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散文学家崔东汇

崔东汇，邯郸市肥乡区杜寨村人，现供职于邯郸广播电视台，资深作家、优秀新闻工作者，河北文学院第九届签约作家。年以来先后在《散文》《美文》《散文百家》《中华散文》《散文家》《岁月》等发表散文多篇，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视野》《读者》《书摘》《中外文摘》《中外期刊文萃》《经典杂文》和网络转载。

散文曾入选“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作品”、《散文年精选集》、《大家美文》、《中国散文最新读本》、《21世纪散文年度选—散文》、《年中国散文随笔新选》、《散文年精选集》、《年中国散文排行榜》、“年河北散文排行榜”、《年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散文随笔年度最佳》《散文年精选》《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篇》《21世纪中国最佳散文（-）》《散文年精选集》《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等全国权威年选版本。同时入选“《散文》期精选系列丛书”、《爱的诠释(青春版)》（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名家名篇经典阅读系列丛书）等。

出版散文集《声音沧桑》《像柳树一样活着》《有一种境界叫孤独》《春天的烙印》。年获河北作家协会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年获河北省第十一届文艺振兴奖、年9月获第三届中国冰心散文奖、年获邯郸市首届十佳作家。年入选《中国散文家大辞典》。

乡下人语

崔东汇

民以食为天，食不同天也不同，食能划分人的等级。曾几何时，商品粮不是商品，而是城市人身份的象征。生产粮食的乡下人梦寐以求的却是能吃上商品粮。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就让我这个乡下人实现了吃商品粮的梦想。而就在要吃商品粮的那个早晨，我还在晨雾缭绕的田地里忙着播种来年的口粮。

把剩下的半布袋麦种背回家时，父亲正在呼嗒呼嗒拉着风箱做饭，炊烟掩饰不住他脸上兴奋的光。我心急火燎地收拾着行囊。头顶上的尘土还未洗净，父亲就把面条端在了面前。

酽酽的秋意让发野的太阳没了脾气，汗流浃背地赶到县城汽车站时，许多人正围着仅有的一辆客车挤的不可开交。把行李扔上车顶后我就去挤，接近车门时，父亲双手使劲把我推进了车内，于是就离开了养育我十七年的土地。这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和所有进城农民一样，憨头憨脑地行走在陌生的大街上，与我好奇目光相碰撞的是城市人那高傲睥睨的目光，这与我在村里处处受到羡慕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自尊心也开始波动跌宕。

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是来这里读书的，在他们眼里我和那些民工一样是来城市讨饭的土包子，一路所遇，尽是冷眼相向，即使问路，对方先愣一眼，然后硬梆梆扔给一句：不知道。高乡下人一等的优越感暴露无遗，我心里就骂：横***个啥，往上刨几辈没准儿你祖宗比农民还农民哩，脑袋上高粱花子还没丢掉，转脸就不认人了。骂归骂，心里不由自主地向自卑的方面倾斜，谁让咱是农民出身呢。所以，意识里我从不敢把自己与城市密切相关，觉得城市永远是城市人的城市，像我这样还没有洗净泥腿的乡下人充其量是城市的一个过客。于是，怀着对城市的畏惧，匆匆念完了师专的全部课程，当别人为留城而绞尽脑汁时，我很自然地回到了曾经读书的乡下中学，摇身一变成了老师，以前曾经在下边战战兢兢接受老师提问的我，趾高气扬地走上了讲台。此时，在城市人面前倾斜的自尊，在这儿又扶了起来，心理找到暂时的平衡。城市人看我是乡下人，乡下人看我是城市人，灵魂无依的尴尬成了那时我们这一部分人的鲜明特征。

尽管成了吃皇粮的公家人，可走下讲台我仍是一个农民，依然光着膀子和父亲并肩在自家的责任田劳作，虽然算不上种庄稼的好把式，可犁、锄、耪、耙我都能来几下子，一二百斤的粮食布袋扛起来健步如飞。

当父亲的腰一天天弯下来的时候，我与土地也越来越疏远了。先是进了县城，后来又进了那个曾冷漠我的城市。与当初父亲送我情景不同，这几次父亲的双手已无能为力再从背后给我加一把劲了，虽然我有时特别需要借助外力来推动自己的前程，可总是茫然无助。

城市还是那副德行，对我不冷不热。不过这次我不再是过客，是长期驻扎，用《沙家浜》上的一句话：这次回来老子就不走啦。

后来能够调到城市工作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地区广电局面向全区仅招聘五名编辑记者，竞争相当激烈。许多有门路的尽管考试成绩不行，可都比我们进去的早。其实那时我并不多么愿意到城市来。我是偷偷报的名，主要是怕考不上领导对自己有看法，再者当时我所在的单位经济条件较好，县城距老家又近，照顾老父亲方便，所以被录取后一直犹豫着迟迟没办手续，要不是后来发生一件阴差阳错的事情，可能我还要犹豫。

那是年秋。考上后的一段时间我仍在原单位上班，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问我为啥在地区电台上班了人还不走。当时问了我一愣，在朋友指点下我找来《邯郸日报》一看，报纸右上角有一条省领导到武安师范慰问教师的消息，最后署名竟是本报记者王登禹和地区电台记者崔东汇。我没有去呀，怎么会有我的名字？正纳闷，单位领导拿着报纸找上了门，明着是恭喜，要为我送行，话里却带有责问：你都到电台上班了，还在咱这小地方呆着干啥？我被录取消息已在单位传开，白纸黑字又分明写着我的名字，可我又一头雾水，欲辩难言。后来打听清楚，地区电台有个记者叫崔继东，那天他跟王登禹老师一块采访，我平时写新闻稿与王老师熟悉，而崔继东与王老师不熟，写完稿子署名时，王老师一不留神把崔继东写成了崔东汇。虽是一个误会，却把我逼到了非走不可的境地，于是这才下了决心。

