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程文峰年10月上山下乡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满德勒图大队后，在内蒙生活了25年，其中在生产队劳动生活了9年。回城后，他将内蒙农村的那段生活情况写成了回忆随记，他说是“想到哪儿记到哪儿”，其实是记录了那几年生活的全经历，包括生产、生活中的人和事，及当时的思想过程，是我们从一个个体的侧面了解“上山下乡运动”的好资料。程文峰回忆录共六部分，我们将分四帖发出，并尽量做到朋友容易连续阅读。

往事如烟

——牧区插队生活随记

程文峰

一、头脑一热，

自己组织上山下乡

　　年的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原北京二十五中学的曲哲等10名学生自己主动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区下乡插队，立志扎根边疆做草原新牧民的消息，立即在北京一些中学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这时的我正在北京市红旗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中专学校。在当时“半工半读”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它是由企业和教育部门合办，既学文化又学技术，是为落实毛主席“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而创办的。红旗学校是由北京市仪器仪表公司和北京市教育局合办的，学校里也分专业，都是与电器有关的，我的专业在当时来讲还属于前端：“计算机制造”，按照一个礼拜在工厂劳动实习，一个礼拜在学校学习的轮换安排，我们班的实习工厂是无线电三厂，它生产的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晶体管计算机。

　　但是我考入红旗学校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学校里每个月有生活补贴，一个月14元，刨去吃饭还能有五、六块钱的剩余，每个月我用这笔钱先给父亲买一瓶“二锅头”，给母亲买一斤鸡蛋糕（原来叫槽子糕），余下的也够我一个月的零花钱了，再不用给家庭增加负担。我的家庭不很富裕，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一大帮子，实在是力有不逮，所以我也像哥哥、姐姐们一样报考了“能发钱”的学校。当时的校长叫李东来，副校长叫郭宝章，学校书记是个女同志，叫唐明华，都是很敦厚的长者。

　　记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红旗学校还是比较正常的，当时的《人民》、《北京》、《光明》、《文汇》、《红旗》等报刊杂志上重磅炸弹式的社论和文章几乎每天都有，虽然政治的学习已经冲击了文化课，但是到工厂去实习还是很正常的。

　　一切的转变都在年6月1日以后发生了。不久听说上级要派工作组来，全校的师生似乎都十分兴奋，然而等到半夜也不见动静，这时公共电汽车都已经停运了，我便步行回家。那时的学校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尤其到了秋冬季长跑盛行，学校经常组织各班集体开展“从北京跑到哈瓦那”“从北京跑到地拉那”等活动，对于我来说跑个一万米跟玩儿似的，更甭说走长道儿了。

　　当我走到和平街南口的时候，突然和五、六个身背行李、斜挎军包的人相遇，看上去他们已经走了不近的路程，满脸冒汗，同时显然对这一带并不熟悉，向我询问红旗学校的位置，我随手一指：向东，右转再向东即是。待我回到家之后，我才忽然回过味来，刚才这些人不会是工作组的吧？于是我马上返回了学校。但一进校门我就发现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操场上和楼道里空荡荡的，只从四楼的阅览室里传出阵阵杂乱的人声。我寻声儿而上，看见在通往四楼的楼道上也站满了人，个个都竖着耳朵听着什么。我挤到阅览室门口向里望去，屋子正中的椅子上坐着一个64级的学生，正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学校领导对学生的迫害，他身后站着一个和他一个班的学生，手中拿着一把纸扇，一边给他扇风，一边随声附和着，好像说相声捧艮的。在他的对面就坐着我在路上碰上的那几个人，正在认真做着笔记，果真是工作组的！我听了一会儿，觉得很好笑，转身离去。

　　就此红旗学校里热热闹闹、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到了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了一年多。在一年多前，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而抱着近乎疯狂的热情参加到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教育路线；打倒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走上社会破四旧；响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开展了革命大串联，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到大江南北；真是好象天下只有我们这些学生最革命了。

