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青年记者宋玉婷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陈晓君王聪聪报道

本文即将刊登于复旦青年第期

年4月13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史地所”）“清朝地理系统与地图集”项目正式获得唐仲英基金会五百万人民币的资助。该项目已进行了11年，成果包含清朝地理信息系统（网站）和《清朝地图集》两部分。

目前，清朝地理信息系统（测试版）已公开上线，收录了数字化的清朝末年（年）县级边界政区地图和部分人口信息，在项目接下来的工作中，清朝每一年的地图都会被逐步录入系统。地图集的第一册也有望在年内出版。

项目主持者，史地所教授侯杨方以“四个首次”总结目前的项目成果：首次完全逐年还原清朝政区、版图变化，首次还原全国多个县级政区边界，首次充分利用原始档案与近代实测地图精准还原，首次建立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数据库。

“清朝地理信息系统将把清朝版图的形成过程直观地呈现出来，为国家版图的合法性提供有力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侯杨方说。

图为“清朝地理信息系统”界面。

弥补学术缺憾

打开“清朝地理信息系统”网站的首页，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反映清朝期间中国疆界变动的动态图，直观展示出清朝二百七十年间中国版图的巨大变化。但在此之前，“包括‘谭图’在内，没有任何一幅地图把这些变化正确、完整地表现出来”，侯杨方说道。

“谭图”是指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谭其骧历时三十年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中第八册的清时期图组是后来学者研究清朝版图最权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地图资料。但迫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谭先生只绘出了年和年两年的清朝地图，而清朝版图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其实是在年之前。

侯杨方的同事、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路伟东也是“清朝地理系统与地图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他向记者展示了“谭图”第八册。尽管其中标明了地图所描绘的年份，但读者若非从事历史或地理研究，很容易得到错误印象。“读者会下意识地觉得清朝的版图一直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整个清朝发生了很多很多变化。”路伟东解释道。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中对于清朝内部政区变动的解读也有不当之处。侯杨方原本专注于清朝人口学与经济学研究，年左右，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人口档案时，发现了诸如“西安省”、“安庆省”等很多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侯杨方一直对历史政区的变迁很感兴趣，这些闻所未闻的政区名称让他敏锐地意识到，如今学界对于所谓的“清代十八省”（其中并未包括西安省、安庆省）的概念可能存在误读。

这一点也在他之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与现在的“省”不同，清代的“省”只是一个地区泛称，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政区；另外，后人一直以为“清朝十八省”在两百多年间大致未变，但实际上其范围发生了诸多剧烈变化。

发现这一问题的侯杨方由此萌发了研究清朝政区的念头，并希望能把研究细化到县级行政单位，这一举动是前所未有的，连“谭图”也只将清朝内部政区划到了府一级。侯杨方解释：“县是国家行政最重要的基石，我当时发现它的变化没有被表现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一定要做到县级政区，否则会是巨大的学术缺憾。”

“天时地利人和”

清朝地理信息系统在资料的质量方面大大超越了前人，这具体体现在借助了大量一手档案和大比例原始地图，包括近年被解密的中国近代与各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地图，年之前民国政府与军方测绘的中大比例尺地形图和军事地图，以及海峡两岸新近披露的清朝宫中和内阁的一手档案。

谈及团队过往11年的工作，侯杨方以一句“天时地利人和”做了总结。

所谓“天时地利”，是指这三份重要资料恰好在项目进行期间得以公诸于世。侯杨方认为这是项目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我觉得这个项目就不要做了。如果缺一个，也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其他能用的资料都是二手资料，这也是过去研究存在的问题。”因此，与年史地所和哈佛大学合作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相比，清朝地理信息系统所呈现的结果和之前有很大差别。

尽管侯杨方认为“天时地利”是项目进行顺利的一部分原因，但他坦言运气能起作用的基础在于“人和”——团队充足的准备。“即使有好运气，你首先还得对这个东西有所了解，知道怎么去解读、利用，否则资料摆在面前你也发现不了意义。”

对海量资料的筛选甄别、搜索鉴定首先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由20人的团队持续工作了4年左右才完成。这过程中困难重重，比如将文献资料转化成地理信息就是路伟东最棘手的部分。古代的原始地图数量极少，且基本都是未经测绘的示意图，相较而言文献史料则更多更准确。因此，确定某地区地名及其具体位置的第一步就是阅读文献，将获得的文字信息转化为能够在地图上呈现出来的数据信息，确定地区所在的大致范围，再通过大比例尺军事地图等缩小定位范围，最后利用DEM（数字高程模型，可以记录地形高低数据）进行地形校正，辅以“谷歌地球”来确定其经纬度。

图为在帕米尔高原上考察寻路的队伍（左二为侯杨方）。

侯杨方认为，能在地图上表现出来的地理要素才是确定的，“纸面上的文字说明没什么意义，没有一个户外探险者会用文字指路，你要把它画在图上给我看。”完成这项工作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史料，还要比对不同文献对于同一地区的描述，“对每一个地名的考证和位置的确定都可以写一篇文章。”路伟东说。

经过资料的获取、甄别以及对文献的阅读、研究，再辅以实地考察，最终可以获得每一个地点的经纬度坐标。将这些位置精确的点在地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GIS）中连成线，线又连成面，才能制成一幅高精度的地图，误差仅在几米之内。“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项目选择GIS制图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具有传统绘图无法企及的精度。

除此以外，GIS制图采用数字化方式，效率更高，侯杨方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感叹道：“如果用传统方法，按这个地图的比例尺绘制，整个清朝的地图要成百上千张，堆积如山。”

学科融合的样本

从学术价值的层面来说，“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提供了一个学科融合的样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引入人文学科迄今，GIS虽然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出现这一状况的很大原因是人文学科的老师在运用GIS上存在技术门槛。“比较起来，自然科学的老师更会操作GIS，人文社科的老师更有问题意识，两边的学者要‘往中间凑’。”路伟东解释道。

技术门槛不会成为阻碍学者研究的理由，“我做研究就是问题导向，寻找问题的最优解，如果某个学科的东西是解决问题的必须条件，那就不要怕去接触它，实际上我认为学科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有界限。我享受的是推开一扇新的门，获得智力上的愉悦和惊喜。”侯杨方说。

图为侯杨方与帕米尔高原上哨卡的合影。

作为学科融合思路的典型成果，清朝地理信息系统自身也有意识地为多学科信息提供了共存的空间，具有强大的实用价值。

例如，百年来，国人只知道清朝疆域经历了几度变迁，却并不了解边境处那些土地的确切归属。清朝是现代中国版图最终奠定的时代，这幅高精度的清朝数字地图所记录的国家领土变化，对于国家领土认定和解决国家间的边境争端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由于GIS具有可以叠加信息的天然优势，因此除了基础的地理信息和历史信息之外，侯杨方团队还计划在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中叠加其他学科的信息层，包括人口、经济、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这样，每个地区在清朝每一年的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乃至发生过的灾害都可以得到清晰呈现，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由此可以大大节省收集基础信息的时间和人力，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亦可从中获得与各自学科相对应的资料。即使不从事学术研究，也能有所收获，“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侯杨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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