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地拉那 >> 地拉那美景 >> 难忘人民路上,那一处我们曾经住过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大院几乎是张店城区的最西沿，由这里往西，也就是如今最受人们追捧的所谓黄金西区，都是兔子不拉屎的庄稼地，这从其中土得掉渣的地名就可见一斑：五里桥、马尚村、冢子坡。
当时，整个张店最高大的建筑就是我们大院的六层办公大楼（原淄博人民委员会旧址），站在顶楼，整个张店的市容都能够尽收眼底。也因为如此，张店仅有的两路公交车都把我们大院作为了终点站，来了围办公楼前的毛主席像转一圈，然后再掉头向东。为方便起见，当时公交车售票员都把我们大院的办公楼喊成西大楼，久而久之它的真名倒被人们忽略了，直到现在有些张店的公交站牌上还把它称作西大楼。零八年，这座六层建筑更被市政府列入了淄博市第一批近现代优秀建筑和纪念性建筑保护名录。
也许是沾了西大楼名气的光，当年我们小学的位置虽然地处张店西郊，但名字却极其响亮：中心路小学。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小学的名字也是一年数变，从中心路换成了红旗七路，从红旗七路更打回了原型“道庄小学”，乍听起来就跟一村办学校似的。
搞得好多年以后，当我在履历表上填报小学校名时，都相当地不好意思，生怕别人误解我是农村的留守子女，忙不迭地跟人解释：“当年俺们学校可不叫这名字，那可是张店大名鼎鼎的中心路小学。”西大楼如今已成了旅的旅部，虽然内部进行了多次装修，但外观和构造基本如故。大楼建于何年何月，如今已经无从考究，但从它及其坚固的花岗岩外墙来看，岁月那可是相当久远。据我父亲介绍，六十年代当跟苏修关系紧张时，为防空起见，部队曾在西大楼的一角进行过一次抗破坏实验。几十公斤炸药爆破之后，硝烟散尽，西大楼依然挺立，几乎发毫未伤，大楼的质量和坚固由此可见一斑。
西大楼除了作为我们部队的办公大楼，它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考验院内男孩子的勇气。大楼内部的楼梯直通五层，从五层的东西阳台各有一个露天铁梯可以直达六层。爬上六层，基本上可以算作站在了张店之颠，整个城区一览无余。天气好时，振臂高呼，半个张店城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那份豪迈，颇有点主席俯瞰橘子洲头，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劲头。不过，如果你是从大楼内部楼梯爬到顶楼的话，那份豪迈恐怕得失色不少。我们那会儿，最拔份、最具有男子汉英雄气概的是不进大楼，而从楼后面的天梯一蹬蹬直接爬到六层。那天梯就挂在大楼外部，不仅特别窄，而且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爬到一半，回头下望，胆小或者有恐高症的一般都能吓得心惊胆战，只好乖乖下撤认输。所以曾经成功爬上去的大哥哥，都无比诚恳地介绍经验给我们：“只要往上爬，就一定手抓紧了，千万别往下看，只有熊包才半途而费。”由于爬天梯具有相当的危险和诱惑，我们大院警通连一位据说擅长爬树的战士，就是从那半截摔下来，所幸生命无碍，只是这当兵的生涯就此终结。为此，母亲多次警告我，千万别受坏孩子的挑唆去冒那个险，她要是知道了非得打断我狗腿不可。整个小学期间，我一直遵循母亲的教诲，从来没去爬天梯。考上初中之后，随着年龄的曾加，那颗不羁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总是琢磨做点出格的事来证明自己确实长大。一个周日的中午，在几个伙伴夹枪带棒的讥讽之下，我头脑一热便做出个大胆的举动：从天梯攀上顶楼。如何爬的，自己早已记不清楚，但爬到顶层的那份欣喜和豪迈，我却是至今难以忘怀。
放眼望去，除了东边是市委大院之外，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庄稼。深深呼吸，雨后无比清新的口气扑鼻而来；振臂高呼，仿佛世界都踩在自己的脚下。也就是那时周华健还默默无闻，否则我真想高歌一曲：不经历风雨，怎么可以看见彩虹！第二天，也不知是哪个蒲志高告的密，母亲知道了我爬楼的壮举。一番言辞激烈的教训之外，残酷的惩罚随之而来：罚我三天不能吃奶奶做的蛋炒饭。闻着喷香的蛋炒饭只能望而却步，那教训真可谓是刻骨铭心，于是我壮怀激烈的下一步冒险计划就此泡汤，从此再也没有爬过西大楼。
二、澡堂子六七十年代，经济不发达，各家各户都不具备洗浴的条件，既无太阳能更没听说过淋浴器，要想卫生只能去公共的澡堂子。那时候，在我们大院的东北角就有这么一个澡堂子，男女共用，周日上午男的洗，下午女的洗。大院澡堂的设施非常简陋，除了大小不一的两个池子外，就只有周围一圈的淋浴喷头，甚至连储物柜都没有，一进门就是一长溜的大通铺，只要有地儿，便可把衣服随手脱放在那里。虽说不安全，可直到88年我们家搬到隔壁的干休所，从没有听说谁家丢失过衣物。每到周日，大院的澡堂子总是人满为患，热闹得如同今天放映大片的全球通影城。澡堂里的两个池子，一个是热水池，一个是温水池。热水池里通着一根蒸汽管，一扭阀门，热腾腾的蒸汽就伴着‘嗵嗵’的山响冲进浴池，那动静比消音器坏了的幸福还大。有时起早第一批进澡堂，就会赶上锅炉工新换的清澈干净池水，大人们都管这叫“头过水”，而能够洗上“头过水”，在那会儿是件十分让人惬意的事情。