　　然而随着“复课闹革命”和军宣队的入驻，我们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心境也逐步恢复了平静。在复课闹革命之初，北京的中学里也曾因为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江青、张春桥的两次讲话理解不同而分裂为所谓的“4.3”、“4.4”两大派，相互攻击，吵闹得不可开交，但经过了炎热的夏季之后，似乎也精疲力尽了，逐步陷于平静。

　　但这时校外的世界还是乱哄哄的，年是那些革命老干部被全面打倒的悲惨一年，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件大事便是所谓的“二月逆流”和所谓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武汉兵变”，这些都是开国元勋们不满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而做出的反抗之举。

　　还有的就是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少数野心家的挑拨下，聚众围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朱德等老革命家的闹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个时候，似成脱缰野马无法由人操纵了。其实真正天天闹事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已对这样的革命场景感到厌烦。

　　醉心于权力之争的外省市的造反派在北京都设立了联络站，串联于北京的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借以能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挂上钩，取得中央的支持，正所谓是“拉大旗作虎皮”，实现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他们对立的两派之间，不时地在北京发生武斗，最为著名的便是四川的两个造反派组织在北京上演的景山少年宫攻防大战，一派架起长梯进攻，另一派则站在墙头上防守，虽然在首都还不敢舞枪弄炮，但是大刀、长矛、棍棒、云梯全上了，喊杀声震天，俨然是古代城墙战的翻版，大闹了三天之后，终被中央得知，逐出北京。但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工宣队和军宣队对各单位的进驻，这些闹剧到了年的秋天也逐步的沉寂下来。

　　在当时来讲，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但是很多消息我们是不得知的。另外，我们这些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虽有革命的热情，但对复杂的政治斗争仍是不能完全理解，逐渐失去了兴趣，对那些仍在大闹的造反派不再“感冒”。

　　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只是把人圈回了学校，文化课根本没有，每天都是进行政治学习，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散漫惯了的小青年确实感到无聊极了。同时不少人也在简单地思考着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走资派”打倒了，“地富反坏右”被管制了，革委会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文化课什么时候恢复不知道，难道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每天在学校进行枯燥的政治学习吗？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经常学习的毛主席着作除了“造反有理”的论述之外，还有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论述，并且在实际活动中也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实践。大串联时期，我曾和我们班的5名同学组成“毛泽东思想长征队”徒步横穿大别山，访问革命老根据地和到山区里访问贫下中农，从南京出发，经过江苏的江浦县，进入安徽，过全椒县到肥东县，参观了英雄战士蔡永祥的家乡，又奔合肥，过六安，一路向西进入大别山，从湖北省的麻城县出大别山，路程达余里。

　　我们白天翻山越岭，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瞻仰先烈们战斗过的历史遗迹，夜晚借住在老乡家中，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当地的农民很苦，年又是大旱之年，几乎绝收，我们走过的不少地方，种下的庄稼都不用收割，直接一把火烧掉当作了来年的肥料，我们一行5人到老乡家吃饭都是给粮票和钱的，一顿饭4两粮票1毛钱，这让他们非常高兴，但我们也是不敢多吃，沾点儿盐水就两碗米饭也就拉倒了。

　　当走到湖北省的红安（原来叫黄安），因有近一个月没吃到蔬菜，缺乏维生素，造成了我口腔溃疡，吃饭吞咽困难，只得在武汉停止了徒步串联（梁家珉他们几个接着又徒步去了韶山）。

　　回到北京之后，在年的冬季我和梁家珉、邵新国又一天徒步行走余里去了北京市怀柔县的一渡河村访贫问苦，感受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

　　再说，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小青年正是青春活泼期，向往到大社会上去闯荡一番，哪里闲得住呢。所以，当我们看到廿五中的曲哲他们到牧区去插队落户的报道，正与我们的思路不谋而合，受到启发，于是我们学校里几个有共同想法的同学便凑到一起，密谋起来。

