力来和凯撒汇合以前利用自己优势兵力的机会。当安东尼在都拉希以北地区登陆时，正好处在安东尼和凯撒部队之间的庞培，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地拉那地区的会合。此后，庞培又开始退却，敌人则紧紧跟他的后面追赶，力图同他进行战斗。后来，双方终于驻扎下来，在流经都拉希以南的格努斯河右岸相互对峙着。

　　进攻曾经一度停顿，直到凯撤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才又打开局面。凯撒完成了一个迂回行动，沿着山地走了七十公里，前出到了都拉希和庞培军队之间的地区。庞培意识到自己所处境地的危险以后，实行了退却，以便保护那个远在四十公里以外的基地。可是，凯撒没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形势，因为庞培还是那样一个性格，只要还能够从海上得到补充，他并不打算首先发起攻击。这样，凯撒劳而无功，只好下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决心，即把敌军包围封锁起来。然而，他的敌人不仅在兵力上比自己强大，而且还有海路进行补给，并且随时都可以上船撤退。

　　由于包围的兵力单薄，即令是庞培这样一个消极而无所作为的人，也不会不想到要对包围线上的薄弱地段进行突击。庞培的突击取得了一些胜利，迫使凯撒不得不集中兵力来进行反突击以恢复原来的态势。这次反突击又不幸以凯撒的惨败而告终。只是由于庞培这个人过于消极怠惰，才使得凯撒那支精神沮丧的军队免于彻底溃灭。

　　凯撒的士兵仍然顽强地相信，凯撒会率领他们重新进攻敌人。可是凯撒却总结了过去的教训，他在实行后撤改善态势之后，又开始采用间接路线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庞培本来有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更大可能性。他可以带兵横渡亚得里亚海，到意大利去恢复自己的统治权，在凯撒失败以后，那里曾经形成一种对他有利的局势。凯撒清楚地知道，如果庞培向西实行这样一种机动，那对他是极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组织部队向东进军，去攻击庞培的一个老战友，即盘据在马其顿的西庇阿?纳吉卡。这样，就迫使庞培尾随凯撒而来。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行军线路，匆匆忙忙地赶去援救西庇阿。凯撒比庞培先到一步，可是，他没有立即把自己的部队用去强攻堡垒工事，而是给了庞培一个随即赶到的机会。凯撒为什么放弃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强攻时机，也许是因为他考虑到都拉希的情况，不相信庞培会在开阔的地形上接受会战。如果凯撒真是这样设想，那他的想法是完全对头的，因为庞培尽管在兵力上还有着二对一的优势，但他仍然是在部将们的强烈劝说下才下了出战的决心。当凯撒刚好完成进行机动的准备工作，以为夺得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时，庞培即把部队开上来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法萨罗取胜的机会。从凯撒的利益来说，这次会战无疑是来得过早了，其证据就是，战斗的结局几乎是千钧一发。凯撒转而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以后，终于在战略上恢复了平衡的局面，并且进而破坏了庞培地位的稳定性。

　　凯撒在法萨罗取得胜利以后，一直尾追着庞培，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小亚细亚，经由地中海，到达了亚历山大城。庞培到达亚历山大城以后，被托勒密杀害了。这样一来就给凯撒省了许多的麻烦。可是，凯撒本人却把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给葬送掉了。他留在那里干预托勒密和其姐妹克里奥帕特拉争夺埃及王位的斗争，白白地耽误了八个月的时间。凯撒这个人，几乎是定期地重复着，而且不断地加深着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老是只 　　由于凯撒丧失了时间，庞培的拥护者得以重新收集兵力，并在非洲和西班牙巩固自己的地盘。

　　在非洲，凯撒的部将古里阿采取了直接路线行动，结果使他在那里的处境很困难。古里阿登陆以后，曾很快取得一些胜利，可是，他却掉进了卢巴国王的陷阱，并且被歼灭了。而卢巴国王是庞培集团中的一个联盟者。凯撒在公元前四十六年的非洲战局，就是这样开场的。他采取着直接的路线，追求着疾速的行动，可是如同在希腊战局中一样，其兵力却又是那样地不足。因此，凯撒本人也很快地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只是由于他有着好的运气和巧妙的战术，才避免了失败。这次失利以后，他便缩到鲁斯庇纳附近，构筑军营，进行固守，以待其他军团的到达，无论敌人如何引诱，坚持避不出战。