后来反思自己对城市畏惧的原因才明白，不是城市冷漠，是我这乡下人的习性让城市感到别扭。刚到电台上班时就有人指着我悄悄说：这家伙一看就是从农村来的。要知道，此时我已参加工作六年了，在乡亲们眼里我已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了，可还有城市人不认同我。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骨子里的东西是最根深蒂固的。

好在我没有那么多的虚伪，从不掩饰自己是农民出身，不像有的同胞本来是农民出身，可总是遮遮掩掩不敢提“农民”两个字，仿佛这两个字就是伪劣产品的标签，贴上了就低人一等，。尽管如此，我也不愿让人说乡下人如何如何。记得去一个老乡家串门，因为老乡热情挽留，两人就多聊了一会儿，刚告别其家门，就听老乡的女儿责怪其父亲：你们乡下人怎么见了面话就那么多。城市人瞧不起乡下人也许还情有可原，可连乡下人的后代都瞧不起乡下人，确实让我伤心。据我所知，即使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纯种的市民也是微乎其微的，所居者大多是乡下移民的后代，祖宗的骨头还在乡下埋着，转眼就讨厌乡下人，恐怕不单单是乡下人的悲哀吧。

入乡随俗，在城市就按城市的规矩来，我曾尝试着改变自己，尽可能向城市靠拢，时不时学说几句普通话，衣着打扮尽可能向流行的看齐，可这些刻意的外在的模仿，反而常常导致不伦不类的尴尬。年从北京办事回来，在火车上与内蒙古一个小伙子坐在了一起，我用连自己都感到别扭的普通话与之交谈，问到我的籍贯，小伙子认真地猜测：听口音你好像是浙江人吧。小伙子一句话不但把我从河北扔到了浙江，也把我学普通话的积极性浇了个一干二净。我很少穿西服，这次出差狠狠心在北京西单花了76元买了一套减价处理的浅灰色西服，穿上后自我感觉良好，在猜我做什么工作时，小伙子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说：你是个体小老板。我问他为何这么说。小伙子说：看你这将军肚不象一般农民，看你这身打扮，知道你不是城市人。种种努力都很难使自己融入城市，所以在城市工作了两三年我仍有调回县城的打算。

人居闹市，心在乡下。在城市上下楼邻居见面可以不说话，见了进城卖菜的乡亲，总是愿意多聊几句，听一听村里的新鲜事，问一问庄稼收成情况，心里很是舒坦。由此把对乡亲的感情扩展到了全部乡下人。知道乡下人不易，买菜我从来不讨价还价，以致于屡屡上当吃亏。那年一个深秋下着小雨的傍晚，路过菜市场时，见一老汉披着塑料布在雨中瑟瑟发抖，用乞求的目光望着路人，可路人都匆匆而过视而不见，我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把老汉所剩下的半篓子莴笋连泥带水全买回了家，不料莴笋根老皮厚，扔了一半，妻子埋怨了我好几天。

每年一进农历五月的边儿，我的心就莫名紧张起来，因为此时乡下的麦子已进入成熟期，多年虎口夺粮的紧张，使我养成了这个毛病。天再热也担心下雨，下了雨麦子就要减产，尽管父亲只有半亩地，我也不再必须回家干活儿，可这份割舍不掉的心思常常萦绕于怀。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脑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麦收情景，田野浓浓的丰收气息遥遥诱惑着我的心，尖尖的麦芒在柔柔地扎着我的肌肤，整个田野金灿灿的希望，让我这个一事无成的人感到留恋。

如果不是考上学，我将永远是麦田里挥汗如雨的一个。当我从麦田走进城市，便失去了土地的营养；当我的双脚从城市小心翼翼迈入乡间，看着麦场上一堆堆麦子，心中就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这感觉就是对自己二十多年来庸碌的悔恨。春种秋收，一年年的期待，一年年的收获，尽管周而复始地单调，可土地对汗水的回报毕竟是实在的。而自己的汗水滴在城市坚硬的世俗中，回报的只是辛苦疲惫，甚至是无端的中伤。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重复着陶渊明的无奈，却不敢有陶渊明的果敢。知道自己是俗人，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辛辛苦苦的追求，虽然挣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却给自己戴上了世俗名利的枷锁。

没有蛙鸣蝉嘶，没有淳朴和宁静，只有钢铁与水泥摩擦的聒噪。看不见日出日落，只有机械的昼夜之分。所有的花草都透着造作，所有的田园风光都呆滞在壁画里，生动的是经过修饰的笑容，叹息的是忙碌的无奈。

前年的清明节，我和哥哥跟着父亲一起到村东的祖坟烧纸。父亲指着那大大小小的土堆，用寒风一样的悲凉语调对我俩说：咱家人百年后都要埋在这里。看着父亲沧桑的脸，看着那些陌生的土堆，我不知道该如何附和父亲。土堆里先人除了爷爷奶奶，其他都是抽象陌生的。使我忿忿不平的是，二十多年了，母亲的坟还孤零零地排除在祖坟之外。我清楚，这是乡间的规矩，只要父亲健在，母亲就不能先入祖坟的领地。这歧视性的陋习，使我领略了乡村淳朴传统中那不可理喻的一面。

父亲训导我的意思就是怕我忘了生于斯葬于斯的先人，因为祖坟是家族的萦系，是生命的一种续写，当然也是我的根脉所在。而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人，活着是城市的一个部件，死了是城市的一朵浮云，比起世代居住繁衍的乡下人来，城市人没有归宿感，没有自己的根。