　　当时参加到上山下乡的组织活动中的也是抱有各自的不同心态，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老红卫兵，想到新的天地再去闯练一番，也有对于造反失掉了兴趣，想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上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击过的，想换个环境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大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与忠诚，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都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

　　我们在学校里一倡导，响应者有数十人，同时别的中学也有人开始组织起来，经过串联，约摸有几百人。到哪里去就成了大家争论的焦点。“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草原、骏马、牧歌，这无疑是我们从童年就向往的，于是到内蒙古牧区就成了我们的首选。

　　我们找到北京市市政府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市政府指派由市劳动局负责此事。劳动局的同志非常热情，积极帮助我们联系，最后选定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去。因为那里比起别的地方来条件相对要好一些。

　　东乌珠穆沁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北部，在北京的正北方，直线距离不过来里，与蒙古国交界，是个边境旗县。面积有多平方公里，而当时人口则不足4万，一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年才进行了牧业改革，划分了阶级。交通落后，不通火车，公路也很少，基本都是土路，是个比较封闭的区域。但由于距离北京较近，在当时国内阶级斗争激烈、国际上与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斗争也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其地理位置就益显重要。对于我们这些整天想象着进行新奇冒险的年轻人来讲，正是我们心仪的地方。

　　地方定好了，剩下的事就是办手续、转户口、准备行装了。但是哪儿是这么容易？家里头才不干呢！父母一听说我要去内蒙，马上急了。这也难怪，我父母养育了7个子女，大姐早已过世，二姐一直在老家生活，二哥在年医科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大兴安岭北部的深山老林，三哥航空学校毕业后去了太行山里的军工厂，留在北京工作的大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得罪了造反派被弄到牛棚劳改去了，只有三姐还在铁路小学正常上班，但也是离家远回来不多。我的父母年龄都已60多岁了，母亲又是一只手臂残疾，正是家中离不开人的时候。我一走，谁来照顾老人呢？但是当时我已被“极左”的思想和“高涨的革命热情”烧昏了头脑，根本想不到这些。

　　不但父母不同意，就是姐姐和哥哥们也不同意。大哥当时正在被管制，不敢说什么，但他的一句话到如今我也不能忘记：“小知识分子的狂热！”（现在看来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但这也是经过多年的磨练后才能感受到的。）姐姐则是从家庭的原因劝阻我，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谁也不敢多说什么。

　　父母没辙了，只得将三哥叫回来做我的工作。当时我是住在学校里，三哥就直接到学校找到我，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据三哥后来跟我讲，当时我是背了一大堆毛主席语录，弄得我三哥火冒三丈，却无从发作，也只好帮我疏通父母的思想和情绪。三哥临回厂子时还特地在地安门商场给我买了一条当时最结实的牛皮带（这条皮带我系了有30年，到现在我还留着那个皮带扣呢）。

　　母亲为了阻止我上山下乡，还跑到我念初中的二十三中学找到我初中的班主任郑祖培，让她来劝导我。郑老师是我最为敬佩的老师，她以前是名野战部队的女军人，在战场上拚杀过，后来转业当了老师，教我们几何，对她的话我奉若神明，衷心佩服。但是郑老师也是走南闯北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她不好明说不让我去，只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要把老人的思想作通，安顿好以后的事。

　　眼看劝阻无望，父母就把户口簿藏了起来，以防我转户口。好在我有北京市劳动局开具的转迁证明，派出所的民警也不敢怠慢，没户口簿也给开了转迁证。

　　事已至此，父母不得已放下了一切幻想。究竟是自己的老儿子出门，也不得不为我准备起来。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老母亲边擦着眼泪边用一只手（我母亲另一只手臂残疾）为我准备东西的情景，心里一直感到深深的痛悔。

