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道德，是人们在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时关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

周恩来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伟大奠基人”。在领导科技工作实践中，周恩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科技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提出了关于科技伦理道德的若干重要论断和要求，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道德思想的中国化。

科技活动的价值旨归在于造福人类

科技活动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其价值旨归集中体现在科技活动之目的上。基于对人类科技活动的总体观察和宏观把握，周恩来指出，科技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人类。

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指出：“一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认识。他们在事业上下功夫、费精神，目的是为人类扫除生存中的障碍，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发展精神生活。”这里，周恩来阐明了科技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这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的观点一脉相承。

在周恩来看来，占主流的绝大多数科学家所进行的科技活动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和需要，即“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于人类的”。

然而，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某些科技活动是为了某一个体或部分群体的私利，通过对科学技术的不当利用甚至反动利用，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生命以及社会良性发展。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某些科技工作者主观上的研发动机就违背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周恩来举例说：“日本的某些细菌学家研究细菌战争，做危害人类的事”、，就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某些科技工作者最初的研究动机只是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在探索未知过程中实现了科技创新，而在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以至科技成果利用上就有可能产生科技伦理问题。

如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周恩来辩证地指出：“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基于此，他明确提出对待原子能研究和利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即“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这充分体现出周恩来对科技发展应造福人类这一价值旨归的坚持以及对违背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的批判。

科技活动应该造福人类的价值旨归，要求人类所进行的科技活动要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须臾离不开自然界。

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通过科技活动不断提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在这一进程中，科学技术成为了双刃剑，既具有正面功能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的需要，也可能给人和自然带来负面影响。科技活动不能只为了人自身一时的需要而不顾自然生态，正如恩格斯所告诫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有鉴于此，在科技活动中必须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周恩来对此一向极为重视并在指导科技工作时予以反复强调。

例如，他在年就气象研究工作指出，“我们研究气象，就是为了使一切有生命的力量都能够很好地生存，让植物、动物很好地生长；就是为了保护人民”。

又如，年7月15日，他在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就核潜艇试验工作提出：“在海里核潜艇的废水和排烟怎么办？最好不要使海洋环境受到影响。”

再如，年12月15日，他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时，就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问题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嫁祸于海，一点也不行。”

周恩来倡导在科技活动中要坚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伦理观，体现出他对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科学把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观的继承与发展，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技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应是为人民服务

造福人类的价值旨归之实现，有赖于具体科技活动中科技工作者秉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而这又取决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条件：从主观方面讲，科技工作者要站在正确立场上；从客观方面讲，要有其实现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年5月5日，周恩来在学术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要“使科学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看问题，为人民服务”。这实际上指明了科技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应为何以及如何为的问题，即：科技工作者应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而这需要通过思想改造、转变阶级立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形成。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缘于“旧中国是内封建、外买办，这对知识分子影响很深”；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工作者绝大部分是从旧中国延续下来的，其原先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环境，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对统治阶级的固有依附性，决定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存在着不相容的一面，存在着有待转变的现实要求。

年3月，周恩来对参加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的代表说：“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有鉴于此，周恩来多次强调，对于科学事业要加强政治思想上的领导，科技工作者应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肃清反动的，即封建的、买办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真正使科技活动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新政治、新气象，科技工作者拥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能够学以致用。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反动政府统治下，不论是清朝、北洋军阀或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帝国主义者站在中国人民头上，利用科学作为剥削、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

对此，马克思早就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应用“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就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能够自由进行科研活动从而造福人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

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指出的，“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基于这些情况，周恩来审时度势地提出：“政治局面打开了，这就使科学有新的发展的可能，使一切科学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新民主政治在于使科学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所支配、所管辖，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服务”。

科技工作者应拥有爱国情怀，坚持实事求是，保持自信谦虚

科技工作者是进行科技活动的实践主体，其所具有的观念意识、精神意志和道德品质直接关乎科技实践的成效。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科技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内在精神品质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拥有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情怀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活动的强劲精神动力。科技工作者只有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才能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和成就感，从而更大程度上激发创新热情，在科技创新之路上不畏艰辛、有所作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应该为祖国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周恩来的积极动员、深切关怀和周密部署下，李四光、邓稼先、钱学森、赵忠尧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战胜重重阻挠毅然返回祖国，为新中国科技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杰出贡献。

