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地拉那 >> 地拉那美景 >> 建党百年专刊线上看红色航标
——《红色航标》
曾丽琴
漳州西北角，在苍翠的芝山下，有一座红色的小楼掩映于绿树当中。万绿丛中一点红，这座小楼显得极为醒目。略为知道一点漳州历史的漳州人恐怕没有不知道它的。它就是赫赫有名的“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别称“芝山红楼”。如果不是年红军进漳，如果不是红军进漳时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住在这座小楼，它肯定不会这么出名，也许早已被拆毁。读初中时就在学校的组织下参观过它。红军进漳时总指挥部设在当时漳州龙溪中学干之楼（即今漳州一中新华楼），漳州一中很以此为荣，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一定会有“红军进漳”的内容，于是便是参观完本校的新华楼再走到旁边市政府大院里接着参观芝山红楼。但当年参观时我还是懵懂的少年，只知“红军进漳”是个大事件，至于它对红军、对我们党、对漳州的影响，并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而如今年岁渐长，又在历史与文化研究上摸爬滚打了多年，庶几能够领会“红军进漳”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一）
拨开岁月的风尘，依稀可以看到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漳州的繁荣。从明中叶开始，漳州人就“下南洋”去赚钱。清末百姓民不聊生，漳州人更是大量涌入东南亚。漳州人勤劳敢拼，东南亚开发急需劳动力，两相投合，于是，很多漳州人就这样以自己的辛勤与汗水拼出了家业。漳州到现在还存留有很多番仔楼。所谓番仔楼，不是传统的亭台楼阁，而是方形带拱廊的二至三层欧式连排建筑，石头外观，木质地板，内壁铺有彩色磁砖，整体漆黄蓝白三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番仔楼卫生设施建得极好，有的还装有抽水马桶。漳州古城中的灯谜博物馆、角美流传村的天一总局与东美村的曾氏番仔楼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番仔楼大多建于清末民初，是那些“下南洋”的漳州人回来盖的。由这些番仔楼可见当时漳州的富庶。年4月，红军进漳后的一件大事是筹款筹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战是需要资源与成本的。从4月底到5月中旬，短短的一个月不到，红军就在漳州筹得款项多万大洋，并筹到大批的粮食、食盐、药品、布匹、鞋子、煤油、印刷机等急需的战略物资。多万的大洋在当时是多大呢？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的比较来了解这笔款项的大小与重要性。当年厦门《江声报》记载，年福建省全省的财政收入不足万大洋，而江西省全省的财政收入则不足60万大洋。所以，红军在漳州筹到的款项相当于当时江西省近两年的财政收入。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毛主席攻打漳州决策的正确性。毛主席目光如炬，他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核心。事实上，当时的闽西苏区政府财政非常困难，每月开支不足元，也就是说，红军在漳州筹得的这些款项，够苏区政府开支十二三年了。款项筹得后，红军非常高兴，在长汀举办了“金山银山”展览会。而这些款项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二）
漳州很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年前后漳州曾被称为“闽南的苏俄”。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十月革命后，苏俄派赴中国的第一个代表是到漳州与陈炯明会面的。这个叫路博的代表年持着列宁的亲笔信前来，而陈炯明亦给列宁复函。路博参观完漳州后十分激动，既觉得城市建设十分先进，又为漳州的革命氛围所感动。后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便刊文盛赞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国民党还没有开始排斥马克思主义，也允许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的书籍出版与流通。事实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还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年前后陈炯明在漳州建“闽南护法区”，既进行拆掉城墙、拓宽马路、修建公园的现代化建设，又提倡新文化，改良风俗、创办新学，乃至于宣传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他还在漳州设立闽星周刊，并力邀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国民党大咖为刊物写稿。而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廖仲恺等人也都到访过漳州。在这种情境下，加之漳州商业发达，民众思维开放，所以外面新的出版物很快便传入漳州。这使得当时的漳州不仅革命氛围浓厚，而且有较多的马列书籍流通。像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反杜林论》中文首译本年在上海江南书店出版，漳州龙溪中学马上就购入了。因此，红军进漳州后，毛主席便在龙溪中学的干之楼图书室发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与《“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中文译著及一系列经济类书籍。据当时陪同毛主席去找书的曾志回忆说，当时找到的书有好几担，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这些书籍的重要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反杜林论》《两个策略》与《“左派”幼稚病》这三本。毛主席在长征中反复阅读《反杜林论》，且在写作《矛盾论》时引用了其中的两段原文。他后来还把这本书推荐给梁漱溟阅读。而毛主席也在年将《两个策略》与《“左派”幼稚病》推荐给彭德怀阅读。所以，可以说，当时毛主席在漳州找到的这些书籍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大作用。（三）