“头过水”刚刚烧好，通常也最热，这时就有皮糙肉厚而又不怕烫的大人，勇敢地冲下池子，一边大声吆喝，一边不停地用双手搅拌。等搅到满池子云雾缭绕之时，便猛然一个下蹲，整个人就完全坐在了热腾腾的池子里。
许是小孩皮嫩的缘故，大院里的孩子只要下水，就本能地躲在温水池里玩，极少跟大人们掺和。而大人们在热水池里泡够了、也吹够了，就喜欢把我们像拎小鸡一样扔进热水池，然后看着我们在热水里挣扎、扑腾，开心地哈哈大笑。这种原始的勇敢者教育，不仅不会让我们的父辈生气，反而得到了他们的赞许，美其名曰：男子汉就应该不怕烫！说来也怪，虽然水的表面奇热无比，可是下层却温和地多，只要你有勇气稍微坚持一会儿，那池子便不再感觉有多么烫，然后浑身由里而外的通透就会紧接着涌上心头。澡堂里，大人们最喜欢做的事除了闲砸牙，就要属溜嗓子了。我们大院的澡堂虽然简陋，但很高很宽阔，这样一来对声音也就有了一种共鸣的效果，在池子里大声说话有时都能听到回声。喜欢泡澡的人，水温越烫越会感到舒坦，而随着热气蒸腾，整个浴室里弥漫朦胧，这时一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翻掌保定乾坤”，那肯定是位泡舒服了的爷们过过戏瘾。喜欢歌唱的也不闲着，一曲《打靶归来》同样能唱得荡气回肠。当然，也有不歌不戏的，就为了泡澡泡到忘情时，运足丹田之气，干吼两声。对所有这些冷不丁发出的动静，一般常泡澡的人都会习以为常，而被吓了一跳的，过后往往也只是会心地一笑——人在热水里浸泡血液流通加快，筋骨放松，放声吼上几嗓子，既释放出胸中的浊气，又愉悦了心情，也算是一种心理减压吧。跟大人们不同，我们孩子洗澡时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憋气。一声号令，两人同时把头扎进池子里，以最晚抬头的为胜。那时候，虽然大院老少都在一个池子里泡，可谁也没觉得有啥不卫生，更没听说过性病、传染。偶尔憋气时不小心呛上一口，也不觉得有啥大不了的危险，抹把脸、顺口气，继续玩。放在今天，除非是疯子，否则那种行为简直是不可想象。尽管拥挤、尽管简陋，可在那个年代，能够足不出院就可以解决个人洗澡问题，还真是一个相当牛逼的特权。除了部队，在我的同学里，好像只有市委和农机学院的，才能够享受如此待遇。为此，我们红旗七路小学的很多老师都借口家访，顺便去我们大院澡堂子洗澡。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人不乐意，毕竟每张一毛钱的洗澡票，是部队提供给家属们的福利。
一天，我们大院的孩子集体被各班老师喊出来，一番训话之后，我们被告知从当天起，我们院的孩子都不用来校上课了。没有疑问、没有悲伤，甚至连一丝犹豫都没有，我们就象快乐的小鸟冲出了学校，兴高采烈地在警通连的操场上疯玩了一上午。事后经家长调查，我们才得知，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部队的卫兵拒绝放老师们进大院洗澡。要说那时的部队领导还真是尊师重教，当天下午就跟学校达成共识，以后老师们可以随便进出大院澡堂，卫兵不得干预。非常可惜，这场犹豫洗澡引发的听课风波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摆平了，第二天我们还得背起书包上课堂。前不久在超市遇到我小学的班主任，谈及此事，年逾七旬黄老师还是笑得喘不过气来。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都有了浴室，连带桑拿和按摩的整体卫浴都不稀罕。偶尔天冷了去洗浴中心，总是带着十分的警惕，漫说不敢下池子，就是哪个人多咳嗽几声，都害怕他带着什么细菌，抑或是艾滋病的携带者。那份如临大敌般的小心，让重温儿时的澡堂温馨成为了一种奢望。三、放电影跟周围的单位相比，我们大院的设施相当完善，基本上就是一围墙里的小社会，不光有服务社、托儿所、卫生院，还有洗澡堂和上下两层的大礼堂。当时一位老首长戏称：如果部队再建一座火葬场，那么从生到死都不用离开部队了。
差不多每周二、周四，大院里都会放电影，一到这时，就是整个大院最热闹的时候。
虽然大院里建有礼堂，但夏天的夜晚，经常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刚吃完饭我就搬着一堆马扎跑到礼堂前的广场占地方。那时我家就住在大院的七号楼，这是距离我们部队大礼堂最近的一栋楼。因为近，所以每当看电影抢座位都特别方便，跑得快的话，只需要二十秒我就可以从自己写作业的桌子跑到广场第一排。为了给自己家人占据一个较好的观赏位置，小朋友之间还经常发生口角，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第二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偶尔正面的位置被占满了，就去背面。背面人少，看得反而更真切。唯一的缺陷，就是左右手都是反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并不影响我们高兴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小时候我们最愿意嬉戏的场所--大礼堂，在那里我看遍了三大战和八大样板戏。我家就在离大礼堂最近的七号楼，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空地，被军人们当做训练场使用）