　　年12月我父亲病逝，家里考虑到路途太远怕影响我的工作，没有告诉我，事后才写信说了此事，我心中的悲哀自是无法述说。大队里男三包的知青张宝林、董大森、路新、刘振中他们得知此事，为了安慰我家老母亲，悄悄以我的名义给寄去了元钱，这元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工分分红啊！事后得知让我感动不已。

　　我们出发的日期定在年11月16日。

　　大浪淘沙，这个活动刚发起的时候，整个北京市的中学报名的有数百人，到真正出发时就剩下了余人。我们学校当初有四、五十人报名，最后剩下了14人，他们是班的我、梁家珉、邵新国，班的张素华，班的张锦波、赵玉书，班的赵云鹏、李亚平，张秀枝，班的李双丽、李保田、张萍，班的黄宇翔和高（三）一班的高淑琴。张萍是带着自己的妹妹（张茜）一同下乡的。

　　出发那天早上，我们先到宽街西面的和敬府门前集合，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分散集合的，在这儿集合的是将来要到同一个大队集体插队的，我们要去的生产大队是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满德勒图大队，一共有24人，除了我们红旗学校的，其他主要是是79中和中学的。

　　上车前大家共同朗读了毛主席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然后到天安门广场汇合。　

　　这时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的海洋、毛主席语录的海洋。十辆大轿车整齐的停放在广场中央。

　　前来欢送的人群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敲着锣鼓，车上车下的人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相互招呼着，搂抱着，欢笑着，也有洒泪啼哭的，说着相互勉励的话语，热闹非常。北京市革委会本来打算在广场上举行欢送仪式，但一看这么多人，也无法组织，只好另作打算了。

　　上午10点整，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车队出发了。

　　驶出北京城区以后，在清河地区的公路旁停了下来，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仪式，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和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发表了讲话，无非是鼓舞、勉励之语。当天晚上我们到达了张家口，直奔65军驻地，饭后部队给我们演出了慰问节目。这时的张家口刚下了一场大雪，因此我们下乡的第一身牧区生活的服装就在此发放了，有大皮帽子、羊皮手套、老羊皮做的白茬儿皮得勒、羊皮裤、高腰毡疙鞑和一条一丈五尺长的天蓝色布腰带。这让知识青年显得十分兴奋，有的当场就穿戴起来，在院子里的雪地上跑来跑去，嬉笑打闹。

　　第二天早上出发不到30分钟就到了坝下。说是坝下其实就是张家口北面的阴山东脉南山脚下，是去往内蒙古的必经之地，因其山势较高，陡峭，与内蒙古高原形成了上下高差，类似于大坝，故名上坝、下坝。由于昨天刚下了雪，唯一的公路上雪积得很厚，车辆一走便压成了硬硬的冰壳，滑不呲冽。我们的车队勉强走到半山腰便无论如何也走不了了，车轮光打滑空转，我们便都下来推车，但是站在冰上也是打滑站不稳，用不上劲。这时就听有一位知识青年喊道：“往车轮底下垫东西”，于是大家不约而同的跑上车将刚发下来的皮得勒抱下来往车轮底下铺，汽车果然就能起动了，大家一片欢呼，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场面：每辆汽车两旁都有不少人来回传递着皮得勒，也有一部分人在往地上铺着皮得勒，一个个头上冒着热气。危险地段过去了之后大家才上车继续前进。

　　由于路上的耽搁，到达太仆寺旗的时候已是晚上了。但是热情欢迎我们的人群依然在路边等候着，我们在欢迎致敬的口号声中安顿下来，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晚餐和精彩的晚会。说起晚上吃饭还有一个小插曲，这里已进入内蒙地界，空气中都有一股膻味儿，晚上的肉食也自然是羊肉了，有些知识青年不习惯羊肉味儿，尤其女生更是如此。我们这一桌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把一桌菜消灭完了正要离桌而去，忽然听见有人在齐声背颂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回头一看，原来是旁边的一桌女生正在吃羊肉，她们嫌膻味儿，剩下又怕让当地人引起误会，不得以捏鼻子伸脖子强咽，念一段语录，拿筷子夹一口肉。我们见了好笑，顺手推舟做个人情吧，就假装菩萨救人于苦难之中的说：“我们帮你们消灭吧。”这几位女生感动得不得了，连声道谢。我们则豪爽地说：“没什么！”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她们佩服得瞪大了眼睛。