年3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驻罗马尼亚的中国留学生时殷切地说：“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同学，要做到学以致用，不是为了要什么毕业文凭，而是要把知识学到手，使自己学成以后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心怀祖国、甘于奉献、成就斐然，诠释并印证了赤诚而浓烈的爱国情怀是进行科技创新的强劲精神动力。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亦是指导科技实践的重要方法。恩格斯曾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周恩来在领导科技工作实践中继承了这一观点，一贯主张科技活动要坚持实事求是。

例如，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整风时就提出了实事求是，这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又如，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在同卫生部负责同志谈到中西医结合问题时指出，“不要吹得不得了，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

在谈到针刺麻醉镇痛不全的问题时，他又强调，“镇痛，具体人、具体情况、具体位置都得研究，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不要迷信”。科学研究本就是求真的实践活动，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要求科技工作者必须实事求是，否则就无法获得真知、有所创新，正如周恩来所言，“科学是最老实的，因此才能发现真理”。

三是保持自信谦虚。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创新，要在准确把握实际、充分认识自身优劣势的基础上，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这是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不可或缺的重要积极心理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基础薄弱，容易使人产生自卑心理，而这又会影响科技活动的开展。有鉴于此，周恩来经常勉励科技工作者，“要有自信，不要自卑”。另一方面，对于取得的进步和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周恩来告诫：“不要把我们一点成绩说得神乎其神。”

年6月7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强调，“要谦虚，谦虚才能前进，科学家也是如此，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最好不要什么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是自己的好，一个民族如果这样就会衰亡下去”。

可见，周恩来对影响科技活动的心理因素进行了科学认识和辩证分析，体现出他对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表达了对科技工作者的要求和期许。

科技活动中应加强团结协作，致力于自主创新，坚持学术自由

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能确保科技活动的有序开展和顺利运行。在领导科技工作实践中，周恩来深入探索科技活动内在规律，针对科技活动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科技活动中科技人员应遵循的行为规范。

一是加强团结协作。对于科技界存在的阻碍科技进步的不团结状况，周恩来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造成科技工作者不团结的原因有二：

一是“受了西方的影响，造成门户之见的现象”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鱼吃小鱼”的社会现象，“反映到科学家之间，也是互相排挤，发生宗派主义”，而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过程中同时也受到了这些现象的影响。

二是科技工作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由于“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大家所学的不可能一样，各人所努力的方向自然也不同”　，“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方式”，“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以致形成门户之见、产生一些矛盾，妨碍了科技活动中的团结合作。

不过，周恩来认为，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以及通过主观上的努力，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团结起来。从客观角度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外在一些不利因素得以消除，使“我们今天有条件团结科学家们为中国人民服务”。

从主观角度讲，科技工作者通过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增强互信和尊重，可以实现团结合作，即“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

基于此，周恩来从科技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强调：“新老科学家要团结”，“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后来的科技发展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国科技工作者能够加强团结、通力协作，才能够在科技战线上取得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二是致力于自主创新。根据科技活动的特质和现实客观条件，周恩来指出，在发展科技方面，“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科技进步及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自主创新。在周恩来看来，发展科技事业固然要学习、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但“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否则，就不能取得竞争优势，也会受制于人。归根结底，科技发展终要靠自力更生，外援只起辅助作用。

年10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要去掉依赖思想。如果苏联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还留一手，那就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是自力更生”。后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停运设备和模型、召回科技专家、带走设计图纸等技术资料，使得我国科技事业骤然遇阻。

对此，周恩来处变不惊，并作出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最终，依靠自力更生，我国成功地自主研发出一系列尖端科技成果，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三是坚持学术交流和争鸣。坚持开展学术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是推进科技研发活动的内在要求。科技工作者如能够进行学术上的争鸣和交流，有利于信息传递和互相启发，有利于研究向纵深拓展，有利于科研效率提升。仅为了个人或部分群体的利益、名誉而实行过度封锁和垄断，是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对此，周恩来强调：“学术不能一个人垄断，专家也不能垄断。”在领导科技工作实践中，周恩来一贯倡导并致力于营造严肃而自由的学术氛围。