七十年代初，可看的片子很少，除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是八大样板戏。京剧虽说是国粹，可依依呀呀的唱腔，孩子们实在欣赏不了，总感觉不如战争片来得惊心动魄。于是乎，那战争老片我们差不多都看了二三十篇，不光里面的情节耳熟能详，就连其中的经典台词都张嘴就来。
有次我们踢完球口渴，就偷吃附近农民果园里种的甜瓜，结果被人家发现，要我们找父母来赔偿。一发小昨晚刚看完《小兵张嘎》，里面胖翻译官的台词脱口而出：“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何况吃你两个破西瓜。。。”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每人脑袋挨了一巴掌，还被农民跟撵狗似的追得到处乱窜。
那时候中国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反映在文化交流上也是如此，除了能够看到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旧电影，对外面世界的现状根本就无从得知，总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被压迫的兄弟姐妹要等待着我们去解放。那时朝鲜的电影业还比较发达，什么《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都很受我们父母们的青睐，每当《卖花姑娘》的音乐响起，台下总是哭声一片。
也正因为朝鲜影片的催人泪下，那时的人们把聊聊几部的外国进口影片总结性地归纳为“朝鲜的哭，越南的炮，阿尔巴尼亚的搂搂抱抱”。意思是指朝鲜的电影很煽情，越南的电影很暴力（多是反映抗美的战争片），只有被毛主席成为“欧洲社会主义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它的电影才有点擦边的“小黄色”，从而深受大院青年男女们的欢迎。
到七十年代末，我们大院购进了第一台彩电，就放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里。每到晚上，只要没有电影放映，会议室必定被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电视内容非常单调，基本只有中央台一套节目，除了全程贯穿领导接见和会议纪要的新闻联播，只有极少数文革后新拍的电影和刚刚解禁的老片子。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会议室里，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斯琴高娃主演的《归心似箭》，其中的主题曲《雁南飞》脍炙人口，可谓文革后较成功的电影流行插曲。再后来，刚满十岁才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又在会议室守着那台十九寸电视，看完了新中国引进的首部大型科幻片《大西洋底来的人》。从这部造成万人空巷惊人收视效果的美国电视剧中，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新奇世界。男主角麦克·哈里斯戴的蛤蟆镜，几乎成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时尚，另外他独特的海豚式游姿，也吸引了中国观众极大兴趣。直至今日，有很多人（当然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中老年人）一到水中，还会以他的经典姿势在水中潜行。随着时光进入到了21世纪，中国的电影业步入空前的繁荣期，继年电影市场突破了百亿大关后，年全国电影总票房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69亿元。电影多了、市场繁荣了，倒不知道看啥好了，从年头到年末走进影院的次数不会超过一巴掌，不但因为日趋高昂的票价，也由于颇为无聊的剧情。
想想还是儿时看过的电影印象深，虽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但里面的经典台词仍然耳熟能详，几乎张口就来。其中背得最熟悉的还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中，卫士瓦西里前往乡下征粮前对饿得半死的妻子安慰的话“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很长一段日子里，这句话寄托了我的童年对未来的憧憬和希翼。现在，儿时的很多梦想都变成了现实，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瓦西里对未来准确的判断和预见性。