　　此后，凯撒重又运用德热基尔战略，其要害就是以较少的流血来争取胜利。在连续几个月的过程中，甚至在他的援兵到达以后，他一直坚持间接路线的战略，即使其行动极有限也罢。他不断进行机动，发起一连串的小战，用以打击敌人的士气。而从敌军逃亡数字日益增加的情况来看，他这样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最后，由于对敌方的重要基地塔普苏使用了较为宽泛的间接行动法，造成了有利于会战结局的好形势。于是，他的部队疾速地转入了进攻，甚至没有依靠上头的多少指挥就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公元前四十五年的西班牙战局，是紧接着非洲战局之后开始的。它是这场内战的结束阶段。这一次，凯撒力求避免有生力量遭受大的牺牲，便不断地在敌人鼻子底下实施机动，迫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由于采取这样的战术，凯撒又赢得了蒙达会战的胜利。然而，这次会战的顽强程度和战斗中的巨大伤亡证明，“节约兵力”的原则和通常的保护兵力是有区别的。

　　凯撒的间接路线行动，其规模是比较狭窄的，而且缺乏奇袭的意味。他在每一次战局中，只是使敌人的士气有所削弱，而未能使其达到崩溃程度。其所以如此，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凯撒所重视的，主要是震撼敌军士兵的心理，其次才是其将领的心灵。如果说，凯撒的几次战局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说明两种间接路线方式的区别，即对付敌人军队和对付敌军指挥之间的区别，那么还不如说，除此之外，这些战局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战略上的直接路线行动和间接路线行动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每当凯撒采取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时，他总是遭到失败，而一旦转而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他就经常取得胜利。

第四章拜占廷时代的战争--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

在蒙达会战中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凯撒成了罗马和罗马世界的永久独裁者。这是一个事实，它使罗马的宪政从此宣告结束，为把共和国变成帝国扫清了道路。帝国一旦产生，同时也就为自己的崩溃孕育着胚胎。不过，它的衰亡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从凯撒的凯旋到罗马的最后崩溃，经过了五百年的时间。而且在此以后，在另外一块土地上，还有一个“罗马帝国”，它继续存在了一千年。这是因为，第一，公元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从罗马迁到了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第二，公元年，罗马世界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的命运比较长。西罗马帝国则由于蛮族的不断进攻和渗透，国势日趋衰颓。到了公元五世纪末叶，随着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诸王国的建立，意大利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于是，连名义上的西罗马皇帝也被废除了。

　　不过，在公元六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东罗马的援助，在西方，罗马的统治权力曾有一度苏复的景象。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时期，他的将领又重新征服了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是同贝利撒留的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同他的两件有名业绩分不开：第一，他总是以极少的兵力来完成追求远大目标的战局；第二，他系统地运用了防御战术。他的一系列战功都是采取不靠进攻的办法得来的。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例。而且更加令人信服的是，他用以进行防御活动的军队的基础，却是一支机动的骑兵部队。贝利撒留本人并不缺乏胆略和勇气，可是他的战术，不仅在于给敌人设置障碍，而且总是设法使敌人认为自己抢先发起进攻较为有利。他如此信赖防御手段，部分的理由是他手中总是兵力不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在战术上和心理上有着准确精密的计算。