所以，每年的清明节我一定回乡下老家给已故的先人扫墓烧纸，这既是对他们的安慰怀念，也是让活着的人知道先人存在的意义。至于我的子孙们如何去做，那是他们的事情，也许他们还念及乡村这条根系，也许他们干脆以城市人自居，不再理会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没有理由强求他们，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不管如何，他们的祖根在乡下。

何处是兄弟

崔东汇

一

秋天总有些让我记住的事情。

感谢秋风冥冥中把并不遥远的那句话传来：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愧对秋风从幼年到成年一如既往的追随，我知道自己至今也没有达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要求。申少廷做到了，尽管他是个只字不识的农民。

其实申少廷一辈子只是在做一件好事：给别人当儿子。他这样做缘于对一个结拜兄弟的承诺。这也是我在纷繁的今天常常记起他的主要原因。

二

东扼山东，南抵河南，大名自汉唐以来就是冀南重镇，北宋时大名府更是大名鼎鼎，作为陪都，号称北京，与首都东京汴梁遥遥相对。

历史的脚步在这里长时间的驻足徘徊，留下了丰厚的人文资源，这里是王莽、柳开、潘阆等等众多名人的故乡；那个唱《小城故事》的邓丽君也祖籍大名；重耳、刘秀、李白、狄仁杰、寇准、欧阳修、黄庭坚等等众多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中，从六十一回到六十七回都与大名府有关。能以七章篇幅出现于《水浒全传》，不是施耐庵罗贯中对大名府的格外垂青，而是因为一个人，这人就是日后坐上了水泊梁山第二把交椅的玉麒麟卢俊义。

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的一方名流，家境殷实，当初并无心思落草为寇，只因宋江觉得此人对梁山好汉们有用处，军师吴用便设计把卢俊义逼上了梁山。

卢俊义与梁山一百零七个好汉结为兄弟实属无奈之举。而卢俊义的老乡申少廷在一千多年后自愿奔赴他乡给别人当儿子，用身家性命诠释出了比卢俊义更精彩浓重的兄弟情义。

三

是一九八九年那场并不凉爽的秋风让我结识了申少廷。那时，地区新闻媒体在全区搞了一个“金秋纪行”采访活动。当我赶到大名县已是农历八月十四，县里人忙于中秋节，我一个人被晾在空荡荡的招待所里，连一点线索也没有，空手而归又于心不甘。焦急中，县委宣传部报道科的老黄给我提供了一个他道听途说得来的线索，这就是申少廷。

四十里沙滩路，自行车和我一样艰辛吃力，我们时走时骑，边行边打听村庄的具体位置。秋阳肆虐，汗流浃背，新闻前辈们“脚板子底下出新闻”的至理名言鼓舞着我。

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低矮精瘦的申少廷是一个貌不惊人的普通庄稼汉，脸色与黄土一般，赤露的上身条条肋骨棱角分明地排列在胸腔两侧，极吝啬地支撑着他单薄的身躯。

七十岁的申少廷和九十五岁的老母亲惊讶不安地打量着我和老黄这两个不速之客。

四

并不健谈的申少廷常有些局促不安地避开我追问的眼睛，不时张望着门外的天空，似乎借此打捞久远的往事。在申少廷面前，我是绝对的晚辈后生，尽管我对那场战争没有直接的体验，可我从小就从课本上知道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血腥事实，也知道日本是我们中国一衣带水的兄弟邻邦，我曾无数次在乡村露天电影前加演的新闻简报上，看到那些和我们一样肤色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客气备至。那时我就猜，这些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中可能就有当年曾用枪炮在中国搞“东亚共荣”的鬼子兵。干戈和玉帛是历史的两个轮子，血迹和笑容是政治的不同包装，洗干血迹，面容一变，兵戎相见的手相握，是政治家们惯用的手段。

从这片土地走向战场的申少廷，拖着残腿又回到这片土地，那时他叫宁少廷，他的老家也不是现在生活的程望埔村，而是三十里外的娘娘庙村。老太的亲生儿子叫申文保。是日本鬼子的炮火让宁少廷和申文保两个年轻人手中的锄把换成了钢枪，他们的身份也由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八路军战士。

宁少廷的家庭条件好些，父母双全，弟兄三人，他居中间。而申文保是家中的独生子，奶奶饿死，爹被日本人打死，可国难当头，身为村妇救会主任的母亲和识大局的爷爷义无反顾地把申文保这个独苗送到了战场。

拼刺刀、炸炮楼、杀鬼子，申文保和宁少廷二人机智勇敢，多次立功，双双入党，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五

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血缘是纽带，也是力量，没有血缘关系的往往利用血缘的形式来达到血缘的目的。自古至今，中国的政客们大都深谙此道，金兰结拜中潜伏着政治结盟和权利交易。在这方面蒋介石先生当属翘楚。

申文保和宁少廷也是拜把子兄弟，可二人没有势利的交易，只有生死相约。见多了流血牺牲的残酷，二人都担心，一旦为国尽忠，就失去了为父母尽孝的机会。于是，在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二人撮起一个土堆权当香炉，插上几根草杆象征袅袅香火，面对面虔诚跪拜。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金兰谱牒，只有天上隐约寒星见证着两个人的誓言：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牺牲，活着的一个就一定要代替对方给家中老人养老送终。

不幸果然降临，在一场恶战申文保成了烈士，宁少廷成了残废军人。

申文保追悼会后，忧戚满面的宁少廷跪在了烈士母亲面前：文保不在了，我就是你的儿子，你就是俺的亲娘。文保娘一脸感动，扶起了宁少廷，又一脸茫然地打量着宁少廷。她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可人家毕竟姓宁，他摇摇头，说：孩子我挺得住，你快回娘娘庙吧，爹娘惦记你呢。倔强的宁少廷临走又磕了一个头，说：我一定回来。