四、防震棚年唐山大地震时，我正跟父亲在徐州探亲。当我们返回淄博，一进部队就发现整个大院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抗灾基地，只要是空地都被一座座防震棚所占据，家家户户都成为了空巢。我们部队既然是管后勤的，当然物资不会短缺，搭起的防震棚标准也比地方上高出不少，一水的钢架结构，棚顶和四周再用玉米秸捆扎严实，讲究的外面再裹一层军用帆布，真是又防风雨又防震。住进防震棚，对于大人来说，生活增添了许多不便，首先做饭就成问题，其次几家合住一间防震棚，干啥都一目了然，个人隐私就不用考虑了。好在那时的人们都相对简单，除了保命要紧也顾忌不了别的，要赶在个人主义严重泛滥的今天，我想天天吵架是跑不了的。当然，不便是暂时的也是大人的，孩子们的快乐依旧，甚至更加开心。因为住防震棚，没有桌椅板凳，该完成的暑期作业可以拖后；因为邻居几家合住在一起，小伙伴们可以整天厮混在一起，连睡觉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躺在一个炕上。现在想想，那确是一场成人生活的灾难，但却是孩子们的超级大聚会。直到现在，我都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些个夏夜，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簇拥着解放军叔叔巡夜。每一组巡夜的叔叔手中都有一部微型的警报器，一旦发现有震情，就立刻转动上面的摇把，刺耳的警报声将唤醒所有沉睡中的人们。每回巡夜，我都渴望试一试那警报器的动静，但每回要求都被部队叔叔无情地给拒绝了。理由很简单，那样做会让整个大院顿时陷入恐慌和混乱。有时，我真地很希望在自己陪同巡夜时，会来场惊天动地的地震，这样自己就可以亲手摇响那只神秘的警报器了。孩子的梦想总是滑稽可笑而又难以实现，直到唐山地震的警报取消，我们又重新回到各家各院，那部军绿色的微型警报器始终没有被人摇动过。很搞笑的是，这未响起的警报声竟然成了我儿时的遗憾之一，甚至来年的三十除夕守岁，我还在和小朋友们为这警报器的声音大小而赌地不亦乐乎。五、玩游戏我一到淄博就被安排进了部队幼儿园，那时的部队首长对孩子的教育极为重视，特别安排部队文化水平最高的家属甚至军人给我们当阿姨，有个从小看我的阿姨直到大前年才以正营职干部的身份退休。当时淄博很小，没有几个正规的幼儿园，比较有名的就是市委大院幼儿园和我们幼儿园。幼儿园是幼儿园，但除了把孩子们圈在一起玩，让家长比较放心之外，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学前教育，甚至连对孩子启蒙至关重要的玩具，幼儿园里也没几件。
前不久我们子弟聚会，一个姓齐的幼儿园发小喝多了对我喋喋不休，意思是我小时候经常在幼儿园跟他抢玩具。我心想那时的幼儿园哪有什么玩具啊？琢磨了半天，终于顿惑过来了，原来发小说的所谓玩具，就是老师们去木工房拾来的各种形状的木头块。饶是这样，那大中小班三年的幼儿园经历还是令我很多朋友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只去幼儿园送过孩子，至于自己倒是一天的幼儿园也没上过。愤恨之极，这些朋友污蔑我从小就是“圈养”，而他们自己则是地地道道的“散养”，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纯绿色、无污染。
在幼儿园里要受老师的约束，离开了幼儿园，孩子们就像撒了欢的野马在大院里快乐嬉戏。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游戏之一就是抢煤核。
每当大院的浴室锅炉倾倒出煤渣，我们这帮在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孩子，就手拿用铁丝自制的耙子，毫不畏惧仍旧冒着的浓烟，奋不顾身地冲上煤渣山，将还没有完全烧透的煤核挑拣出来，装进篓子。孩子们这样干，并非生活所迫，谁家里也不缺这点煤核，而且家长都极力反对我们这样做，之所以乐此不疲，只是因为我们自个儿喜欢，喜欢煤渣山上的滚滚蒸汽，喜欢一鼓作气冲上渣山的那种刺激，很有点《南征北战》国共双方抢占摩天岭的意思。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一群孩子手挽着装满煤核的篓子，你看看我，我看看我，个顶个小脸熏得黢黑，笑声于是飘荡在大院的每个角落。
第二天早晨，让奶奶用我刚拾的煤核生炉子，然后在炉膛里烤上个地瓜，那喷喷的香味，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那种幸福是今天去世纪去金太阳吃任何大餐都比拟不了的。
六、过大年小时候最喜欢的节日，除了八一建军节之外就是春节。喜欢过年，倒不是因为探亲访友，我家祖籍湖南，在山东省内一个亲戚都没有，无所谓探亲。另外，部队不像地方，即使过年也很少相互走动，也用不着访友。喜欢过年，是因为过年就意味着好吃的，意味着又一身的新军装，意味着一挂挂崭新的牡丹红鞭炮和可以整夜不睡的连场电影······那时候，一到年根，小小的部队大院就到处洋溢着过年的味道，鞭炮燃放后弥漫在空气中的火药味以及用沥青烙猪毛的烧糊气味交织在一起，让我们这帮孩子像打了鸡血般的兴奋。早晨天不亮就起床，直到天黑还不回家，家长们也是少有地宽容，微笑着纵容着孩子们的胡闹。跟现在孩子们整挂整挂燃放鞭炮不同，我们那时没那么奢侈，父母就买了那几盒鞭炮，还得留到年三十晚和初一吃饺子的时候放。于是乎，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种新的燃放办法，那就是把整挂鞭炮拆开散了，放在口袋里一个个点燃了单放。虽然危险（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没有手指被炸过的经历）、虽然麻烦，但却节约了鞭炮、延长了快乐，因此孩子们还是乐此不疲。母亲给这种放鞭炮的方法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新媳妇进门放屁---零挤。相比起初一或者正月十五来，儿时我最喜欢过的还是大年三十。因为正式的节日还没有开始，总能够给孩子们以无限美好的憧憬和遐想，猜想晚上的压岁钱能有多少？猜想一会的春晚有什么精彩的节目？猜想晚饭时谁将吃到那个包了硬币的饺子？