　　贝利撒留的军队同罗马过去的军团制军队比较，在组织形式上是大不相同的，它很接近于中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军队，只不过更加发达完善一些罢了。凯撒时代的军人看到他们，简直不会承认他们就是罗马的军队。不过，跟随西庇阿转战非洲的那些军人，如果看到他们的发展趋势，则可能不会感到惊奇。从西庇阿到凯撒，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罗马本身已从城邦国家变成了帝国，它的军队也从短期服役的公民部队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化军队。然而，自从撒玛会战以来，尽管骑兵显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它在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中，并没有提到主要的地位。步兵仍然是罗马帝国陆军内的主要兵种，而骑兵呢，尽管马种已经大有改良，但它仍然如同和汉尼拔作战的初期那样，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兵种。后来，出于帝国边防斗争的需要，必须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因而骑兵的数量才逐渐有所扩大。只有到了公元年，当罗马的军团在阿德里亚诺波尔会战中被哥特人的骑兵击败以后，罗马陆军才总结了教训，进行了改组。但在以后的几代人中，却又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齐阿多休统治的时代，为了加速扩充机动部队，曾经大量收编蛮族的骑兵，因而使骑兵的比重有所增加。此后一个时期，在补充兵员的时候，步兵和骑兵的比例，又大体趋于平衡了。待到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时代，重骑兵便成了主要的兵种。重骑兵的骑手们，身上披着铠甲，使用长矛和弓箭。实行这样一个突变，很明显，是想使每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同时兼有机动的“射击力”和“冲击力”。匈奴和波斯部队中的骑兵弓箭手，以及装备着长矛的哥特骑兵，每一个人都相应地具备这种素质。作为重骑兵的辅助力量，又编组了轻骑兵，即一种轻装的弓箭手骑兵。这两种骑兵的结合，无论从组织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战术使用上来看，都可以说是现代轻型和重型(中型)坦克联合使用的先例。同时，步兵也开始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轻型和重型。不过，后者因为使用重矛和密集的战斗队形，在战斗中只能起一种牢靠的支柱作用，而骑兵则环绕着它进行各种的机动。

　　公元六世纪初，东罗马帝国面临着一种危险的局势。它的军队在波斯边界的作战中，接连几次遭到惨败，因此，它在整个小亚细亚的地位也都开始动摇了。稍后一个时期，由于匈奴人从北方侵入了波斯，这个压力一度有所缓减。然而，快到公元年时，边界上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了。不过，这时的战斗活动还只是零零星星地进行而没有什么系统性。就在这个时候，贝利撒留开始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骑兵，向波斯的属地亚美尼亚实行了几次成功的进击。稍后，当波斯人占领一个边境要塞之时，他又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反击，把要塞夺了回来。把他的成功和其他将领的失败作一番比较，查士丁尼受到很大鼓舞，于是提升贝利撒留做了东线各军的总司令官。那时，贝利撒留还不到三十岁。

　　公元年，一支总兵力十万人的波斯大军，开始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达拉要塞。贝利撒留带兵迎击敌人，但他的兵力勉勉强强只能达到敌人的一半，而且大多是不久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可是，他并不想困守城池，而是决心冒险，准备与敌人进行一次会战。当时，他选择了有利的阵地，经过很好的准备以后，使阵地既便于采取防御行动，也有利于实施进攻。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仔细估量敌人，认为敌人充满着对拜占廷人的仇恨，依靠其兵力上的优势，一定会首先向他发起进攻。他下令在要塞前面挖掘一条又宽又深的战壕，壕沟离城墙的距离不远，正好可使守壕的部队得到城墙上的“射击”支援。贝利撒留把力量比较薄弱的步兵部署在壕沟里。在这条战壕的两端，按照成直角的方向，又向前各挖一条堑壕，而在两条堑壕通向谷地两边高地的方向上，再各挖一条横向堑壕。在这些侧射工事之间，还构筑了一些宽广的通路。贝利撒留把自己的重骑兵支队沿着这些侧射工事加以配置，其目的是要使用它们进行反冲击。同时，他又把匈奴人组成的轻骑兵摆在由战壕和堑壕构成的两个内角里，一旦两翼的重骑兵为敌人逐回，他即可派出轻骑兵去突击当面敌人的后方，用以减轻对重骑兵的压力。