我的另一所母校原龙溪师范，也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校史，总镌刻着彭冲、王德、苏静、李兆炳、王占春、高捷成、许土淼等这些革命者的名字。而彭冲、高捷成、王占春、苏静4人都与红军进漳关系密切。当年红军进漳，不仅筹到了钱与物，更筹到了“人”。红军离开漳州时有近0人跟随红军北上。而这其中就有我的校友高捷成与苏静。尤其高捷成，是红军“筹”到的极为难得的金融人才。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金融奠基人，就一定避不开高捷成。虽然他在抗战中牺牲了，但他任首任行长的冀南银行与其成功发行的冀南钞票却在与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的货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争总让我们想起硝烟弥漫、战火隆隆的战场，但其实还存在着许多没有硝烟的战场，并且这些战场的重要性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些年，因为全民金融知识的普及，很多人都知道了货币战争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高捷成正是我们党这一方面的功臣。高捷成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读于原龙溪师范前身福建省立二师时，就在学校浓厚的革命氛围下参加革命活动。不久他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后家贫辍学在钱庄当出纳。红军进漳的筹款筹物活动中，高捷成主动参与，并表现出了十分出色的会计能力与金融才华。当时的中央苏区不缺乏将帅之才，可其他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金融人才奇缺。于是，毛主席力邀他加入红军。那时高捷成已结婚，且儿子刚出生不久，但他还是毅然离开妻儿随红军北上。彭冲与王占春等人则是留下来继续战斗。我的母校原龙溪师范学校有排演话剧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丹霞剧社排演的课本剧《金色的鱼钩》还获得全国中师汇报演出二等奖。这一传统算起来要追溯到年9月成立的芗潮剧社。年，红军进漳进行了大范围的革命宣传，赢得很好的民众基础。为了巩固扩大这一成果，彭冲在红军离开漳州后受中共漳州工委委派，加入到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虹桥文艺研究社。后来根据斗争的需要文艺社改组为“芗潮剧社”。接下来几年，芗潮剧社在彭冲、柯联魁等人的领导下排演了许多进步话剧，并在漳州、厦门的街头、剧院等场所以生动的形式向民众宣传党的主张，影响巨大。芗潮剧社主要成员在年加入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之后，我的母校即当时漳州市最高学府龙溪师范学校接过芗潮剧社的星火继续将之发扬光大，并在不同的时代都推出精彩的话剧演出。在我们的校史馆中，王占春的头像不是照片复制的，而只是一张画像。最初我想大概是因为王占春牺牲得太早，所以一张照片都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比较熟悉漳州历史后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照相在漳州已是很平常的事，所以，现在我倾向于认为是王占春当时为了隐蔽自己而故意不去照相，所以最终没能留下一张相片。在红军进漳前，王占春已是赫赫有名的闽南红军游击司令部司令了，是国民党通缉的主要对象，自然他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外貌与行踪。红军进漳后，漳州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王占春随即担任主席。红军在漳期间，他配合中央红军完成了“筹款、扩军、抗日宣传”的任务。红军离漳后，他没有跟随中央红军北上，而是继续留在漳州进行闽南游击战，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事实上，这也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之一。毛主席离开漳州时将闽南红军游击队与新招的多名战士整编为俗称红三团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王占春担任政委。红三团坚持在闽南开展革命工作，尤其是建立了经厦门进靖和浦苏区到闽西苏区和经汕头进饶和埔诏苏区到中央苏区两条地下交通线，使得我党可以在后方安全转移人员、传递情报与运送战争物资。事实上，红军进漳后，闽南的革命中心就从泉厦转移到了漳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中山公园建有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原因。如今，芝山红楼与其前面纪念碑已成为漳州前行的红色航标。漳州人以之为荣，更是以之激励自己，龙江精神、谷文昌精神、女排精神、漳州精神正是对红军进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而漳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无论是新党员还是老党员，都常到芝山红楼与纪念碑前瞻仰宣誓，定标自己的人生航向。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