年9月16日，他在中共八大上指出，“在科学研究中，要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以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年6月26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就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的领导问题指出：“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

实践表明，切实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坚持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争鸣，能有效地激发其科研灵感、调动其工作热情，从而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外交活动中应真诚谦虚、有理有节、量力而为、科学以待

国与国之间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上的学习、交流、合作，取长补短、互惠互利，以促进科技共同进步。因此，开展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周恩来不但十分重视并大力促进科技外交活动，而且提出一系列关于科技外交应遵循的伦理规范。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真诚谦虚。交往贵在真诚，谦虚使人进步。无论是参与中外科技交流合作的商讨，还是接见国外科技界代表团，周恩来在推进科技外交活动的多个场合都展现出真诚谦虚的态度。

年6月12日，他在接见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时，就改造沙漠的技术援助问题坦诚表态：“目前我们只是在陕北榆林地区作些小范围的试验和考察，至于大规模的改造，那是要在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之后才能解决的。将来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些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就无代价地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们和帮助你们。”事实证明，只有秉持谦虚态度、采取真诚行动，才能使国际间的科技交往增强互信，实现共同进步。

年3月25日，周恩来接见了以卡雷曼·伊利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地拉那大学代表团，他在谈话中提出要派人到阿尔巴尼亚去学习种植油橄榄树的技术，同时指示科学院系统要把“考察”改为“学习”，并解释说：对于我们不会的东西，要努力学习，不老老实实地学习不行。

周恩来在科技外交活动中的真诚与谦逊，既是其个人高尚道德风范的体现，也为新中国科技外交指明了一条重要的原则遵循，促进了新中国科技外交卓有成效地开展。

二是有理有节。科技外交不是施舍、不是乞求，应坚持平等基础上的互相尊重、互惠互利原则。周恩来处理与他国之间的科技交往事宜，一向秉持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的态度。

年12月2日，关于中苏两国合作和苏联帮助我国的项目问题，周恩来致电指示：“如苏准备不及或有困难。则不要勉强，可先挂起来，留待以后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再定。”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苏方在与我国的科技合作方面制造障碍，主抓科技工作的聂荣臻于年7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这一情况。

同月11日，周恩来作了如下批示：“技术合作：（一）是协议，仍然要，不再催。（二）新项目，新要求，少提少要，而不是一律不要，否则也会引起相反结果。（三）例行技术合作，少提为好。”“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仍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研究员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对来我国的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这不仅彰显出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也有着极具指导性的实践价值，即科技外交活动中对于自身利益既要据理相争又要审时度势地把握好度而有所节制。

三是量力而为。科技外交有来有往，有获取有付出。在科技外交活动中，周恩来多次强调一定要根据自身能力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力求做到实事求是、量力而为。

年6月12日，他在接见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时就中国向蒙古提供援助的问题说：“今天的力量能够做到的我们尽量做，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些事情今天还办不到的我们也告诉蒙古同志。”

年1月15日，对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苏联向我国索要新技术的问题，周恩来在相关报告上批示：“凡我们正在研究和试制过程中还未生产定型或者作出肯定结论的，不要承担，更不要勉强凑数，承担的百分比即使低一点，也不要紧，这才合乎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国情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基础上量力而为、坦诚相处，是科技外交活动中必须遵循的一条行为准则。

四是科学以待。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差异，有些人对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的科技外交活动存在偏见、成见，甚至存有盲目排外的思想观念。对此，周恩来一再予以纠正，倡导要以科学态度对待外国的先进科技。

年12月26日，他就进口国外先进技术产品的问题指出，“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年10月5日，他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又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

同年10月15日，周恩来在阅批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向东欧一些国家进行科技合作项目的请示报告时指出：“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

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和要求指明了对待国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应坚持的科学态度。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要科学以待，敢于破除错误的狭隘观念束缚。

周恩来关于科技伦理道德的论断和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特别是其中关于科技活动要造福人类的价值旨归，关于科技工作者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关于科技活动要遵循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关于科技工作者要具备和坚持的爱国情怀、自信谦虚、实事求是、自主创新等精神品质，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激发、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砥砺前行、攻坚克难，致力于推进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李磊，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文章来源：《党的文献》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