　　波斯人开近要塞以后，首先就对贝利撤留的作战部署感到困惑。于是，他们在第一天即花了整天时间来进行战斗侦察。第二天早晨，贝利撒留给波斯的总司令官送去一封信，建议他最好不必兵戎相见，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根据克萨里斯基对考古发掘物的研究，他在信中曾这样写道：“和平是一件最大的好事。凡是略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因此，力求以和平来结束战争的统帅，才是最伟大的统帅。”这真是至理名言，而且由一位年轻的统帅在他第一次获得伟大胜利的前夕说出来，更属难能可贵。可是，波斯主帅给他的回答却是：对罗马人的诺言永远不可相信。按照这位主帅的看法，贝利撒留给他送这一封信和采取防守战术，正是对方有着畏惧心理的表现。就这样，波斯人开始了进攻。不过，他们也是相当谨慎的，没有向中央部位进攻，认为那里是一个明显的陷阱。然而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正好中了贝利撒留的圈套。因为这不仅使他们兵力分散，攻击力受到削弱，而且使其战斗行动局限于对付两翼的骑兵。对贝利撒留来说，他的骑兵正是一个可以与波斯人相匹敌的兵种，在数量上也少不了多少，所以他正寄希望于骑兵。而在当时，贝利撒留的步兵还可以使用弓箭进行比较有效的射击。那个时候，拜占廷的弓箭在射程上是超过波斯人的，而且，波斯人的铠甲也抵挡不住拜占廷的利箭，相反，拜占廷人的铠甲却可以有效地防护波斯人的弓矢。

　　波斯骑兵首先攻击贝利撒留的左翼，最初似乎颇有进展。可是有一支埋伏在高地后面的轻骑兵支队，突然地向着进攻者的后方实施攻击。由于这个意料不到的奇袭，加上匈奴骑兵又向波斯人的翼侧实行猛攻，迫使波斯人不得不向后撤退。在右翼，波斯骑兵本来突进得还要深远些，已经到达了城墙脚下。而这样一来，又正好使进攻部队的翼侧与处在中央原地未动的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于是，贝利撒留即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投入缺口。这个反突击指向了波军战斗队形的薄弱部分，迫使进攻右翼的波斯骑兵慌忙后退，以致变成毫无秩序的逃跑。这又给贝利撒留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向位在战场中央的波斯步兵实施翼侧攻击。达拉会战最后以波斯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多少代人以来，波斯还是第一次败在拜占廷人手里。

　　经过几次挫败以后，波斯国王开始和查士丁尼的使臣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波斯的同盟者萨拉森国王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采取间接的方法来打击拜占廷的实力。他认为，不要向具有坚城利兵的拜占廷边界发动进攻，最好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上实施突击。波斯方面既然拥有一支由最机动的部队组成的军队，就应该把它调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去，越过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沙漠地带，直接攻击安条克，即攻击东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富庶的城市。这个计划被波斯人采纳了，也立即付诸实行了。而且它还证明，一支有适当组织和准备的军队，是完全可以越过沙漠障碍的。然而，贝利撒留当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部队的快速运动能力，他沿着国境线建立了很有效率的交通网体系，能够采取强行军的速度，从北向南地对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他迫使入侵者从原路返回去了，但是也仅以逐走敌人为限。对于他在作战中的这种自我克制态度，他的部下是不大高兴的。贝利撒留知道士兵中间的不满情绪，于是想方设法给他们提出证明，使士兵们懂得真正的胜利在于迫使敌方放弃既定的目标，而尽可能使自己方面遭受最小的牺牲。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以战斗夺取胜利，即所谓“穷寇勿追”。在没有必要进行冒险的时候，不必去冒险，因为那样可能招致失败，而一旦失败了，遇到更加危险的敌人大举入侵时，帝国就有可能丧失防御能力。对于退却中的敌军，如果使他们感到已经无路可去，那就会反而提高他们死里求生的勇气。

　　这些论述似乎是过于理智化了，所以很难使那些乐于流血的军人心悦诚服。贝利撒留为了维护自己对部队的影响，决定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意他们继续实施进攻，结果却遭到一次失败。这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它却证明贝利撒留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波斯人对追击者所取得的那次胜利，花费了很高代价，而且他们仍然被迫实施退却。