到了明天清晨，随着年初一惊醒睡梦的第一声炮仗响，一切谜底都已揭晓，兴奋过后的空虚弥漫在心头，我躲在被窝里甚至难过得想要哭，因为在自己幼小的心灵中---春节已经过完了。
时间跨入了21世纪，大家的在意越来越多，而快乐却越来越少。放鞭炮既危险还污染环境，禁放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用沥青烙猪毛就更不讲究了，容易导致有害元素侵入体内。再说也很少有人不怕麻烦去熬制美味诱人的猪头冻了，那玩意现在的超市里到处都是，当然卫不卫生、安不安全那就很难保证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过年味道竟然全都几乎沦为了绝唱。（这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跟二姐和父亲在大院西大楼前的合影，当时的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啥时能够像姐姐一样带上红领巾，至于将来时参军还是考大学，倒是想都没想。）
七、分东西小时候地方的食品供应紧张，但我印象里部队的粮食却从来没有短缺过。不仅粮食够吃，时不时地部队里还分点特供，比如西瓜和海鲜。那会儿不像现在，想吃西瓜就趁新鲜到超市买上个把，等吃完后随时再买。那时大院里一夏天也就分那么一两次西瓜，而这一两次分的西瓜就是我们孩子们整个夏天的寄托，因为再也不可能从别的地方买到西瓜。
分西瓜是个极热闹的场合，几乎全院的老老少少都倾巢出动，有背麻袋装的，也有拿网兜盛的，差不多家家都能分上十多个西瓜。说是分，其实也要钱，只不过非常便宜，每斤不过五六分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西瓜抱回家，没有冰箱不好储存，于是都把西瓜搁到相对阴凉的床底下，想吃了就拖出一个来，用井水拔拔再切。虽然赶不上现在冰镇地那么清凉，但全家聚在一起啃西瓜的那份惬意和亲情，很多大院的孩子至今难以忘记。
至于海鲜，无非就是嘎啦、鲅鱼、黄花等几种，跟现在酒店鱼档上琳琅满目的这种蟹、那种斑的，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是这几种简单的海鲜，支撑起我们儿时大部分舌尖上的回忆。
直到今天，有朋友请客上海鲜楼，问我点啥时，我能够脱口而出的海鲜还就是这几种。朋友问及原因，我回答这几种海鲜都属于肉多味美，最关键是刺少，方便大口咀嚼而不必担心卡着。朋友们大笑，一致评价：真糟蹋了你美食家的称号！
七十年代的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期，食品粮食极其短缺，我上小学的很多农村同学家里就经常性地粮食难以为继。我们部队大院尽管饿不着肚子，但无忧的只是温饱，再奢侈点也不敢想象，比如牛奶。那个年代，牛奶都是公家定点供应，既非盒装也不是塑料袋装，就是用类似今天那样的啤酒瓶子装，一瓶一斤。虽然简陋的很，但从来不用担心质量，不可能缺斤短两，也没有听说三聚氰胺，都是由送奶工定时送到我们部队大院门口的奶箱里，还得由门口的哨兵把关，森严得很。
我们同楼只有顾青一家订着牛奶，他的母亲身体不好，必须适当得补充流食。每次和顾青一起放学，看他从奶箱里拿出牛奶，快乐地奔跑，我总是咬着牙郁闷，埋怨自己父母怎么身体那么棒，以至于不需要牛奶的营养。偶尔顾青全家回文登探亲，牛奶不能退订，就委托我家代喝。蜂窝煤炉上，烤的黢黑的小奶锅里，洁白的牛奶被熬得飘香四溢，那滋味时隔三十多年，我仍然记忆犹新。
到了现在，奶不再稀罕，早已成了各家各户必备的早餐或者晚餐食品，样式种类也变得繁多，麦香的、加钙的、含糖的、低糖的，甚至于特仑苏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不幸的是，恰好此时自己体检被查出了血糖偏高，医生叮嘱最好只喝无糖的纯牛奶，就这样还得经常提心吊胆里面的化学物质，比如三聚氰胺。生怕一不小心自己尿路里也生长出结石来，那样我就真得上演传说中的活人给让尿憋死。
八、普通话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部队相对封闭，大门有门岗，四周有警楼，除了放电影短暂对外开放外，几乎不和地方接触。环境的封闭造就了语音的独立，久而久之我们子弟们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方言，说是地方话吧差别明显，说是普通话吧又不那么标准。于是我们自己亲切地把自己的口音称作军普，意思是军队普通话。军普因为非正规，因此很难给它的口音定义，但凡是讲军普的孩子都能够立刻从一堆孩子中区分出谁是军队的，谁是地方的。更神的是，据说每个部队的军普都有它自身的细微差别，我们幼儿园有的阿姨甚至能够单纯根据口音区分出孩子到底是部队的还是部队的。