　　到达锡林浩特的时候，内蒙古人民对我们的欢迎更是热烈，到处都是欢迎致敬北京知识青年、草原新牧民之类的标语。在盟军区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当时的盟军区司令员、盟革委会主任高万宝扎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这些北京知识青年深受感动，革命热血沸腾，有个叫金玲的知青非常有音乐天赋，她将当时极为流行的一段毛主席语录谱了曲，并当即在欢迎大会上演唱，激起狂潮般的响应。这首歌曲正反映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热情，马上在知青中传唱开来。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记得这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将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他们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没闹清这段话是不是毛主席讲的，但是在当时这段话确确实实鼓舞起了我们知识青年顽强的斗志，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第四站就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东乌珠穆沁旗了。这里简直就是冰雪的世界，极目望去，湛蓝的天空下，那山那草原一片雪白，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熠熠银光。有知识青年不由自主地吟诵起了毛主席的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离旗里还有40来里地就与前来欢迎我们的马队会合了，他们骑在高大的骏马之上，手里举着红旗和标语，百十来匹骏马在车的两旁与汽车并驾齐驱，马蹄隆隆，雪花飞溅，红旗招展，十分壮观。

　　这一情景在我们去往沙麦公社的路上又重现了，大队的牧民和公社的干部听到北京知识青年要到他们那里插队落户的消息非常兴奋，老早就做好了准备。牧民早已等候在离公社还有二十来里地的地方，汽车一出现他们就迎上前来，我们也兴奋得下了车，相互握手致意，我们听不懂蒙古语，他们也听不懂汉语，双方只是使劲的握手，只顾自说着相互不懂的话。这时一位女知识青年拿出一尊毛主席瓷像，送给了一位牧民，这位牧民身材魁梧，面色黝黑，身穿一件蓝色团花缎的蒙古袍，牵着一匹白色的骏马，显得十分伟岸魁梧，好像鲁智深再世。他显然没有想到知识青年会送给他这样的礼物，惊讶的双手接过，激动的深深鞠下躬去，然后跨上骏马一手高高的托起毛主席瓷像，一边高呼着飞驰而去，其他牧民也马上随他呼喊着簇拥着我们的汽车来到公社。沙麦公社的所在地只有不多的几排房子，但机构齐全，有公社领导机关、派出所、卫生院、商店、粮站、邮电所、学校、综合厂、苗圃等等，但大多是土坯房。

　　我们从北京坐来的汽车只能把我们送到公社，因为到大队的道路都是狭窄的土道，大轿车走不了，而且现在已是严寒的冬季，气温都在零下二、三十度，每天早上冒着寒风在野地上两三个钟头的发动汽车早已让北京的司机们叫苦不迭，所以他们把我们放到公社之后就马上着急着往回返了。

　　到现在我才弄清到沙麦公社落户的知青。沙麦有三个大队：满得勒图、罕乌拉和霍尔其格。每个大队都分配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

　　大队的马车把我们接到了大队又送到了各自的蒙古包。

　　当时满德勒图大队总共才有多人，40来户。可是大队的面积却不小，东西有三、四十里地，南北有七、八十里，面积有多平方公里，全大队分为6个小组，各组之间距离很远，尤其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第二生产组在白音乌拉，第六组则在白音塔拉，之间相距有70余里地。知识青年也被分成了6个包，每组一包，第一包由4位女生组成；第二、三、四、五包都是男生，每包4人，第六包又是女生包，也是4个人。我们是第二包