　　在东方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以后，贝利撒留不久即被派往西方，担负一项进攻性的任务。还在一个世纪以前，汪达尔人(属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完成了自己向南迁移的行动，他们占领了原属罗马的非洲地盘，并在迦太基建立了自己的首都。他们以此为基地，不断从事大规模的海盗行径，派兵四出突袭，掠夺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城市。公元年，他们还攻入了罗马城本身。后来，君士坦丁堡方面派出了一支大型征讨部队实行进剿，但却反而被他们打得大败。然而，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奢侈的生活和非洲的烈日，已经不仅使他们的民族习性软化，而且开始消磨了他们的活力。公元年，汪达尔国王希里德里克被他那个黩武好战的侄子格里梅尔推翻，并被投入监狱。希里德里克国王在青年时期曾与查土丁尼友善，因此，查士丁尼给格里梅尔写信，要求他释放他的叔父。查士丁尼的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便在公元年决定向非洲派出一支由贝利撒留指挥的远征军。然而，这支远征军的兵力是有限的，总共只有骑兵五千，步兵一万。尽管这是一支经过精选的部队，但它究竟能否取胜，人们是很怀疑的，因为兵力过分悬殊，据传说，汪达尔人当时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贝利撒留到达西西里岛以后，获得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汪达尔王国的属地撒丁爆发了起义，汪达尔人已把他们的部分精兵调到那里镇压起义去了，而且格里梅尔本人也离开了迦太基。贝利撒留当然不肯丧失这个时机，他立即扬帆奔向非洲。为了避开强大的汪达尔舰队的拦截，他在距离迦太基城还有九天行军路程的地点实行登陆。格里梅尔得悉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命令部队火速地向阿德西缪姆附近集中。那里有一个狭窄地段，位于通向迦太基城的大道上，离迦太基只有十六公里。格里梅尔想在那里围歼敌军。可是，他的这个计划被贝利撒留粉碎了。贝利撒留在陆上采取了极其快速的进攻行动，同时又从海上对迦太基城造成威胁。当汪达尔军队还在集中的时候，贝利撒留乘虚而入，使得汪达尔人惊慌失措。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战斗，汪达尔部队更加陷于混乱。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击败贝利撒留，反而自己到处奔逃，给贝利撒留空出了一条道路，使他抢占了迦太基城。此后，格里梅尔重新集结了兵力，并下令从撒丁调回远征军，准备进行反攻。在这同时，贝利撒留却修复了迦太基城的防御工事，而这些工事在汪达尔人统治期间已经是破败不堪难于利用了。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汪达尔人曾经多次尝试，想把罗马人逐出城去，可是丝毫没有成效。这以后，贝利撒留估计到，汪达尔人的士气已经低落了，于是决定作一次冒险，向汪达尔人实施进攻。他认为，万一进攻失利，自己的军队也有地可退，有城墙作为掩蔽。他率领骑兵向前开进，接近了汪达尔人设在一条河流后面的特里卡梅伦营地，并且不等步兵到达即开始发起战斗。他当时的企图，看来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兵力的单薄，诱使敌人前来进攻，而后，当敌人渡河之际，即对其实行反击。可是他的这种佯动性攻击，以及随后实行的假退却，并未能诱动汪达尔人，他们不肯渡河追击。贝利撒留于是又抓住汪达尔人过分小心谨慎的弱点，在毫无阻碍的条件下，把颇大一部分兵力送过河去，首先向汪达尔军的中央部位施加压力，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那里以后，即在全线展开了进攻。

　　汪达尔人的抵抗很快就被粉碎了，其残余部队逃进了围着木栅栏的军营。当夜，格里梅尔本人从军营中逃跑。部队获得这一消息，也就纷纷自动散逃。贝利撒留立即组织追击，并在途中俘获了格里梅尔，因而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收复罗马非洲属地的战争，最初看来是一场非常冒险的赌博，可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的轻易和简单。

　　这个轻易得来的胜利鼓舞着查士丁尼，使他在公元年又提出了从东哥特人手里夺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尝试，不过他的原则是要尽量少花代价。在北面，查士丁尼派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使其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向北开进。同时，又以提供“补助金”为诱饵，诱使法朗克人从北面进攻东哥特人。在这种声东击西策略的掩护之下，查士丁尼才命令贝利撒留率领远征军一万二千人向西西里岛进发，并且指示他在到达的时候扬言只是过路，说这支兵力是假道开往迦太基去的。如果西西里岛不准备对他进行抵抗，那贝利撒留就要立即进占该岛，否则，他应该不动声色，重新上船扬帆而去，不要纠缠在战斗当中。实际上，贝利撒留在夺占西西里岛时，没有遇到任何一点困难。西西里岛上的各个城市，尽管曾经受到原来征服者的很好优待，但是他们还是热烈地欢迎着贝利撒留，把他当作保护者和解放者。东哥特人在西西里岛的守备部队是不多的，他们没有对他进行严重抵抗。当然也有巴勒莫城守备队这个例外。对于这座城市，贝利撒留是采用计谋夺得的。可是，与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的胜利相对照，入侵达尔马提亚的拜占廷军却遭到了惨败。但那里不久就获得了援军，继续恢复了进攻。在此同时，贝利撒留也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开始侵入意大利半岛。