当时我们部队的孩子都在红旗七路小学（原道庄小学）上学，当地道庄和市委的孩子有时为了混进部队大院看电影，也经常学说我们军普，但总被门岗的士兵抓住，很少有漏网的。虽然他们自己觉得已经学得很像，但我们部队大院孩子听他们讲军普都感觉特别瘆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笑话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店人说普通话。随着在淄博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再加上娶了淄博的媳妇，逐渐地我也学会几句当地方言，可除了拿方言开玩笑，一般我还是习惯说我那标准的军普。
记得大学刚毕业时，我对桌就是我们单位广播站的播音员，她是地道的老博山大街人，一拿起麦克风还能撇几句普通话，撂下话筒扭头就是博山腔。她对我比她还标准的军普极不感冒，多次教育我说现在不是大学了，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总撇普通话，说方言即可。被老师批评令我诚惶诚恐，虚心地向老师解释我不是故意装的说普通话，我根本就不会淄博方言，如果领导有要求，我可以努力学习当地方言。直到很久以后，通过细致的观察，该老师才彻底相信我所言不虚。不过我的军普也帮了我不少忙，由于军普不带地方特色，全国哪里都有驻军，都有讲军普的人，因此我到哪里都可以冒充当地人而不被察觉。
前几年和同事上上海出差，由于坐公交需要倒好几路车，因此一般都是打车出行。和我一起去的同事都是地道的淄博人，淄博口音极重，为避免让人家听出我们是外地人，而多绕冤枉路宰我们，大家公推我和出租车司机问路交谈，其余人都哑口不言。
果然即使精明的上海司机也没有发现我不是上海人，谈天说地热情和我交流上海这几年气象的变化，到目的地，这几个家伙一声不吭开门就跑，气得我用淄博方言大骂：“嫩这几个玩意祥不是东西来，到撵子就跑，没一个结账的换”。身旁的上海司机一脑袋的雾水，就和听外语似的。
九、渡盛夏小时候，没有作业也没有电视，全院老少最为热衷的度夏活动就是捉知了猴。知了猴属于蝉的幼虫，有的地方又叫金蝉或者结了龟，是我儿时除了蛋炒饭之外最喜欢吃的一种美味。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市场可以买、有饭馆可以点，要想品尝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去捉。晚饭后，带着镊子和手电筒就直奔大院西墙根电影站井边的柳树林。之所以上哪儿，是因为奶奶说知了猴最喜欢在潮湿的柳树林下做窝。知了猴都是躲在隐蔽的洞穴，只有熟悉了以后才会凭蛛丝马迹把它掏上来，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全凭一双慧眼和灵巧的手。而且即使准确地发现洞穴，也得务必小心，万一手不利索，一不小心就会悔之晚矣，让到手的美味溜之大吉，掉进深洞里再也找不到。有时也会很省劲，那就是赶上下雨天，做洞不深的知了猴会被大水冲地到处都是。
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一个雷雨后的晚上，我跟两个姐姐去水里划拉，结果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姐仨就捞了76个知了猴，创造了我有史以来捉知了猴的最高纪录。回家后，母亲把知了猴都放在一个粗磁罐子里，用盐醅好，用盖子盖上，初时还听到罐子里满是知了猴挣扎的动静，慢慢地便悄无声息。到了早上，母亲直接把这些腌了一晚上的知了猴倒进油锅里炸，直至外酥里嫩，那个香味，到今天想起来还是食指大动。
小时候我有个与其他孩子与众不同的乐趣，就是喜欢看着知了猴羽化蜕皮。每当我在树上发现一只背上已出现黑色裂缝的知了猴时，往往并不急于将它捉入口袋，而是习惯于亲眼目睹它一点点蜕皮直至羽化成蝉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时间不一，也许很长也许极短，但我总能耐心地等候，就为了享受看着成虫脱壳、爬出蝉蜕的那一瞬间。
看得多了，有段时间我甚至总是沉思一个跟我年龄并不相符的问题：人死的时候，灵魂出壳是不是就是这个模样？为此，我多次询问在自己心目中最见多识广的奶奶，可直到奶奶去世，她也没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捉知了猴必须是在晚上，但找蝉蜕或者扑捉树上成蝉，则只有在白天才好进行。听奶奶说知了猴羽化蜕除的外壳叫蝉蜕，味甘、咸、寒，入肺、肝经，是重要的辛凉解表中药，很多药店都收，而且价格不菲，据说能卖到的35元每斤，这在那个冰棍只需要两分钱一根的年代，无疑是笔巨款了。
刚开始，我总是信心满满，放弃了午睡也要满院子寻找蝉蜕，闹得两个姐姐都戏谑我是“小财迷”。可一个月之后检验成果，尽管我收集的蝉蜕足足装满了三个罐子，可奶奶一称竟连半两都不到，让儿时的我切实地感受了一把“薄如蝉翼”的形象教育。