　　我们班的三人和班的李保田是一个包的，归属第二生产小组，小组长是丹德尔，我们包就跟着他家。蒙古话叫“艾利”，就是“街坊、邻居”的意思。丹德尔是一位40来岁的中年牧民，脸色较白，一讲话爱摸着下巴笑眯眯的。他的爱人是一位高高胖胖的蒙古族妇女，大嗓门，我们叫她“额吉”（母亲的意思），丹德尔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喜吉尔格日勒，在家放牧；二的叫额勒很巴图，跟我们差不多大小，当时在边境二线哨所执勤。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家“艾利”（蒙古语：邻居的意思），是丹德尔的一个亲戚，男的叫伊得玛，他的女人叫尼玛。

　　没几天，额勒很巴图从哨所回来探家来了，都是年轻人，没一会儿就混熟了。他用仅会的几个汉语单词找我们要毛主席像章：“像章，我给。像章，我给。”我们假装听不懂，向他伸出手去“你给，拿来！”看他急得满脸通红，我们才把毛主席像章拿出来让他挑了几枚，把他美的一蹦多高。　

　　我们的冬营盘在山的南面向阳坡。三个蒙古包呈三角形分布在羊盘外侧，我们包在西面。在我们营盘的西面，翻过一道小梁，就是女一包，他们是跟着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布哈达为“艾利”的。向东越过山梁再上一个坡，就是张宝林他们男三包了。

　　我们第二组还有大桑布家，夏达布海家，都是放羊的，距我们包有五、六里地；还有一家放牛的，叫道克涛，离我们包有20多里地，在南面的山里。

　　到了牧区，学会当地的语言是第一必要，否则无法和牧民沟通。公社给每个大队都安排了几名懂汉语的干部帮助我们和牧民进行沟通，我们也抓住这个时机如饥似渴的学习蒙古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用汉文标注的蒙古语，从“这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开始，逐步掌握的语汇越来越多，慢慢的可以和牧民进行简单的沟通了，这使我非常高兴，学习的越发起劲了。到后来，无论是开会学习，还是和牧民一起娱乐，抑或是和牧民一同干活，都可以用蒙语顺利的交流了。“语言是心灵的钥匙”，这话一点不错。

　　大队里对我们知青非常照顾，每个包配备了4辆牛车（也叫勒勒车，车轮是用钢筋做的辐条，套一头牛拉车），一辆水车（水缸冬天放肉，夏天拉水），一辆箱子车（放杂物用的），两辆搬家用的空车，水缸里和箱子车里都装满了牧民为我们宰杀的羊肉。每个包还分配了一匹马，分给我们包的是一匹老白马，八、九岁，很老实，好骑。大队的管理员吴国忠还从旗里给知青们买来了圆白菜、土豆、大葱等，分到每个包里面。虽然这些蔬菜都已被冻的赛过石头，融化后的滋味决比不上城市的新鲜蔬菜，但是在此地却是不可多得的，我们还是把牧民请过来共同品尝，吃得津津有味儿。

　　刚下乡的头半年是吃国家供给的，旗里的“知青办”把安家费发到大队，由大队给我们添置各种用品，并且保证头6个月的一切生活开销，需要什么就到大队去领，或者让人捎过来，但零花钱是没有的。