　　由于哥特人发生内讧，斗争激烈，加上他们的国王疏于防范，贝利撒留得以在南意大利畅行无阻，很顺利地就进抵到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当时是一个坚固设防的要塞，其守备兵力与贝利撒留的兵力大体相当。贝利撒留在这里受阻一段时间，最后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一条废弃不用的水道，从而找到了进攻这个城市要塞的捷径。他选派一小队精兵，钻过狭窄的隧道进到城里，利用夜间里应外合，同时从后方和正面实施进攻，终于夺占了该城。

　　那不勒斯陷落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哥特人的强烈恐慌，人们纷纷起来反对国王。于是，一位颇为刚毅的将领维蒂格斯起来取而代之，得到了王位。维蒂格斯抱着一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来应付时局。他认为，在集中兵力对付新的入侵者之前，必须先结束对法朗克人的战争。根据这一观点，他只留下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来防守罗马，认为这样一支兵力已足够守住罗马城，而自己却带领大军北进，去进攻法朗克人。然而，罗马的居民并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守备部队又认为，如果没有居民的协助，城市是很难守住的。这样，贝利撒留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占领了罗马城，因为守备部队已经不战而弃城逃跑了。

　　维蒂格斯后悔莫及。虽然已经太晚了，但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在使用黄金和土地作代价向法朗克人买得和平之后，立即集中十五万人的大军，用以夺回罗马。贝利撒留可以用来防守罗马城的兵力，凑起来刚好达到一万人。但是，他利用了在敌人围城开始以前的三个月间隙时间，加强了城市的防御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种积极防御的方法，即不断地进行组织良好的出击，在这种出击中，贝利撒留充分发挥了自己骑兵的优势。他的骑兵装备着弓箭，可以在哥特骑兵达不到的射程之外阻挠其活动，因为哥特骑兵当时装备的只是长矛。有时，他还引诱哥特枪骑兵作盲目的冲锋。尽管防守城市的兵力不多，而且经受了过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但围城部队的兵力损失却比他们更快，特别是在疾病流行的时候。为了减轻攻城的压力，贝利撒留决定作一次冒险。他从自己本来不多的兵力中又分出两个支队，令其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攻占蒂沃里和特拉契纳两座城市，用以控制围城敌军的粮食补给道路。当拜占廷国内的援军到达以后，他便进而扩大了这种快速支队的活动，使其范围从亚得里亚海岸一直抵达到拉文纳这个哥特人的主要基地。

　　最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围攻，哥特人终于放弃了攻城的企图，并向北实行撤退。其所以撤退，是因为他们获得一个消息，说拜占廷的一支部队已经占领了里米尼，而那里距离他们的基地拉文纳已经很近了。当哥特大军的后卫正在渡过穆尔芬大桥的时候，贝利撒留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结果使他们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在维蒂格斯向东北拉文纳方向撤退时，贝利撒留派出了部分兵力，从海路沿着西海岸向北挺进，以便抢占帕维亚和米兰。而贝利撒留本人则亲自率领一支只有三千人的队伍，向着东海岸进发，以便同一支刚刚在那里上陆的援军会师。这支援军有七千人，由纳尔塞斯指挥。会师以后，他即开始强行军，驰援被哥特军队围困在里米尼的那个支队。贝利撒留采取伪装的办法，躲过了驻守奥西莫要塞的哥特人的耳目。在那里，东哥特留驻有二万五千人，但贝利撒留把部队分成两个行军纵队，悄悄地绕过了要塞，直接奔向了里米尼。另外，他还分出了部分兵力走海路开进。他这样把部队分成三路进攻，其目的是要给哥特人制造一个他有大量兵力的印象。为了加强这个印象，他又在夜间虚张声势，故意虚设营火，摆出一条火龙。当时，单是贝利撒留的名字也足以引起哥持人的恐惧，而他采取这个计谋。更增加了他的成功。结果，在数量上比他多得多的东哥特军队，在他刚刚到达的时候就惊恐地逃跑了。