从此，我放弃了依靠卖蝉蜕给药店来发财的梦想，专心致志地回归到粘蝉的乐趣上来。粘蝉的方法很多，而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小麦面筋粘获。具体方法是让奶奶将和好的面团多次用水冲洗，去除淀粉，留下纯面筋，存放于宽大的荷叶或者杨树叶内。当玩兴来时，就将存放的面筋粘在竹竿顶端，看准树上忘情高歌的蝉，迅速一捅，那被法布尔精心描绘的昆虫就十有九八会成为我手中的玩物了。儿时的盛夏，蛙声和蝉鸣陪我渡过了炎炎酷暑。那抑扬顿挫的蝉鸣，不仅能给人带来野趣、宁静和凉意，还往往会使人追忆起往昔最美好的东西。
现在，于耳畔喧闹的除了空调室外机的轰鸣，有的只是人们对鬼天气无边的愤恨和烦躁。偶尔和母亲谈起过去，说那会儿的夏天，即没有冰箱，也没有空调，就连家里的第一台风扇都是在我小学三年级时才好不容易托隔壁常叔叔买的。
即便那样，一根五分钱的豆沙冰棍、一块在井水里镇过的西瓜、一把竹扇，就足以让童年的自己安然渡夏。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离开空调简直哪儿也不敢去，即便不得不去，心里也是没着没落，啥也做不安心。
偶尔想重拾儿时乐趣，到野外树林里扑蝉、捉知了猴，不料那摇晃着电筒的人们比潜伏在地下的知了猴都得多。于是乎赶紧望而却步，再也不敢涉足。
还是回到家来，躲在空调下面，开一听易拉罐饮料，抑扬顿挫地念那首被自己糟蹋、篡改了的辛弃疾名句“城中你我愁酷夏，春在溪头野菜花”。
不知何时才能摆脱酷夏，到我梦想中的野地、溪头，去采花、去扑蝉，去听取蛙声一片！十、改名字姓名，由姓和名组成，也称名字。姓名是每个人有都有的一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代号，正是通过这一组代号，我们每个个体才能够同他人区别开来，才能在社会上正常交往。各个民族对人的命名都有很多习惯，这种习惯受到历史、社会、民族等很多文化因素的制约，一个人的名字通常都有一定的含义。在我6岁上学之前叫的本来是另外一个名字：林忠，读起来也算朗朗上口，关键是那‘忠’字正好八画，按照我一个擅长拆字的朋友说法“那是大富大贵、大吉大利，相当得好啊！”。可惜当我遇到这个朋友，已经是我改名27年后的事情了，否则早听这朋友的话，还坚持原来的名字，也许就不会象现在似的整天看老板的脸色行事，憋屈着挣那份可怜巴巴的工资了。深究起自己改名字的原因，我的本家林彪元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71年9.13事件之后，神州大地掀起了一阵批林批孔的浪潮，自毁于温都尔汗沙漠的林彪自然首当其冲，连带着死了已逾千年的孔老二也被从坟墓中拉出来陪斗。那时我们部队每天晚上都在食堂聚会，演出一些批判讥讽林孔的短剧小品。
至今我还记得一场戏，是说孔老二周游列国迷了路，饥饿难忍，借指路画地图偷蘸饭桌残留的麻汁吃，情节非常的搞笑滑稽，总能赢得大家会心欢快的笑声。
每次我去食堂看演出，门口把门的战士都要跟我开玩笑，回回拒绝放我进去，理由很明确：你姓林，是林彪的狗腿子，要不怎么叫林忠那？林忠就是忠于林彪的意思。
我那时还小，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但也知道那个怕风、怕光、见不得人的大秃瓢林彪不是什么好东西，跟他沾边绝对没有好事。其实06年趁到岳阳开庭之机回老家省亲，一时兴起翻看我们林家的族谱，的确跟籍贯湖北的林彪没有丝毫瓜葛，倒是和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名噪一时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有些亲戚关系。
可惜我那时年幼无知，对点火烧了英国人鸦片的这位亲戚还一无所知，光知道会打大仗也倒了大霉的林秃子了。因此每次看完演出回家，总要缠着母亲哭闹，中心思想就是要求把名字换了。母亲刚开始还不以为然，认为是小孩子耍性子，可随着我哭闹的频率越来越高，母亲开始认真考虑改名的问题了。再加上一天大姐上学回来，和母亲说起弟弟的名字怎么和上课刚学的‘临终’那么相仿那？更加坚定了母亲给我改名的决心，不久借上小学重报户口之机，我终于如愿以偿，将那个给我带来耻辱的忠于林彪改为了现在的大名：林军。那时部队孩子的名字普遍贫乏，起的都相当没有创意，假使我不叫林军，肯定也只能叫林兵、林斌或者林伟，绝对脱不开这三个名字。
当时我们大院光名字叫伟的就有八个，什么王伟、朱伟、崔伟、刘伟……通称八大伟。巧合的是这八大伟都比我低一年级，性格还差不多，不爱学习尤擅玩闹，经常闹出些出格的事来。
有次大院电影站下午刚挂牌成立，当晚那铜质的标牌就不翼而飞了，经保卫部门侦破据说正是八大伟所为。
消息传出，母亲边吃饭边庆幸自己的英明之举，说幸亏没有给我改名叫林伟，否则难保我这次不掺和进去，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