宁少廷把自己的打算说给了家人，爹当时就气白了脸：出门给人家当儿子，咱丢不起这个人。娘流了眼泪：咱家又不是过不去，你不能走那一步。哥哥弟弟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你腿残了，家里的重活不用你干，盖了房子先给你成家。邻居们说：程望埔沙多地少，条件比咱这儿差得多。

宁少廷给爹娘解释：我走了咱家还有俺哥俺弟哩，那边我不去，这一家子就完了。家人还是不同意，爹娘求兄弟劝，说一千道一万，宁少廷干脆就一句话：我跟申文保是磕过头的生死弟兄，不能说话不算数。

爹娘终究没有拗过宁少廷，可爹娘又不想亏待这个有情有义的二儿子，就把家产一分为三，哥仨每人一份。爹娘是为少廷留后路，一旦在那边呆不住，回来照样能过日子。可宁少廷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变卖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带不走的家产，只留下一头黄牛和一辆独轮车在亲人们依依不舍的泪光中，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娘娘庙村。

从此，宁少廷成了申少廷。

六

县志对大名县是这样描述的：其地固然重要，其人亦任侠好义，有燕赵遗风。申少廷接过了申文保的那份责任，也接过了申文保的那份磨难。

本该丰饶的秋天，申家却徒有四壁，旮旮旯旯总起来也没有申少廷的一头牛值钱。申少廷默默肩负起了一个儿子的责任，靠一身气力和黄牛独轮车的相助，翻盖了透风露雨的土屋，垒起了院墙，使颓败的家有了人气。第二年八十一岁的爷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申少廷用自己带来的钱打发老人入了土。

苏联老大哥逼着天灾人祸的中国这个小弟弟还债的那些年月，每人每天一两粮食，申少廷吃菜叶树叶，十天半月不进一点面食，省下粮食给娘吃。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栽倒在院门外，娘才知道儿子以前对自己说“我在外边吃饱了”的话是哄她的。

家穷腿残，申少廷三十九岁才成家，只过了三年妻子就病逝了。他也是性情中人，深深怀恋这份来之不易的夫妻情缘，可又不敢让悲伤浮上脸，怕娘伤心。夜深人静时，他就到村外文保的坟上失声痛哭。娘是疼他的，见儿子夜深不归，怕有三长两短，就着了慌。听到娘那凄凉的呼唤，申少廷起身就往家跑，到村边水坑洗洗脸，怕娘看见泪痕。

老家的哥哥弟弟几次劝他回娘娘庙村再成一个家，申少廷都拒绝了：我走了谁伺候老人？他知道自己再成家有困难，干脆就断了这个念头，把心思都集中在老人和收养的儿子身上。

七

秋风扫落叶，四海皆兄弟，伟人的胸怀让我知道了在遥远的阿尔巴尼亚咱中国还有一帮子蓝眼睛大鼻子的兄弟，“北京—地拉那”是我小学时代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那时调皮的我富于联想，把“霍查”说成“谷茬〃，“谢胡”说成“水壶”，被同学告发，我的后脑勺重重挨了老师一巴掌。老师说，霍查和谢胡都是毛主席的好兄弟，你年岁小，要是大人早打成现行反革命了。我很后怕。不过后来，这两个毛主席的阿尔巴尼亚好兄弟，不仅跟中国闹翻了，他们自己也翻了脸，谢胡让霍查打了下去。这情形与中国“文革”打倒刘少奇又何其相似。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多年后知道了一个外国人的感悟，我茅塞顿开。

“勒紧腰带”是那个年代的政治动员，也是经济写照。先勒紧腰带还苏联老大哥的债，又勒紧腰带支援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异国兄弟。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些外国兄弟脾气太差，稍一不满意就翻脸。那时，申少廷的腰带勒的更紧，不过作为一介百姓他在替一个异姓兄弟尽孝。

小车不倒尽管推，吱吱呀呀的独轮车最知申少廷的心。肝病折磨得母亲浑身浮肿，别人文攻武卫忙着造反，申少廷心急火燎地忙着给母亲治病。他不会骑自行车，独轮车就不辞劳苦地帮申少廷带着母亲四处求医。一位本来已经停业的老中医，在申少廷感动下，破例收下了这个病人。七天一趟，来回五十里路步行，整整一年从未间断。雨雪天，申少廷并不宽厚的脊背就自然而然代替了独轮车的辛苦。而他那条残腿时常肿胀得脱不下鞋子，手掌也时常皲裂流血，他从未声张。

夏天给母亲支起蚊帐，冬天给母亲烧热炕头。母亲多病，申少廷为母亲准备的棺木寿衣硬是三十年没有派上用场。一九八八年夏天，拴在院子里那头懵懂的骡子踢伤了母亲的脸，她血流满面，昏迷不醒，医院缝了七针，村里人都认为这次申少廷为老母亲准备的棺木寿衣该能用上了。可在申少廷精心照料下，老母亲又一次脱离险境，出院回家后活动自如，每天还能编一丈多长的草辫。

在申少廷家，我看见挨着炕边用几摞砖支着一块床板，申少廷说这是他的睡铺，这样挨着炕照顾母亲方便。我摸着那硬硬的床板，看着眼前年已七旬的干瘦的申少廷，我的眼有些湿润。

