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三年，郑恩波出生于辽南的一家农舍里。童年时，郑恩波在东山拔草喂猪，在大草甸子上放牛，饥饿的肚子里，塞满了槐树花和桑葚。

解放后，郑恩波念了村里的小学，那时候全国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郑恩波因为嗓子好、形象周正，被选进了校宣传队，两三年的时间里，参演了不少节目，在十里八村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走到哪里都有人招呼吃饭。

成为了小明星的郑恩波有点膨胀，有一次到郑屯演出，黛兰同学没有给他化妆到位，恩波便敲了桌子，将安详老师的石人望牌口琴，摔掉了一块碴儿，吓得他两天没敢到校。他跑到铁路上当小工，挣了三元六角钱，偷偷到熊岳城买了一把新的石人望牌口琴，想送给安详老师。可是老师确怎么也不收，让恩波自己留着。

过了两天，正当郑恩波在家里给刚生完小妹妹的妈妈熬小米粥时，安详老师背着一柳条筐红皮鸡蛋进来了，和颜悦色地对恩波妈妈说：二婶，您身体弱，孩子当小工好不容易挣了几元钱，应该给你买点营养品，怎能给我买口琴呢？不过对于他自大这个缺点，咱们得一起想点办法……

正在堂屋里给老师洗苹果的恩波听了，泪水顿时像潮水般涌流出来，冲进屋里抱住安详老师：我明天就去给黛兰同学道歉。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无论在北京，在地拉那，还是在贝尔格莱德，郑恩波都一直把这个口琴带在身边。只要一看见这把口琴，他就想起安详老师，想想自己身上是否还有骄傲的缺点。

如果说参演话剧是郑恩波的文学启蒙，那么到了初中，郑恩波对文学的酷爱才到了一个如痴如醉的程度。

他每天要走十八里路上下学，走完铁道旁一大段一尺宽的窄路之后，还要翻过两道坎坎坑坑、蓬艾丛生的山梁。他每天都在这十八里碎石遍地的路上看小说，有几次竟然全神贯注横过铁路时忘记观望，气得疾驰而过的火车拼命地鸣叫，司机瞪眼挥拳的的气愤都看的真切；有几次没看路，竟然滑下路边的小河，那凉冰冰的河水湿透了妈妈做的布鞋。

年，郑恩波被保送进了熊岳高中，在这里，他遇见了苏直人和胡佩兰老师。高一的时候，郑恩波在课堂上看周立波评《三国演义》，苏老师走到他身边，低头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拍了一下郑恩波的肩膀。

年的秋天，新学期又开始了。第一天第一节课就是语文，走进二年四班教室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情绪昂扬、言谈文雅、衣着讲究的女老师。她没讲话之前，现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法场。然后，转过身来微微一笑，朝大家扫了一眼。她的眼睛并不大，但是炯炯有神，好像每个人的心思她都能看穿。她就是胡佩兰老师，安徽桐城人，抗战末期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旋即在重庆、青岛等地做新闻记者。胡佩兰鼓励郑恩波进行创作，在黄色的微暗的电灯光下，郑恩波用算草本的背面写作并发表了第一批通讯和散文。此时，他和赵志理、张力戈、邵振堂、王安魁、于化龙、洪钧等同学结社论诗，砥砺切磋，形成了熊岳高中作家群。

年，当郑恩波背着装有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书包准备赴京求学时，他的妈妈用唯一保存下来的嫁妆品——三尺家织格子布，给恩波做了一个棉垫子，还用几年节省下来的一点点白面，蒸了几个馒头。老人家一手捧着馒头，一手扯着他的书包，把恩波一直送到村口的河边上。郑恩波在北大求学之后，先后留学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五年，在亚得里亚海岸，在托莫里山麓，每次想起家乡的山和水，想起家乡的亲朋师友，郑恩波意绪难平，我的心永远为你们燃烧。

有一天，在中国驻阿大使馆的阅览室里，郑恩波发现《人民画报》有一帧耸立在青纱帐和果树林里的望儿山。刹那间，家乡的父老乡亲仿佛都笑吟吟地来到了他的面前。他双手颤抖地擎着画报，先是舍不得合上，然后激动地流下来一串热泪，最后干脆偷偷地把那一页从画报上剪下来，并为它买了一个昂贵的镶有金边的画框，端正地挂在了宿舍的中央。郑恩波曾在夏夜的多瑙河畔，对许多国外的作家朋友，真诚地讲述过望儿山的故事，那感情就像刚学说话的孩子一般纯洁、赤诚。

郑恩波常说，一个人走的再远，也不要忘记出生的地方。他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捐给了母校——熊岳高中。

新华社记者张立云拍摄

年10月11日，阿尔巴尼亚总统梅塔举行仪式，向中国作家、翻译家郑恩波先生颁发“纳伊姆·弗拉舍里”荣誉奖章和证书，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阿关系发展和两国人文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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