　　解除里米尼之围以后，贝利撒留一方面监视着维蒂格斯在拉文纳的行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扫清他与罗马之间的交通线，其办法就是逐一攻占那些他在快速进军中迂回绕过的要塞。由于兵力有限，他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那些重大的要塞隔绝孤立起来，而后加以攻克。与此同时，他派出若干快速运动支队，开到一定的距离，使之作为屏护队，阻止敌人的生力军接近被围的要塞。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曾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因为贝利撒留部下的某些将领，是有宫廷关系的，他们不大服从他的调度，专门寻找容易对付或比较富裕的作战目标，这样就使时间更加拖长了。此时，维蒂格斯则分别向法朗克和波斯派出使节，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拜占廷帝国，而且趁着它的军队还分散在广阔的地区之时，可以从两个方向实行进攻。他的目的，当然是想及早制止拜占廷远征军的继续推进。法朗克国王同意了这个建议，并马上率领一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

　　第一个吃了大亏的，还是哥特人期待的那个可能的同盟者。当哥特人在帕维亚附近放他们渡过波河以后，他们使毫不客气地对正在那里对峙着的哥特部队和拜占廷部队同时发动了进攻，使得双方都措手不及，纷纷逃窜。随后，他们即大肆掠夺周围各地。法朗克的部队几乎全是步兵组成，他们采办和劫掠粮食的地区是有限的，因此，成百上千的士兵很快就在自己造成的饥馑中饿倒了。法朗克人出于自己的蠢笨行为而受到削弱，面对着贝利撒留那些快速的部队，简直无法前进。贝利撒留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把他们诱劝回老家去了。于是，他马上对拉文纳加大了压力，终于迫使维蒂格斯投了降。

　　公元年，贝利撒留被查士丁尼召回国去，其理由是要对付来自波斯方面的新威胁。不过，真正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妒嫉，是由于查士丁尼的恐惧心理，因为他听到一些传说，说哥特人在向贝利撒留求和的时候，曾经决定承认他为西方的皇帝。

　　正当贝利撒留取道回国的时候，波斯的新国王乔斯罗斯也完成了又一次横越大沙漠的进军，占领了安条克城。他把这个城市和其他若干叙利亚城池都夷成了废墟，而后，在查士丁尼答应每年输送大量钱财的条件下，缔结了一项新的和约。可是，在乔斯罗斯刚好返回波斯以后，贝利撒留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于是，查士丁尼又立即撕毁了这个条约。

　　在下一次的战局中，乔斯罗斯进攻到了黑海沿岸的科尔齐斯，占领了佩特纳要塞。正在这时，贝利撒留到达了帝国的东边国界。当了解到乔斯罗斯已经出发远征之后，他尽管还不清楚其真正去向，但却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马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入波斯境内。为了扩大军事行动，他派遣阿拉伯同盟军沿着底格里斯河开进，攻入阿西里亚。这是一个选择非常得当的进攻时机，它恰好证明了间接路线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好威胁着进攻科尔齐斯的波斯军队的补给基地，因而迫使乔斯罗斯匆匆忙忙地带着部队返回来了。

　　不久以后，贝利撒留又被召回到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则是由于帝国内部事务的缘故。在贝利撒留离开东方之后，波斯国王马上又进入了巴勒斯坦。他的企图是要占领耶路撒冷，因为就当时说来，自安条克被毁以后，耶路撒冷成了东方最富庶的城市。查士丁尼接到情报以后，又立即把贝利撒留派往巴勒斯坦去进行援救。这一次，乔斯罗斯率领着一支拥有二十万人的大军，因此，他无法横越沙摸，只好沿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行军，先进入叙利亚，而后向南转，向巴勒斯坦进攻。贝利撒留判断，乔斯罗斯必将采取这样一条行军路线，因此，他把自己所能集中的兵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兵力，都集结在卡尔希米希。这座城市正好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贝利撒留的军队从这里出发，可以利用河流向南弯曲之便，以最好的方式威胁敌军进攻部队的翼侧。乔斯罗斯在获得贝利撒留集中兵力的消息以后，立即派出使臣去见贝利撒留，诡称商讨可能的和平条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侦察贝利撒留的军事实力和部署。事实上，贝利撒留当时拥有的兵力，比波斯的兵力少得多，可能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甚至只有二十分之一。