说到儿子，申少廷母亲干涩的眼窝溢出泪花，颤颤巍巍地说：要不是儿子孝顺，我咋能活到这会儿。申少廷忙给母亲擦去泪水，对娘说：别这样，这样伤身子。

八

阶级弟兄是阶级的产物，利益同向时，阶级弟兄是揭竿而起的共鸣点和特殊的人性通行证。利益相左，阶级是随时可以摘下的面具，弟兄成了矛盾的对立面，帝王将相的兄弟阋墙，平民百姓的互相残杀，自古至今，一幕幕动人心魄。亲不亲，阶级分，这种政治血缘是样板戏经典的主题，一家三代可以没有血缘相承，却不能没有阶级属性的组合。而申少廷一家三代，没有政治性的克隆，更没有血缘的承袭：母亲、申少廷和他的养子。

外来汉，受气蛋，可申少廷在程望埔村却没有受过别人的欺负，村里谁家有事他都默默相助，他用善良和仁义溶化着村人的心。申少廷当队长二十多年，还兼饲养员，干两份活儿却拿一份工分，这两份差使都有机会填补家里的粮缸，可他家和别人一样也时常揭不开锅。他以轻松舒缓的口气对我说：大伙儿相信我，我不能对不起大家，做人得讲良心。他的话至今让我感动，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人把良心当成了商品。而申少廷却用良知把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三代人扭结在了一起，父慈子孝，其乐融融。

低矮简陋的房屋，贫瘠的沙滩地，拮据的生活，这就是申少廷的处境。采访结束时，憨厚的申少廷从炕席下拿出一把给母亲治病的药费条子，问我能不能找公家部门给报销，他说大概有五百元。我也犹豫，我清楚，这对于那些权贵或大款们来说，五百元有时连吃一顿饭都不够，可我是无权无势的普通记者。我让他老人家失望了，想起此事，我常感到愧疚。

九

大名县东南方向还有一处历史遗迹：马陵道。战国时曾经情同手足的孙膑和庞涓，最终在这里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了结了兄弟之间的恩怨。庞涓嫉妒孙膑的才情，设计陷害孙膑，孙膑忍辱吞声最终在马陵道把庞涓送上了断头台。

马陵道与程望埔都处于黄河故道，我不知道申少廷是否知道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可我知道申少廷的本色比裸露的沙滩更纯朴。

我采访宣传后，鲜为人知的申少廷不久就成为了精神文明标兵。可申少廷就是申少廷，在县里召开的表彰大会上，不识字的他没法照本宣科别人为他写好的稿子，却说出了一句在稿子上没有的话，他说：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我要不替申文保尽孝，就对不起俺兄弟，就会天打五雷轰。

我知道，仅仅用精神文明和好人好事这些套话来概括申少廷的所作所为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道德和人性在风吹雨打中日渐枯萎的今天。

我仍记得，采访结束我们离开程望埔村时，申少廷站在村西温柔的夕阳中，赤裸的上身和脚下的沙滩都在闪着亮光，此情此景和秋风一道这些年来一直在我心中拂拭。

年11期《中华散文》

入选《21世纪散文年度选—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年散文随笔新选》（文化艺术出版社）

天堂的距离

崔东汇

之前，我总以为自己手里还攥着一点青春的尾巴，而这一刻却觉得自己骤然衰老。平安夜燃烧着众多年轻的面孔，也焚烧着我对青春残存的幻想。大街上我曾熟悉的街灯此刻与各色霓虹相互忸怩着斑斓的光，熙熙攘攘的人和车在我面前放肆地共鸣，更有商家们推波助澜花花绿绿的炒作。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天堂的到来。

其实，当初我垂涎的天堂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在偏僻乡村破败的教室里，老师遒劲有力的粉笔字在黑板上熠熠闪光：毛主席挥手指方向，共产主义是天堂。年少的我对老师的宽泛空洞的描述感到吃力，就用自己狭隘的思维想象着共产主义这个人间天堂的盛境：住高楼、走柏油路、穿皮鞋、穿的确良衣裳、坐火车上北京看毛主席和天安门、天天吃馒头沾酱，尤其最后这一点让我兴奋得直咽口水。后来才知道西方人也讲天堂。虽然词名一样，内涵大不相同。

我对洋节不感兴趣，可也无奈，不得不在平安夜参加了一个与单位有合作关系的婚庆公司安排的活动，热闹、混乱、烦心，开始不久我就匆匆打道回家。觉得这是年轻人消耗荷尔蒙的一种手段，不符自己的胃口。可回家后却一直难以平静，觉得天堂太虚幻遥远，可在无聊的思绪翻滚中我突然又觉得天堂很实际，因为那里有我几个同学。于是，便戚戚然生出一种牵念：平安夜，他们在天堂还好吗？

当然，天堂还有我一些故去的亲友，我今天之所以着重问候同学，是因为按生理标准衡量他们都还不到进天堂的年龄。可我只能用很本土的一句俗语来解嘲无奈：黄泉路上没老少。同学中最早进入天堂的是女同学李君。

是年9月7日一声罪恶的爆炸，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惊：我师专时的女同学李君在爆炸声离开了人世。她是无辜的，和她一起被迫走上天堂路的除了四个成年人，还有李君腹中即将分娩的双胞胎。她一身就有三条人命。

在师专读书时我和李君同班同组，我是组长。那时还比较封闭，又年少不更事。虽同在一个小组，除了发饭票和助学金时说句话，平时很少来往和说话。她个头不高，梳着两个小辫，走路步子大，不爱说话，健壮、纯朴、低调，这是我对李君师专时的印象。毕业后我回老家乡下中学，她和我们班的两名女同学留在了市内的这所中学。毕业后连一次面也没见就再也见不到了。

这次爆炸事件当时在全国都很震动。她们学校一个老师的女儿与石家庄正定县的一个无业青年私奔。那个男子家庭条件较差，对这个女孩子也不太好。女方家长不同意，女儿回来后就不让再跟那个男子回正定去。男青年找不到女孩子，就到女孩子父亲的学校里闹。僵持、争吵、歇斯底里，最后这个男子用一个特大炸药包作了了断，教学楼炸塌半边。据说，李君本来已经走出大楼，返回取遗忘在办公室的物品时炸药包响了。事情就这么巧。后来李君就成为我们同学聚会上最沉重的话题，感叹、痛心、流泪。

