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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为何翻脸？
文/容琳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为何翻脸？
文/容琳
一提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估计都知道这是我国对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简称“阿”）关系的比喻和对阿方的评价。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结成“铁哥们”一起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当时中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向阿方提供了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多亿元，阿方总人口仅多万，平均每人达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仅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收入8分钱。当时阿尔巴尼亚国内生活水平大大超过中国。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从素无往来到亲如兄弟，从海内知己到水火不容，从情同手足到反目成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恩将仇报，以怨报德，竭力攻击中国，成为反华最凶的国家，不免让中国人寒心。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曲折经历及细节大多不为人知。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这个弹丸小国的恩怨情仇，本文采用倒叙的方式简要做一介绍。
（一）霍查去世后被愤怒的百姓掘坟鞭尸阿尔巴尼亚年GDP总量.39亿美元，人均GDP约美元，在欧洲国家中GDP排名是比较靠后的国家，是欧洲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也被称为“最不像欧洲国家的欧洲国家”，当时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和他打交道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与中国为敌，最终下场是很凄惨的。年霍查去世，虽然是最高规格的国葬，但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难以遏制愤怒情绪的百姓，将霍查的棺木挖出进行鞭尸，而且直接牵连到了其子女后代，其子女财产被没收，还以各种经济和政治罪名遭受迫害，生活凄惨。
霍查38岁当上国家最高领袖，在位统治时间长达40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霍查怕被苏联清算和指责，于是跟南斯拉夫、苏联等交恶，转而投向我国。我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援助，但是霍查不但不领情，反而不断指责我国，成为反华最凶的国家。霍查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在国内不断发动清洗亲华派，抓捕了所谓的“四大反抗集团”，大开杀戒，将政府总理，国防部长等高层领导残忍地杀害。
（二）邓小平叫停援助阿尔巴尼亚年10月以后，阿方要求援助的胃口越来越大，数额愈来愈多，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至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不满意，于是拒绝给中国提供需要的原油、沥青。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随着对阿援助减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因为有了中国援助后，阿尔巴尼亚便不思进取，什么缺了都朝中国伸手，其国内生活水平大大超过中国，得知这些情况后周总理下令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阿尔巴尼亚不顾后果地日益恶化两国关系，反华调子日高，两国关系愈益紧张。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党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邓小平的态度很坚决：断!撤!停!——断援助，撤专家，停项目。
我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了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我国公布了外交部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国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方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方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方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我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国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我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撤援后阿的走向也做了估计，并制订了应对方案。
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至于许多对华友好人士，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
“七七照会”之后，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有关部门和中国驻阿使馆齐心协力，在很短时间内，利用尚未停航的中国民航班机将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撤回祖国的首都。当我方宣布被迫撤退专家时，阿当局虽大造舆论，对中国大肆攻击，但阿广大民众和基层干部对我方专家依依不舍，他们感激中国的无私援助，怀念中阿友谊。他们中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有的指着挂在墙上的霍查像偷偷地说：“这个人坏极了”。撤离过程中，专家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仍然对我方专家彬彬有礼，服务周到；当我方专家撤离的车队驶离住地时，恋恋不舍的民众无声地站立在街旁，一些小朋友频频招手。
（三）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从何而来？
年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交。两国建交之初并未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机构，彼此交往甚少。此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中阿两国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渐行渐近。两国于年就互设使馆，并于同年互派大使。中阿关系逐渐热乎，双方开始互派留学生。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从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
年5月，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趋于正常化，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初显裂痕。此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日趋严重，频繁对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指手画脚。阿劳动党担心丧失经济独立、沦为苏联附庸，对苏疑惧加深，为此后阿苏决裂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中苏两国关系也趋于恶化。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批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发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无情批判令中共无法接受，两党关系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此后，苏共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更引发了中方的不满。年后，和我国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事件，致使中苏矛盾升级。
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代表团激烈交锋，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力排众议，表态支持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中阿两党迅速走到了一起。此后在多次国际共运会议上，中阿两党团结一致，与苏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因此彻底激怒了赫鲁晓夫。年至年，苏联先后单方面撕毁对中、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全部援中、援阿苏联专家。年底，苏联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当中苏关系、阿苏关系跌入冰点时，中阿关系迅速升温。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数目惊人的物资和贷款，使阿得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总理先后于、、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阿国高层也频繁访华，阿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后莫名其妙死亡）年访华时，中方安排首都北京百万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世界上唯一对“文革”表示支持的执政党。年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把阿尔巴尼亚形容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将中阿关系比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更是效法中国，在阿国内发动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与此同时，国际共运内部分歧冲突加剧，年苏联纠集华约组织成员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招致中阿两党同声谴责，阿随即宣布退出华约军事联盟。中阿两党、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高度一致，更将中阿两国关系和中国对阿援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四）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惊人援助
自年至年，中国竭尽全力地对阿进行经济援助，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稍多），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万吨。
考虑到阿国军事力量薄弱，我国对其大力援助武器装备，年到年间，中国对阿方各类军事援助有:各类型枪支75万支，各类子弹15亿发，坦克辆，火炮1.1万门，炮弹万发，飞机架，各类舰船46艘，导弹枚，鱼雷枚，汽车四千多辆。我们做个对比，就火炮来说，1.1万火炮比当时美苏两国现役炮兵部队的大炮数量总和还要多，这是何等数量级的援助！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中国支援阿国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我国为其专门生产的筒装“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我国先后有近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把向我方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了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9年5月16日，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赴阿任中国驻阿大使。耿大使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亿），阿总人口才万，平均每人达多元（此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不过多元）。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这么多化肥就是放在我国一年也用不完。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李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6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李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耿飚说：“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让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再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他的这个不合理要求。”耿飚说：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另据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年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5项援助议定书。
在阿呆了22年的新华社记者王洪起回忆：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除无节制的援助之外，中国居然还要替阿方领导人专门生产特供香烟，供其个人享受。
2的七千人大会，将全国民众都在挨饿这一残酷现实捅破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王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痛哭之后，王稼祥遂在小范围内谈了自己对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并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王稼祥建议，关于对外方针政策，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的方针。对外经济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后来王稼祥被中央领导冠以修正主义惨遭批斗。
（五）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年秋天，三条消息扰乱了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的平静。第一条消息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第二条消息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第三条消息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万言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主席说，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将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信中还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霍查在他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随后，阿主要领导人对中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共搞机会主义，而且批判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阿方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方尽快搬迁新大使馆舍之时起，全馆人员于年内自行搬迁，我方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手脚，便请求国内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新馆进行检查。检查组人员在大使馆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而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我国援助的！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大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属实罕见！
——容琳年10月23日于书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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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容琳，宝鸡市渭滨区退休干部。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宝鸡市诗词协会原副会长，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国家、省、市老年学学会会员，渭滨区老年学学会顾问。喜欢用文字记录情感与心路历程，对宝鸡历史文化、西府民俗情有独钟。炎黄文学社签约作家。郑重申明：本文由作者本人提供，并对此负责。如有侵权请联系平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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