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动态：中东欧国家疫情进展与评估报告

TheTrendsofPolitics,EconomiesandDiplomaciesinEurope：ReportandAssessmentofCOVID-19Outbreaksin17CEECs

（No..9.17-9.18）

疫情大数据

中东欧17国新冠肺炎情况统计表

数据来源说明：海外疫情数据均来自各国官方通报和权威媒体报道。

本期目录

1.王义桅：不断变化的中欧范例

2.赵永升：“横看成岭”的亿欧元与马克龙的“远近高低”

3.王会花：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关系研究介绍

4.徐刚：科索沃专家分庭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述略

5.KatarinaZakic：中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济合作取得的成果

专家观点

王义桅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不断变化的中欧范例

中国和欧洲合作开始重启线下外交，疫情后的首位外国客人是匈牙利外交部长。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欧洲进行了疫情缓解后的首次海外访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

为什么对欧洲进行集中性的访问？是因为预计中欧关系会随着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而改变吗？

近年来，欧盟一直在强调战略独立性和主权，它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无法回到过去。而这是中美关系已经不可逆转之后，中国的希望所在。自从美国宣布基于参与的对华政策失败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追求脱钩和新冷战。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将发生什么？欧洲的立场至关重要。

新冠疫情发生后，欧洲发誓要尽一切努力使自身供应链多样化并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但是，欧洲无法实现供应链的本地化，所以它在未来也不会接受“冷战2.0”或美国式的脱钩。当前欧洲呼吁的口号是多元化。

中国市场的红利减少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提出了自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一方面与美国的战略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对冲中国市场的风险。它的出现表明德国正在进行重要的战略调整。该战略旨在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和互联互通，并非对抗性地来平衡中国带来的影响，这非常适合多元化战略。更重要的是这个策略涵盖了安全性，预计德国将来会增加其在该地区的海上影响力。

德国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发布是跨大西洋协调的信号。欧洲正焦急地等待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并开始促进新的自由国际秩序。它还呼吁就中国政策进行跨大西洋协调。欧盟甚至正在推动外交投票机制的改革，从一致同意转变为多数同意，以对中国形成统一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将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主持一次中欧峰会。

欧洲与中国交往的红利减少了，忧虑也越来越大：强有力的传统欧洲领导人（例如安格拉·默克尔）一直在遵循的参与政策中是否会有变数？对中欧经济合作的期望促使了欧盟对中国采取包容性的政策。欧盟内部的一项研究将其概括为中国的“无条件参与”政策。

即使中国仍然对欧洲公司具有吸引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中国欧盟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约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仍然是现在和将来进行投资的最佳目的地之一。但是一半的受访者担心中国的监管环境可能在未来五年内恶化。自年以来，欧洲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有所减少。自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的投资有所增加，但不信任感显而易见。欧洲智库呼吁决策者注意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带来的长期挑战，并声称随着中国经济的规模扩大以及全球增长的比重上升，曾经可以容忍的市场扭曲和政策缺陷已成为欧洲公司的生存挑战。

人权问题是另一个障碍。桂敏海案导致中瑞关系恶化。随着捷克，瑞典，立陶宛和法国议会表达支持西藏的倾向，与西藏有关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不太可能重新加入美国的冷战。欧盟及其个别成员继续将中国视为双边合作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伙伴。欧洲的立场是多元化的，因为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仍然很积极。但是，中欧关系确实处于滑坡状态。

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尽管王毅和杨洁篪带来了外交风采，但仅此一项并不能扭转中欧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美欧之间的合作土壤肥沃。但前提条件是，下届美国政府（假设拜登获胜）必须对欧洲不那么敌对。

在默克尔领导下，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对冷静，其坚持与中国友好相处并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这样是最有利于德国国家利益的。明年默克尔担任总理的16年任期将结束。在后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和更广泛的中欧关系问题的激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默克尔的亲中国政策在国内引起了批评，但是由于她强大的政治信誉，所有这些都可以解决。然而，下一任总理，无论是谁，都可能不得不在压力下做出让步。

在德国政治界乃至整个欧洲，人们都寄希望于拜登赢得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从而开始跨大西洋关系的解冻。在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之后，德国无疑会受到鼓舞，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此外，德国新的联合政府的组成将影响与中国的关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CDU-CSU在明年的德国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很高，但由于席位限制，他们可能不得不与绿党或其他一些集团组成执政联盟。后者坚持的强硬中国政策肯定会影响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已在9月举行视频会议，但双方打破关于中欧投资协议，气候变化或非洲伙伴关系谈判僵局的希望渺茫。拯救中欧关系并确保双边关系不发生破坏性变化的唯一希望在于，双方能否就双边投资达成全面，高质量和平衡的协议。