按常理，年龄的增长与天堂的距离是成正比的。人近中年，天堂已从飘渺的海市渐渐在人生苦海里露出了它狰狞的桅杆，而且渐行渐近。所以，我们这一拨衣食男女就有了太多的话题和感叹。张庆雨就一度是我高中同学聚会时的话题。

张庆雨是我高中时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聪明、善良、帅气。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考上了地区财校。我复读一年后才跳出了农门。巧合的是，我就读的师专与他就读的财校仅一路之隔。那年我开学晚，听说我考上了师专，张庆雨和我另一名最要好的同学李金星几乎天天到师专打听新生何时报到。

毕业后他所供职的粮站和我供职的中学又是一墙之隔。我们俩都出身贫苦，同龄同学，都爱好文史，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天不是他来学校找我，就是我到粮站找他，几乎形影不离，有时晚上聊天晚了，不是我住在他宿舍，就是他住在我宿舍。

年我们都先后离开了小镇，后来我考进了邯郸电台，他调入县财政局。尽管不在一地工作，可每年过年过节总是见面。再后来，他的精神就出了问题。直接的原因是搞对象引起的，可深层的原因是来自他家庭。他家较穷，挨肩是两个弟弟，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他曾跟我谈过，要等到两个弟弟成家后自己再成家，因为父母供他上学不容易，他不忍心让父母再劳累。可两个务农的弟弟娶媳妇都要盖五间瓦房，这是农村男青年成家必要的硬件，这对于一个贫穷农家是相当不易。庆雨省吃俭用积攒几年好不容易给大弟弟盖了房，此时他的对象已厌倦了爱情的长跑与他分手。内向的庆雨难以接受，于是就精神惶惑，久治不愈。后来不能正常工作，回老家养病。年秋，衣着褴褛的张庆雨来邯郸找我，却被门岗拒之门外。我采访回来门岗告诉我：一个神经病找你。看到登记薄上那熟悉的“张庆雨”三个字，怒火中烧的我顾不上给门岗发火，就直奔汽车东站。然而却没有见到我的好兄弟张庆雨。几天后，老家传来他自缢的噩耗。原来对天堂一直漠不关心的我，从此耿耿于怀。

农历十月初一是乡俗中的鬼节，今年我回老家给母亲烧纸后，特意多绕几里路去看望庆雨。庆雨的土坟在空旷的田野显得孤独可怜，我走到他坟前时已有一片纸灰，扭头见一个白发老人在向村庄走去。我知道，那是庆雨的母亲。我想追赶过去给她老人家说几句话，或给她一点钱。可我又没敢挪动脚步，我怕惹老人家伤心，钱我可以以后托人捎去，可惹老人家伤心损伤了身体，我就更对不起庆雨。田野上只有孤零的我和孤零的庆雨，兄弟近在咫尺却相对难言。一任寒风吹着我的泪水洒滴在庆雨的坟土上，心里默默呼喊：庆雨，我的好兄弟，哥看你来了。

高中时还有三个同学已进天堂，他们是李和顺、史分粮、杨宝玉。

李和顺和史分粮都是因为车祸。一进高中，我和张庆雨、李和顺就分在了八班，史分粮是半年后转学来的。李和顺和史分粮两人的学习成绩都不太好，他们二人也清楚自己的家底，连高考也没参加就回家种地去了。李和顺后来在邯郸打工，我们电话联系过几次，他先给别人开货车，后来自己单干。他结婚早，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电话上他说，我必须拼命挣钱，要不就没法养活这一家人。后来就听说他出了车祸。其实他死的也冤，为了能多拉货挣钱，夜里他就睡在车上，不回家，车停在路边，结果半夜时被另一个疲劳驾驶的司机一不小心给撞上了。李和顺就这么稀里糊涂进了天堂。

读高中时史分粮的家庭条件和我一样差，他成家后生有三个孩子，人多地少，经济紧张，就不得不在农闲时打工挣钱。出车祸前在邯郸打工，为节省五六块钱的车票钱，他骑自行车一百多里回家帮助收秋。也许是心急赶路，他一手扶着自行车把，一手扒着一辆急驶的汽车后厢，不知是司机故意捉弄他，还是自行车跟不上汽车的速度，结果摔倒在路，被路过的另一辆载重汽车从身上碾过，人当时就面目全非。

杨宝玉原在七班，后来学校分快慢班，我们俩在快班相遇。他学习成绩不错，后来上了一所师范。后来我到市里工作，见面机会极少，即使见面也是匆忙互相问候几句。今年夏，与同学李金星偶然相聚，说到高中同学时，金星告诉我，杨宝玉一个月前病逝，癌症。听后我大吃一惊。金星说，宝玉的那个学校是县里重点，他是负责人，学校事儿他要管，还教课，紧张，太忙，都是累的。本来与久别的金星相聚我很兴奋，可听了杨宝玉的事情，我心情极其沉重，那顿饭我吃得很勉强。

这三个高中同学，李和顺活泼调皮，上自习时把凳子放在走道上唱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边唱双手边做划船的姿势，惹的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检查课堂秩序从教室后门悄悄走到了他的身后，他还在猫着腰“划船”，他滑稽的样子让老师也忍俊不禁。上课时李和顺不是爬桌子上睡觉，就是搞小动作逗同学。史分粮说话有一点结巴，一张嘴就哈哈笑，总是一副乐天派样子。杨宝玉内向，话少，安静，经常坐在课桌前不动，有时也扭头看调皮同学的恶作剧，嘻嘻笑两声再继续他的事情。