十一、抢军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富反坏右被镇压了，臭老九被打到了，最光荣的当属手握钢枪保家卫国的最可爱的人。连姑娘找对象都以嫁给军人为荣，我母亲就说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颗星（少尉）嫌少，三颗星（上尉显老），两颗星（中尉）正好”。以此为背景，我们男孩子都崇拜解放军，玩就玩骑马打仗的游戏，穿就穿四个口袋的干部军装，腰扎武装带，头戴标准制式的真正军帽，一天到晚连做梦都想当兵，渴望能有一只当时流行的半自动步枪，渴望参加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渴望成为黄继光、麦贤得那样的英雄。由崇拜解放军继而又发展到喜欢当兵的服装，每到过年我都能够从父亲手里领到一套崭新的有四个口袋的制式干部军装，那高兴劲绝不亚于今天的孩子买到一件正版阿迪。除了我们部队，其他的孩子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幸运，即使穿也是仿冒的山寨版，和我们身穿的标准制式军服，无论在面料还是质地上都天差地别。老实点的孩子只能够干巴巴得眼馋，顶多借我们的帽子戴几天，还得以替我们打扫若干天卫生为交换条件，胆子大、心眼活泛的就开始打我们部队孩子的主意。穿在身上的军装是不好办了，总不能按住我们扒光，于是顶在头上的那顶制式军帽就成了抢劫的首选目标。不记得是谁说过了，喜欢军帽的表层含义是喜欢军队、战士、枪，深层含义则者是喜欢武斗、暴力、征服、荣誉，是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文化观念的延伸，对此观点我深以为然。那时侯抢军帽非常流行的，马路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几个人骑着自行车看好一个戴军帽的，一个人迅速接近，趁人不注意抢下军帽就溜。其余的人装做和抢帽子的人不认识，帮助其打掩护。后来群众专政看抢军帽的太多了，就开始把抢军帽定罪，算抢劫，但是依旧有人难以抑制对军帽的渴望，还是在抢。我第一次军帽被抢还是在道庄小学上三年级，上体育课时学校院墙上坐着一个高年级学生，他朝我努努嘴说：“那孩子，把你的军帽拿我看看。”乖乖的我连想也没想就从头上摘下来递给他，结果他军帽到手翻墙便走，只留下9岁的我在墙这边哭泣。
第二次被抢是在我们大院门口，放学刚走到岗哨那，只觉得嗖的一下，头上的军帽就被一骑自行车的坏小子摘跑了。执勤的岗哨帮我追了很远，但还是让那坏小子逃之夭夭。回到家，父亲非常生气说竟然在部队门口被人家把军帽抢了，真是太丢人了！我则暗下决心，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出现第三次。
再次遇上抢军帽的已经是上十一中之后的事情了，那天在班里做值日，离校的时候天已经渐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在猪龙河边。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农民，看着就鬼鬼祟祟不怀好意，果然在交错的一瞬间他抢了我的军帽就跑。
我这次决定不再胆却退缩，一直在麦地里紧追不舍，那时候整天踢球练得体力极好，直到追得那农民跑不动了蹲在地上，才又不得已又把军帽扔还给了我。
带着浑身的泥土回到家里告诉父母，父亲夸我变勇敢了，象个部队男子汉，母亲则非常后怕，说万一那农民要狗急跳墙伤害了我，为顶军帽多不值。
十二、开菜园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段剧情，描写的是石光荣不顾褚琴的反对在家里扎大棚种菜，对此我一直很感兴趣，看了多遍仍会忍俊不已。有同事曾经对我说，哪有当首长的还在家种菜，纯属作者瞎编，我则诚恳地告诉同事，这绝对属于真实，因为我父亲就在家门口开菜地种过菜。
我们家是88年离开部队大院，搬到距大院西墙不足30米的干休所。那时还没有西五路，在人民路和今华光路之间是一片荒芜的杂草地，只有一条土路通到我们干休所门口。
离了休的老干部们终日无所事事，很快发现了门前的这块宝地，于是一场类似南泥湾的拓荒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我父亲开拓得比较早，因此占了一片位置极好面积约三分的园子，四周都用篱笆扎起来，园里正好有口机井，这也免除了父亲日常挑水浇园的麻烦。暑假休学回家，偶尔也到菜园玩耍，看着父亲用绳子勾着桶在机井里打水，蛮有意思，也主动要求尝试。谁知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把绳子晃了大半天，那桶就是不沉下去，光在水面上漂。提上水桶一看，仅有可怜巴巴的一小底子水，别说浇园子，口渴了兴许都不够喝的。
父亲很蔑视地抢过水桶，痛心疾首说：“一桶不满，半桶也咣当！”母亲怕伤我自尊，抱打不平说：“孩子学的是法律，又不是学种地，会不会打水有什么关系？”。
饶是这样，我仍然有些无地自容，直觉里大学生就应该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于是每每趁夜深人静来菜园练习打水。当我刚刚练得有模有样，可以轻松打上来大半桶水的时候，北西五路改造（当时叫军民共建路）开始破土动工了，无奈我只好和父母一起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亲手拆了自家的菜园。
直到今天每当和朋友到长城宾馆吃饭，我都阴着脸告诉他们，这是在我家的菜园子里就餐。
(年后我父母搬离了大院，住进了跟大院一路之隔的军干所。斜对面那座长城宾馆就是我父亲当年垦荒种菜园的地方)
文/老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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