同时，中欧仍有可能在确保全球供应链，维护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方面进行合作。例如，中国愿意将“一带一路”倡议与荷兰的发展计划相结合，并共同在鹿特丹和上海之间建立海上快运通道。另外，为中欧之间的货物和人员开辟绿色快递渠道，是中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全球产业供应和价值链稳定的切实行动。

完成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在经贸，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数字化和冠状病毒等领域加深对话与合作是今年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它们贯穿了中欧领导人之间的会议，17+1峰会和中欧峰会。

归根结底，欧洲正在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但它似乎对拜登没有太大的信心。欧洲担心美国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重心。因此，欧盟将努力避免其在新的冷战中加入美国一方。由于中国和欧盟都强调战略自主权，它们的利益将在拒绝新的冷战和拒绝为恢复美国领导权而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等方面趋同。

赵永升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横看成岭”的亿欧元与马克龙的“远近高低”

随着总统任期已过五分之三、法国大选筹备工作日益临近，马克龙果断地于7月3日将民调高企、“功高盖主”的总理菲利普换成“解封先生”卡斯泰。而新一届政府也很给力，就任两个月后即推出1,亿欧元的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法国重启”计划。

若在时间轴线上与年欧债危机时期法国政府推出的“经济救助计划”相比，此次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达到12年前的四倍之多；若在空间轴线上从整个欧洲范围来看，此次堪称所有欧洲国家中迄今推出的最大规模的经济振兴计划。那么，在国家财政早已捉襟见肘、经济又备受疫情打击的法国，马克龙及其新政府此次却采取了“倾囊”之策，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在卡斯泰总理看来，新冠疫情在全法国的蔓延，迫使法国政府采取“禁足”、停业等管制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确保人们免受疫情之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法国经济的衰退，而经济刺激计划出台的宗旨恰是为了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面影响。所以卡斯泰总理明确表示，这笔资金将用来提高法国的工业竞争力、促进绿色经济转型以及稳定就业形势。

那么，卡斯泰总理对这三项目标的排序——先是提高工业竞争力，再是促进绿色经济转型，最后是稳定就业形势——是否能够真正体现新一届法国政府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呢？在笔者看来，这个目标排序非但不能体现政策走向，反而应该反序而排，即首先是稳定就业形势，接着是促进绿色经济转型，最后才是提高工业竞争力。

可见，这“横看成岭”的1,亿欧元，凸显的却是马克龙的“远近高低”。换言之，在财政如此拮据的当下，法国政府之所以坚持出台如此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自然有执政者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考量。

首先，所谓“无利不起早”。马克龙推动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其短期目标显然是通过“维稳”争取连任。马克龙的“法式维稳”，在于确保在下次大选之前能够稳定并降低失业率、促使经济有效恢复，进而提高其在选民中的支持率。

其实，法国的就业形势还是相当严峻。法国劳工部此前就曾表示，自年中以来，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但受此次疫情的影响，年法国的失业率很有可能跨过10%这一象征性门槛。而就在卡斯泰总理刚推出1,亿欧元的“法国重启”计划才两周，法国劳工总联盟（CGT）就于9月17日在巴黎共和国广场组织了规模不小的抗议示威活动。活动的主题就叫“法国就业示威日”。法国大学生工会也积极参加，示威活动还波及马赛、土伦和波尔多等城市。这给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卡斯泰总理来了个下马威。

其次，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法国的中期目标在于促进绿色经济的转型。据报道，在促进绿色经济转型方面法国政府计划花费亿欧元，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例如交通运输和建筑部门。法国政府计划对设备总体陈旧的法国国家铁路总公司（SNCF）的铁路网加以改造。

诚然，一些法国的大型建筑企业例如布依格公司和圣戈班公司，还有电气设备制造商例如罗格朗公司和施耐德电气公司等，都将从这绿色经济转型的促进预算中受惠。在此姑且不提绿色经济本身是否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仅就金额而言，凭藉笔者曾在法国旅居十余年的感受，这亿欧元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折合人民币已有2,亿），但对普遍陈旧乃至落后的全法国的基础设施而言，这仅为杯水车薪。更何况要靠这亿欧元促进绿色经济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后，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法国的长期目标在于提高法国的工业竞争力。在竞争力上法国政府打算投入亿欧元的资金。一则法国政府计划每年将生产税降低亿欧元，二则鼓励制造业回迁法国本土。大家知道法国的制造业曾经世界一流，但在左派总统密特朗上台之后，法国政府对国家的产业政策不甚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国制造业的发展，使法国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停滞不前，进而逐步丧失了法国工业在世界上的核心竞争力。