简陋的校园里，我们曾一起挥汗脱坯修盖厕所垒砌院墙、在操场上疯跑打闹、在油灯下孜孜苦读、在大杨树下畅谈理想---那一幕幕恍若昨日，至今还在我脑子里鲜活，现在却已是生死两茫茫了。人到中年万事休，箴言竟变成了恶毒的诅咒。

非正常死亡像海盗一样正在近距离窥视着人类。按西方人的观点，上帝是人类的最高主宰，我们都是上帝的臣民。我想，上帝应该是平等博爱的，他不会随便提前结束尘俗里的每一个生命，可是由于暴力、车祸、病疫种种人为的因素，使上帝不得不重新划定每个人的生命定数，使一些人不得不离开他们所不想离开的人世，尽管这些人身后是父母绝望的白发、妻儿凄厉的呼唤和朋友痛苦的挽留。

我年少时对共产主义这个人间天堂的狭隘理解，物质的东西都早已变成了现实，自己曾买票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也见到了我崇敬的毛主席，只是他老人家不再挥手和微笑，而是严肃地躺在水晶棺里接受我的膜拜。正在沐浴着物质文明的我虽然也有种种烦恼，可对西方人的天堂概念却越来越畏惧和迷茫。这并非我作恶多端，怕天堂不收留我的灵魂。说实话，胆小的我从来就不敢有胡作非为的念头，更没有胡作非为的行动，我只是觉得自己一个俗人还是生活在尘世间与自己的身份匹配。这既是生活的阳光雨露对我滋润的结果，也是东方文化心理根深蒂固。经历种种挫折坎坷后，曾经豪情万丈的我学会了随波逐流，是张庆雨的死触动了我被世俗麻木了的灵魂，于是我流着眼泪写了散文《像柳树一样活着》。说是一篇散文，其实更是一篇祭文，祭奠失去的青春和梦想，祭奠过早进入天堂的同学和朋友，祭奠曾经和现在的生存的艰难和无奈。

中年是人生的艰险路段，是一个无暇回首和不敢前瞻的坎。没走进天堂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想象天堂，而走进天堂的人却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忍看朋辈成新鬼”，“月光如水照缁衣”，沉夜中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诗句，心就与寒夜一样沉。可平安夜没有月光，只有喧闹和寒冷，还有那不敢触摸的“天堂”。

年3期《散文》

郅大哥的爱情

崔东汇

这是一个男人真实的爱情经历。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我曾想把题目定为《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后又觉得俗，商业味儿太浓，再说这样也对不起向我敞开心扉的郅大哥，尽管内容一样，题目不恭。

故事发生在许多年前，我是年冬才听说。那时我与郅大哥都在一家地方报社学习，同住一屋。郅大哥当时是他们县一家企业的办公室主任，这个县在河北省的最南部，与河南省搭界。郅大哥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汉：高个头，方脸大眼，待人真诚，憨厚风趣。相识不久，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那会儿郅大哥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我还没有结婚，与同龄人一样对男女情爱充满了神秘感。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早早各自钻进了被窝，但都全无睡意，闲聊了一阵子，话题就扯到了他的家庭和爱情。在我一再追问下，沉默许久的郅大哥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那儿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农村，我是独生子，所以父母对我的婚姻大事很重视。上初二那年我16岁，父母做主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女方比我大3岁。父母希望我早日成家，传宗接代，女大三抱金砖，就是这个用意。

巧合的是，我读初中所在地就是我对象的那个村，更巧的是，她家与学校仅一墙之隔。虽然我每天上下学都要从她家门前过，但是见面机会却不多。再说这是父母包办的，又不了解，我年岁也小，对这门亲事也没当回事。她比我成熟，每次在门口遇见了，她都有点害羞地看我，直等着我跟她说话，我呢，心里害怕，就低头赶紧跑开。同学们都知道我定了亲，下了课就围着我起哄，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她家门口，然后就一哄而散。

那会儿文革刚开始，年轻人时兴穿军装。我也想弄一套军装穿，可弄不到。她很懂我的心思，就从商店扯了绿布给我做了一身。看得出来，她很喜欢我，可我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想退掉，又怕父母不愿意，于是就想法让女方主动退亲。这年中秋节我去她家，她让我别上学了，言外之意是早早结婚。当时我年轻气盛，就说：我初中毕业要考高中，高中毕业还要考大学，结婚还早着呢，你要是等不及，咱们就散伙。看我态度坚决，女方怕再等几年不保险，于是就主动退了亲。我第一次爱情就这样稀松平淡地结束了。

第二个对象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她叫菊花，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是河南人，她父亲在县城上班，母亲病逝后父亲又续了弦，添了个儿子，后妈对待她不好，于是她就到我们县的她姑姑家来上初中。菊花长的漂亮，能歌善舞，是我们学校的文艺骨干。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又是班长，班里常常有人欺负她是新来的，我就出面替她解围。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保护小同学是我当班长的责任。她呢，也常找我帮她解决作业中的难题。开始并没有在意，认为互帮互学是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渐渐觉得她的眼神不对，教室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她的眼就火辣辣盯着我，根本顾不上我给她做的演示题。为了不耽误学习，我也尽可能躲避她。可是从下半学期开始，她几乎每天都给我写纸条，约我晚上出去。我当时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心里确实喜欢她，不忍心伤害她，另一方面我还有自己的大学梦，怕影响前途，不答应，也不去。可她并不灰心，依然每天给我写一个纸条约我。同学们也都看出了苗头，有的同学就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我们两个人的头像，拿我们俩开心。她看了以后是满不在乎。我呢，表面上很委屈，骂几句，心里又觉得美滋滋的。爱情这东西就是心有灵犀，这以后见了面，尽管不说话，只要两个人看上一眼，心里就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还没有正式毕业，学校就开始停课造反搞串联，不出去串联的就提前毕业回家。毕业那天，菊花送给我一个笔记本，首页上有她亲手画的两朵葵花，还夹着一张约会的纸条。考虑到马上就分手了，学校也不上课了，这次我痛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请。她姑姑村距离我们村二里路，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临分别时候她要送我，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我们村头，天黑我怕她自己回去不安全，就又把她送回去。可是话越说越多，她又执意再送我；她送我，我送她，就这样我们在两个村子之间的路上来回走了四次，看天快亮了，我坚决不让她再送。她握着我的手直流泪，告诉我她明天就要回河南老家，让我等她。我郑重点点头。然后我们又紧紧拥抱，说了一些海誓山盟的话。