　　牧区的生活十分简陋，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完全没有改变，全大队按照不同的地理环境分成春、夏、秋、冬四季营盘，一个地方住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搬家。居住的蒙古包便于拆卸，几辆牛车即可运走。来到冬营盘，把地面上的积雪用木锨大概清理清理，把四、五块用木棍做成的哈那墙（类似于折叠的木栅栏）支成圆形，哈那墙之间朝向东南的方向安上门，把顶子（结构类似于雨伞架）再架在哈那墙上，外围四周用毡子一围，便成了蒙古包。不管地冻得有多硬、多凉，往地上铺两层羊毛毡子，中间再铺一块条毡，便是坐卧睡觉之处了。炉子是用铁皮做的，俗称“马粪炉子”，烟筒从蒙古包顶探出。烧的是牛粪和羊粪。喝的水则是雪水，用铁簸箕到外面雪地上一撮，放到锅里化成水，捞去里面的草棍儿和羊粪子儿，就可以烧茶、做饭了。春、夏、秋季喝的基本上是井水，水井一般都离得很远，套上牛车去拉，一木缸水要喝上四、五天。有时赶上下雨，道路泥泞，就只能喝蒙古包附近水坑里积存的雨水了，那水面上净是小虫子、孑孓和牛羊粪沫子，那也没办法，把上面的脏东西扒拉开就是了。

　　刚下到包里，什么也不会，牧民十分照顾我们，也不安排我们做什么。天还没亮，尼玛“阿尕”（蒙古语：阿尕类似于姨姨的意思）就悄悄的来给我们点着火，把蒙古包内烧暖和了才让我们起床。

　　这时当地的气温已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早上确实是冷得够呛。其实，蒙古包也就是个挡风遮雨的移动帐篷，说起御寒则是完全不顶用的。凛冽的寒风毫不留情的穿透了羊毛毡子，在毡子的接缝处更是冷风习习，如果不生火，包里包外温度一个样。在冬季，包内不生火是无法想象的，即使马粪炉子烧得发红，那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包里的东西夜里都给冻上了，暖瓶头天晚上灌的热水，到第二天早上连暖壶盖儿都冻在一起了，得用开水浇才能打开，里面的水已是凉水；墨水瓶也冻上了，钢笔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出水了，里面的墨水冻上了；坐在包里听收音机听着听着没声儿了，原来是电池冻上了，所以我们包的收音机表面都是坑洼不平，那是放在火炉旁烤的。早上醒来，被头靠近嘴边的一块儿已是结了冰碴儿了，一挨脖子冰凉生疼。有一个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借用陈毅的《赣南词》写了此种情景：

　　天将晓，知青醒来早，

　　数数数了真不少，

　　几番想起决心小，

　　我再把牙咬。

　　在蒙古包里的睡觉也是大不一样的，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是不能够像在温暖的房子里一样脱了衣服钻被窝睡觉的，自有其独特之处。我们穿的是老羊皮做的皮裤和蒙古袍子，皮裤的裤腰及胸，袍子长及脚面，睡觉时先将皮裤褪下半截，在脚下向前折起，再将皮袍子将身体裹紧，然后向前跪倒躺下，这样才能做到身体都在羊皮的包裹之中，再在上面压上羊皮被，将脚包起，就能够暖暖和和的睡觉了。

　　但是夜间上厕所却是大问题。其实大草原上也没厕所，只是夜间去外面方便方便。从温暖的羊皮中钻出来，包内包外温度一个样，确实够冷，这是其一；其二我是汗脚，毡疙鞑里被脚汗浸湿的底部已被冻得似冰块，拔凉拔凉的，脚伸进去那是真咬牙。好在我们包里邵新国不是汗脚，这下解决了大问题，大家在起夜的时候都穿他的鞋，里面温暖干燥，舒服极了。

　　刚开始，我们还打算要坚持早起锻炼，每天迎着初升的太阳进行跑步，一身皮装再加上五、六斤重的大毡疙鞑，跑不了几步就哈吃带喘，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往回返的时候，发现放在蒙古包门边的牛粪筐里有烟在飘动，接着冒出了火苗，“着火啦！”大家惊呼一声，玩儿命似的奔了回来，原来是早起往外倒炉灰时有一粒没烧完的羊粪子儿掉在了牛粪筐里引起的。自此，以保证安全为由“言明理顺”地取消了早锻炼。