这1,亿欧元的“法国重启”计划，显示出马克龙已经意识到法国工业竞争力存在不小的问题，想效仿中国政府积极介入和主导产业的做法，并恢复法国政府曾在法国产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笔者认为马克龙一方面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做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该也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积极干预产业的影响。

只是这次的1,亿欧元，法国集中在稳定就业形势、促进绿色经济转型和提高工业竞争力这三个方面，并没有将未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数字经济列入财政刺激计划的范畴之内。要知道现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数字化率最高（分别是50%以上和32%）的国家，早已开始了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角力。当然，法国没有将数字经济列入主要计划之内，应该是由于在短期内这不是马克龙的重点。但从未来的经济结构来看，数字经济所占的比重必定会越来越大，毕竟数字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

另外，在就业、绿色经济和竞争力这三项中，笔者认为稳定就业形势和提高工业竞争力这两项计划之间，其实存有一定的矛盾性。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大规模运用大机器生产的今天，工业领域不少产品的成本中人工成本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强行人为地保障就业率，不但违反了劳动力市场的市场规律，而且尤其会使法国的用工成本居高不下。加上法国工会力量格外强大，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又弹性严重不足，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为地稳定和提高就业率，无疑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导致法国工业竞争力的下降。

至于由于此次财政刺激计划的总额已经占到法国GDP的4%，有不少人质疑这将会加重法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这1,亿欧元当然不是“最优之选”，但无论如何也属于“次优之选”。其实，这个时候可供马克龙选择的选项并不多。

尽管法国的主权债负债率已经超过欧盟早年规定的负债红线60%，但与世界上其它的发达经济体相比，法国这个国家的负债率并不算高。加之毕竟法国政府的信用还属上乘，完全可以到国债市场上去发行法国国家主权债，以此纾困。

总之，“横看成岭侧成峰”的1,亿欧元，凸显的是马克龙考量的“远近高低各不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这些目标正好对应着将卡斯泰总理排序反序而排的三项刺激计划内容：稳定就业形势、促进绿色经济转型和提高工业竞争力。法国政府想借“法国重启”计划之机推动法国的产业发展是件好事，但真正落实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王会花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关系研究介绍

注：王会花博士所著的《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一书，已于年底出版。本文是作者对该研究主题的简介。

次区域介于国家和区域之间，是区域研究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研究层次。把欧盟内的次区域力量——维谢格拉德集团（V4）作为研究对象，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以历史演进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考察V4与欧盟的互动环境、互动过程以及互动成效，旨在探究次区域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合作机制参与或影响区域合作与区域治理的进程。

V4由位于中东欧地区的四个欧盟中小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组成，它们之间的合作以地缘关系为联系纽带，以议题合作为导向，以全方位的协商会议为主要运行模式，以在欧盟区域框架内和国际舞台上谋求共同利益为主要合作目标。V4次区域合作机制的运行模式主要包含一个网络化的内部对话磋商机制、一个“V4+”拓展性对外合作形式以及轮值主席国制度、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两个支撑性保障机制。V4内外合作机制在运行中体现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合作机制的内部是一个松散耦合的互动结构，形式上虽然较为松散，但在政府和民间各个层面都能找到合作对接的点；二是在合作机制外部，V4在与欧盟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出相互黏连的独立性与依赖性。这两个特征决定了V4与欧盟的互动模式必然遵循利益共容性、欧盟规则前提以及强调灵活性三个基本原则。

时间上的阶段性演进以及空间上的拓展与深化构成了V4与欧盟互动关系的结构定位。V4与欧盟的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力量失衡的初始阶段、入盟后关系重构阶段以及转折突破的新阶段等三个阶段。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现两者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了V4加入申根区和参与“多年度财政框架”谈判两个典型案例，深入考察探索V4与欧盟在两个案例中的互动过程、因果关系以及背后的逻辑。

基于互动结构、互动过程和互动案例的分析，本研究归纳并搭建起由互动策略目标体系、互动能力结构体系和互动内容体系三个部分构成的V4与欧盟互动的基本策略框架。策略目标体系为V4与欧盟开展互动明确合作方向，内外强化的能力体系为双方互动关系提供动力机制，制度—领域双层互动的内容体系保障互动实践的有效实施。

本书认为，次区域合作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是区域内中小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选择，有其存在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并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徐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科索沃专家分庭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述略

科索沃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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