　　贝利撒留猜到了敌人的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变了一个军事上的“戏法”。他挑选出一批最精壮的士兵，其中还包括被俘以后转而为他服务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把他们摆在行军路线的前头部分，即摆在波斯使臣必须经过的路上，以便给他造成一个印象：似乎眼前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支大军的前哨而已。同时他又命令士兵们在平原地上散开，并且不断地来回运动，显出有很多部队的样子。贝利撒留本人显露着十分矜持自信的态度，他的部队则反映出趾高气扬的气派，好象对于波斯入的进攻，大家都满不在乎。这样，更加增强了波斯使臣的印象。因此，这位使臣给国王的报告就使他真正相信，如果继续向前突进那就太冒险了，认为贝利撒留确有足够的兵力来危害他的交通线的侧翼安全。

　　尔后，贝利撒留又派出骑兵沿着幼发拉底河进行假机动，迫使波斯人退过了河，最后他们终于返回老家去了。这样很策略而又很经济地逼退一场来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这一奇迹性的结果，完全是利用间接路线得来的，而这个间接路线，主要又是利用了心理上的因素。

　　贝利撒留再一次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这是因为，查士丁尼对于他那日益增长的威望是很嫉妒的，对他有所猜疑。可是不久，由于执行不正确的政策，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又岌岌可危了。局势迫使查士丁尼不得不又把贝利撒留重新派到意大利去收拾残局。可是，这位皇帝又是过分地悭吝和猜忌，他拨给统帅的兵力兵器却是那样地微弱，以致很难于用这点兵力去完成任务。当贝利撒留到达拉文纳时，他面临的困难更明显地增加了。哥特人在其新国王托蒂拉统领之下，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军事实力，重新占领了意大利的西北部，并且开始向南部发展。他们已经攻陷了那不勒斯，并且进一步威胁着罗马城。贝利撒留为要救援罗马，采取了一个勇敢的，但却是没有成功的行动。他派出一部兵力靠着海岸航行，进入到蒂贝尔河边。可是，托蒂拉毁坏了罗马的城防工事，留下大约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把贝利撒留的七千人箝制住，使其困在海岸边上。而他本人，则带领大军向北挺进，想乘贝利撒留不在的时候，抢占拉文纳。然而，贝利撒留却以巧妙的机动胜过了他的敌人。他偷偷地溜进了罗马城，企图以罗马城作为诱饵，不愁哥特人不来上钩。在托蒂拉带领大军返回来以前的三个月时间里，贝利撒留修复了除一个门之外的所有城防工事。随后，他击退了敌人两次相当激烈的进攻，并使哥特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样，敌人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当他们实行第三次进攻时，贝利撒留即以反突击把他们打败，迫使他们后退。第二天，哥特人解除了罗马城之围，退回到蒂沃里去了。

　　贝利撒留虽然多次请求增派援军，但是查士丁尼却只给他派来少量的补充兵力。因此，贝利撒留想要收复全部失地是不可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只能在敌人的要塞与港口之间，东奔西跑地进行一些强攻和突击。最后，他终于绝望了。他意识到，查士丁尼不会再信任他，不可能给他足够数量的兵力。因此，他于公元年提出辞职，获准以后，即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四年以后，由于对自己放弃意大利感到遗憾，查士丁尼又决定派遣新的远征军。但他还是不愿意让贝利撒留当统帅，害怕为自己树立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于是，他任命了纳尔塞斯。纳尔塞斯是一个以军事理论家出名的人物。在贝利撒留第一次远征意大利的结束阶段，即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他曾经有机会显过身手，实际上显示了自己的统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