回村不久，我就作为壮劳力随大家到天津挖海河去了。虽然我很想她，可没办法通信。天寒地冻后我回到村里。一进门，母亲就笑眯眯告诉我，家里给我定了一门亲事，是本村支书的闺女。我一听就急了，对母亲大声喊道：我不定，我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母亲被我的吼叫声吓愣了，一会儿就哭起来。父亲在一边说：反正支书家的闺女看上你啦，你不同意，咱家往后就没法在村里待了。再说，与支书家结亲，多少人想攀还攀不上哩，你小子真不知道好歹。

支书在村里一手遮天，那会儿兴阶级斗争，谁敢在支书跟前说个不字，立马把你打成反革命。我们家在村里是小门小户，父母也无奈，谁让支书闺女看上了我呢？没办法，我只有默认。见我默认，父母欢天喜地立即去支书家商量定婚。说定后天就拿小帖儿，这是订婚一个程序。

我只有遵从父母的安排，准备拿小帖儿。家里让我去换面粉，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几十斤麦子去菊花老家那个县城，我们村大多去那儿，再一个原因是我也想撞撞运气，看能不能见到菊花。

当时换面粉的人很多，排队等着，快轮到我的时候，突然从后边走来一个女的抓着我的布袋扔在一边，当时我正跟前面的人聊天，没看清是谁，很生气，觉得这个人太霸道，排队的人也都为我打抱不平。可抬头一看，我塄了，这个人是菊花。她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时候，我心里反而害怕了。真的，我没法向她交代。

她看了我几眼，就回开票房去了。世间的事就这么巧，她就在面粉厂管开票。我心想这回糟啦，看她刚才的态度，不整我才怪哩。于是我就想试探一下她的态度，把车子推来装上麦子做出要走的样子。谁知她从开票房跑出来，把我的麦子卸下来，又锁住我的车子，拔走钥匙，气呼呼地说：你不能走。这下我心里有了数，也更慌张。知道她让我留下来有话说，其他人不了解情况，悄悄议论，说这个人态度真不好，人家没得罪你，不让换面粉也就罢了，也不让人家走。

等到中午下班后，她把我拉进开票房，还没说话眼圈就红了，问我：你为啥不给我回信？一下子把我给问愣了，我说：我一封信也没收到啊。她说：你狡辩，我给你写了十几封信哩。我说：毕业没几天我就往天津挖海河去了，前天才回来，是不是家里人把信藏起来了？

她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就问你定亲没有。我说：我这回换面粉就是准备明天拿小帖儿呢，家里还等着我蒸馒头哩。她说这个你能不能退掉。我说我做不了主，家里给定的，一个村的，她爹是支书，退掉了我全家就不能在村里待了。

见没有回旋余地，她爬在桌子上哭了。一会擦擦泪，专门到食堂给我买了馒头肉菜。我心里乱糟糟的，哪儿还有心思吃饭。见我不吃，她就端起饭菜喂我，坚持让我吃，我把头扭到左边，她就把饭菜端到左边，我把头扭向右边，她就把饭菜端到右边。她说：你要不吃，我就一直端着。这我才勉强吃了几口。

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时她才给我开票。当我走出面粉厂时，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她一直送了我二里路，我又推着车子把她送回县城，说了许多话，心里都挺难受的，都哭了。分手时她：既然你定了，我也不勉强你，可你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真心爱过你。

我摸黑跌跌跄跄回了家，父母埋怨我回来晚，我就一五一十把与菊花的事全说了，问父亲有人给我邮信没有。父亲沉默好一阵子，低声说：信我都烧了。我急了，责问父亲：你为啥烧我的信？你知道不知道毁了我终身大事？父亲蹲下去，解释说：咱家在村里势单力薄，不找个帮衬，以后会在村里受气，再说那个河南女的人家是非农业户口，有工作，你哩，一个农民，即使成了亲，将来问题多着呢，还是现实点儿吧。

我痛苦地哭了，自己在院子里坐了一夜。母亲怕我冻着，悄悄给我披上棉衣，他们俩人在屋子里也一夜没有合眼。最终我还是原谅了父母的一片苦心，接受了父母的安排。

后来我就结婚生子，后来又参加了工作。

讲到这里，郅大哥想要结束自己的故事。我问他：你与现在的嫂子感情咋样？郅大哥苦笑一下：啥感情不感情的，瞎过吧。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样子，许久，郅大哥又对我说：兄弟，你还没有成家，现在还没有体会，爱情这个东西，说清道不明，争不到手是遗憾，争到手也未必就是幸福。郅大哥的话使我懵懵懂懂，琢磨不透。

夜已深，窗外的风停止了吼叫，拉灭灯，白白的雪光映进了屋，郅大哥已经进入梦乡，我则睡意全无，伴着郅大哥的鼾声，那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