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国庆节的清晨，由北京出发，途径伊斯坦布尔转机，搭乘土航，经过十几小时的鞍马劳顿，一夜无眠的我，顿时被地拉那机场简陋的平房惊呆了。机场小得和咱高铁站差不多。每年4月1日起至10月31日期间（疫情前的政策），持中国护照可免签入境，并可停留90天。因旺季实行免签政策，入境手续十分简单，边检只问了一个问题：第一次来阿尔巴尼亚吧？我赶紧点头说“YES”。就这样，瞬间在护照上敲章放行。机场去市区的沿途几乎没有高楼大厦，空气清新得一塌糊涂，真有点像我们改革开放前的“原生态的三亚”。因早班飞机到达太早，还不能入住，放下行李就和先行到达的小锋在酒店的露天咖啡厅悠哉游哉地喝咖啡，等待“大部队”--基本上是古巴行的原班人马，从世界各地飞来。一碧如洗的蓝天和南欧特有的慵懒扑面而来，这时，才稍稍找到一点度假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哼起孩提时代的一首儿童歌曲《歌声飞向地拉那》：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嘹亮的歌声震天涯，风儿呀风儿呀请你停一停，捎只歌儿带给小米拉，稍去中国儿童友谊情，带来阿尔巴尼亚少年的心，中阿两国儿童放声歌唱，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恩维尔霍查。我们下榻的酒店--地拉那国际酒店，地处地拉那的中心-史坎得培广场，可以说是阿尔巴尼亚一家有历史感的酒店，其地位相当于我们的北京饭店。从酒店的咖啡厅望过去：左侧依序是:由苏联老大哥援助的歌剧院兼文化宫，清真寺；与其比邻的右侧是国家博物馆。地拉那市政厅在正前方，是一座当时意大利殖民统治时的老建筑；史坎得培骑马雕像就在酒店的斜前方，民族英雄雕像“史坎得培”威风凛凛，熟悉的双头鹰国旗迎风飘扬。眼前的这番景象，好像在早年的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多次浮现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说起阿尔巴尼亚，它的电影是绕不过去。但凡有点岁数的人，大抵会依稀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当时的中国深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不仅反帝还反修，更不待见其他与美帝亲密无间的同盟国和支持者。因三观不同，咱的朋友自然少得可怜。于是乎，阿尔巴尼亚成了中国“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国宝级的“朋友”。那时，社会主义这盏明灯在巴尔干半岛上格外耀眼，与众不同。用当时这首歌的歌词形容再贴切不过:“阿尔巴尼亚，欧洲明灯，暴雨打不灭，狂风吹不动。反帝最坚决，反修最英勇，光芒照四方，永远红彤彤”。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段历史有点像天方夜谭一样。我们的总策划和组织者昕东此行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寻找他的“第一梦中情人”--《第八个是铜像》电影中青春靓丽、灵秀大气的女主人公。昕东的那股执念，不由让我联想起马云六次赴日寻找他的梦中情人，即《排球女将》“小鹿纯子”的扮演者荒木由美子，马云几十年对“小鹿纯子”念念不忘，皇天不负有心人，最终遂愿。当年的昕东远在安吉小镇，夜幕降临时，一部露天电影让远近的相邻们聚集在星光下，那是在物资极为贫乏下的少有的浪漫，也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电影不仅丰富了昕东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是他窥见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看完《第八个是铜像》那一晚，情窦初开的他第一次失眠了，片中女主角自然成了他的“第一梦中情人”，这也无形中铸就了他日后偏爱外国美女的审美观。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昕东有点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他清晰记得片中的女主人公漂亮得一塌糊涂，美得令人窒息。此行昕东如愿以偿见到他的“第一梦中情人”，他活像一个初涉情场怯生的“小男孩”，而她像一个高傲的公主，风韵犹在、气度不凡，当我们看到昕东对年近七旬的“第一梦中情人”含情脉脉的样子，我的第一稿写错她的年龄：“年过七十”时，昕东认认真真地纠正我：她今年68，还不到70。我说：看来梦中情人就是不一样，连年龄都记得牢牢的。话说回来，仍会被昕东的“执着”所感动，其实，人与人之间所有美好的情愫都是值得称许的，人间值得深情以待。“文革”中有一个段子概括当时一些外国电影的特点：苏联电影总是那一套，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日本电影“山本”“武士道”。其实硬要说“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也不尽然。那时，社会上盛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就像今天流行美国好莱坞大片一样。比如，家喻户晓的《地下游击队》、《勇敢的人们》、《广阔的地平线》、《脚印》等等。而其中《第八个是铜像》和《宁死不屈》之所以印象尤为深刻，就是因为这两部电影除了战争，还有让人心旌摇曳隐约的爱情故事。在那个物质和文化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时的女孩子的装束基本上是一身肥大的绿军装，谁要是穿花哨一点的衣服，立马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小姐”的大帽子。正像《基辛格传》有这么一段的回忆：随从人员当时问随团翻译：中国有美容院吧？翻译立即回答到：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根本不需要美容院。回答得多么铿锵有力，也令在场的美国人啼笑皆非。当时中国银屏上除了来回播放的八部样板戏外，几乎见不到任何艺术类电影。而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的电影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因某种政治原因，比如，《宁死不屈》在阿方被禁演。可万万没想到，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却受到如此追捧，成就了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说来凑巧，阿尔巴尼亚电影上映的时候，正赶上我们这一代人性格养成期，因此，不少年轻人深受电影里男女主人公的影响，并留下那个时代特殊的烙印。如今，国门已然大开，人们不仅能看各类外国电影，不少国家也对中国实行免签政策，国人有了说走就走的旅行自由。而年少时这段对阿尔巴尼亚抹不去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们这帮有怀旧情结的中年人来山鹰之国一游，眼前阿尔巴尼亚和我们国家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和生疏。似乎像来看望一个“初恋的情人”，既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近感，心底里希望她过得好，又有点久别重逢的陌生感，毕竟一别两宽多年，而当年对她的种种幻想和期许与现实又是天壤之别，一种五味杂陈的滋味伸手可触，另一种渴望了解她的现状及所思所想的执念仍不减当年、且一发不可收拾，不知游过之后，会不会有一种“相见不如怀念”的沧桑感？待续

注：图片源自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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