　　丹德尔的羊群也是刚搬到冬营盘，还没有垒羊圈，我们的第一次牧区劳动就从垒羊圈开始了。这个羊盘丹德尔家已经住了好几年，羊群拉出的羊粪经过无数的践踏形成了厚厚的一层，又经过了春、夏、秋三季的风吹日晒，早已干透，我们用镐把羊粪一块块的刨起，俗称“羊粪砖”，在羊盘的四周像垒墙一样摞起，就成了羊圈。我们在喜吉尔格日勒带领下干得劲头十足，镐头、撬棍、铁锹都用上了，头上冒着热汗。丹德尔在一旁作技术指导，一会儿，额吉和尼玛阿尕把奶茶烧好了跑出来叫我们去喝茶、歇息。丹德尔家人多，尼玛阿尕的男人外出干活去了，家里只有一个小孩子，我们就都到尼玛家里喝茶。牧民的喝茶并不是光喝水，碗里面放上炒米、黄油、奶豆腐和奶嚼口，还有牧民自己炸的白面小果子，浇上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奶茶，既解渴、提神又解饿，真是惬意极了。

　　下乡后没几天就遇到了寒流。公社分派干部到各个畜牧点通知，来我们这儿的是公社卫生院的大夫高宝玉，他急匆匆赶来，所骑的白马浑身湿漉漉的，鼻孔里喷着白气，都来不及下马，就骑在马上告诉我们：“今夜有寒流到来，预报气温将下降到零下45度，做好防范，要注意人和畜群的安全！”说完就急急忙忙的继续通知下一家去了。

　　随着我们对牧区生活的日益熟悉，我们也轮流和牧民一起出去放牧了。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知识青年的“边境地区居民证”（简称边防证）发下来了，别小看了这个棕褐色的小本子，它是确认我们在边境地区合法居住身份的证件。你要在我国的北部边防上通行无阻，没了它那是万万不能的。在边疆管用，拿到北京照样管用！我们知识青年回北京探家，凭它就可以顺利的买到去北京的车票，而不用到地方政府去开证明。在北京如果有哪个博物馆、展览馆等地界儿需要有手续才能参观，我们拿着“边防证”轻而易举的就能拿到门票。

　　年夏季我们大队来了第二批北京知识青年，有26人，这样我们大队的知识总数就达到了50人。在我们第二组新增了一个女生包，跟大桑布当“艾利”。

　　我们是抱着要做草原新牧民的志愿来和牧民相结合的，在名字上自然也要和牧民有亲近感，让牧民叫得顺嘴，于是我们几乎每个知识青年都有一个蒙古名字，我叫“塔拉诺图跟·巴特尔”（意即草原英雄），邵新国叫“玛拉沁呼”（牧民之子），梁家珉叫“海布斯哈图”（革命），李保田本想叫“朝阳”，却不料被错翻译成“偶布林图亚”，变成“朝霞”了。

　　女一包的名字是牧民老额吉给起的，都以太阳起头，廖雪萍叫“纳仁花”（太阳花），张秀枝叫“纳仁图亚”（霞光），李双丽叫“纳仁其木格”（小太阳花）。高淑琴则是标新立异，叫“温德尔乌拉”（高山），看来她是深受《战火中的青春》一书的影响。

　　女二包则是都带“聪明”，赵燕然叫“斯琴图”（聪明的），杨慧星叫“斯琴格日勒”（聪明之光），金玉环叫“斯琴其木格”（聪明之花），胡宁叫“斯琴图娅”（聪明霞光）。

　　这些名字伴随着我们在牧区一同成长，以至时间长了，原来的名字倒让人淡忘了，叫起蒙古名字却是十分顺嘴亲切。我在牧区生活工作的25年里，“巴特尔”这个的名字一直伴随着我，在当时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上小有名气。以致到现在，知识青年聚会时，提起我原来的汉名字，有些人还会想一想，但要是提起“巴特尔”，大家都会马上反应过来说的是谁。　

（来源：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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