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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放映路浓浓为兵情
庞起翔年1月入伍，历任放映组长、干事、股长、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年转业，先后任安置科长、干休所长、党委书记、安置办副主任等职。
年1月，我人伍到守备三师服役，从此开始了近25年的戍边生涯，先后在守备九团、师政治部、师直属队、守备八团工作过，从事过宣传、组织干部工作，担任过基层政治主官和团政治处主任。近25年的军旅戍边生活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舍的军人情结，它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守备九团担任放映员(兼报道员、广播员)、放映组长时面向基层、为兵服务那段刻骨铭心的历程。守备九团驻守在翁胡拉地区，守备部队的特点和任务性质决定了部队驻地高度分散。全团共有10个放映点，最多时达12个，一圈跑下来约多华里环境十分艰苦，绝大多数都是在操场或者牧村开阔的野外架起银幕和放映机，给官兵和农牧民放映电影。一年最少要放映多场，多时达近场。夏天蚊虫叮咬，冬季手冻得麻木，挂片都很困难。然而，最难的还是各放映点之间的转场，蜿蜒曲折的盘山道，泥泞不堪的草原路，没有桥梁的河沟，突如其来的雨雪，随时随地都可能是车况并不太好的运输车抛锚的“隐形杀手”。一旦抛锚在远离村屯和部队驻地的野外，不仅要忍受饥渴难耐、蚊虫叮咬、雨雪的攻击，还要随时提防狼群的袭扰，那些年在野外过夜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当年部队的文化生活十分枯燥，没有电、没有电视，上级演出队一年也就来一次，仅仅靠每月一两部电影来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基层官兵只要远远地看到我们来了，欢呼雀跃如过年一般。70年代上半期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许多优秀老电影被封杀，只有以“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为代表的极少数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居多，外国电影也仅仅是极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少量进口影片。当时我们行内有一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有枪有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后来陆续有了8部革命现代京剧影片，“样板戏”宣传月就成为每年的一大特色。尽管如此，基层广大官兵还是乐此不疲，只要有电影看，足可慰藉他们空虚的精神生活。年春节前夕，上级传下来一部新影片，在团部放映后，团首长决定优先保证前沿连队和哨所的官兵看到新电影。为了确保转场途中不出现汽车抛锚的问题，团首长指示作战值班室从炮兵营调来一辆63牵引车，取代我们平时用的51嘎斯车。第2天一早，孙宝智副团长亲自带领我们出发了。天空阴沉沉的，稀稀拉拉飘起了雪花。司机是炮兵营最棒的司机，每次团首长带我们外岀都选他开车。车开得很快，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守备一连。一连距团部70余华里，独立执行守备任务。李德生同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曾先后两次到该连视察。我们在一连食堂放映完电影吃过午饭后，又向水文站前哨侦察排进发。雪越下越大，到处都是一片银白的世界，风也越来越大，呼啸的狂风卷着雪片纷纷扬扬，辨不清道路，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拌着漫天的风雪，很快便把皮大衣吹透了，坐在敞篷车上的我们放映组的3个人冻得直打哆嗦，恨不得马上就到目的地。汽车在经过一个两岸陡峭的河沟时，不慎误住了，司机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能把车开出来。我们3个人只好下车，拿起备用的锹镐清理冰雪，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把皮大衣都垫在车轮下，孙副团长和我们一起推车，还是没能把车开出来。此时我们已累得精疲力竭，每人吃了几口雪，休息了一会儿，孙副团长决定带孙涛组长和我徒步去侦察排求援，留司机小刘和放映员小李看车，并留下一支冲锋枪以备狼群的袭扰。于是，我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陪同孙副团长和孙组长顶风冒雪出发了。此地距前哨侦察排驻地还有近30华里，风雪阻挡了我们的视线,50米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在风雪中艰难地摸索着前进，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就这样我们艰难地走了五六个小时，天越来越黑风雪渐渐地小了，拐过前哨东边的山头，已能隐隐地看到二华里外前哨的灯光。孙副团长命我向前哨上空打了3枪，不一会儿，几名骑马的战士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到哨所，已是晚上9点多。我们说明情况，正好有一台地方的拖拉机，侦察排长带领几名战士，备好钢丝绳和锹镐，开着拖拉机连夜去接我们的车。凌晨3点多钟，我们听到了进院的汽车声，看到他俩没冻伤，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把放映设备搬进食堂，缓霜检查，几乎是一夜没合眼。吃过早饭后，按照以往惯例，我爬上山顶的观察哨所，把执行观察任务的战士替换下来看电影。我在山顶哨所，听着山下发电机悦耳的马达声，想象着战士们看电影时愉快的欢笑声，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年“八一”前，上级又传来一部新影片，团首长决定带我们去与我部搞军民联防的“五·七”军马场和农垦六师两个团慰问演出。因孙组长外出不在位，放映组由我负责带领两名放映员陪同孙宝智副团长前往。出发时天气很好，但大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刚过了十几里路，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虽然带了雨衣，但没过一个小时还是把我们淋成落汤鸡，汽车在风雨中艰难地走了3个多小时，才到了军马场驻地。一下车，我和小李在外面检修被大雨淋过的发电机，另一名放映员在室内检查放映机。天渐渐黑了，发电机出了点故障，我们正在排除，军马场俱乐部已送自己发的照明电了。室内的放映员也没问是不是动力电，便接通电源打开了放映机。因放映机马达需要伏特50赫兹的动力电才能正常运转，而军马场的照明电不足40赫兹，开机不到一分钟便把马达启步白金烧了，当晚是演不成了。我们连夜维修放映设备，直忙到凌晨两点多钟才把所有设备恢复好。第2天上午在军马场俱乐部放映完电影后，又抓紧时间赶往下一个放映点。年年初，上级把沈阳军区通信总站的一个机务站划给我团代为放映，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放映点。该站距我团部80余华里，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大山沟里，远离村屯，条件十分艰苦，常年日照时间每天不足4个小时，上午10点多钟才能见到太阳，下午两点多钟太阳就被大山挡住了。常年在该站执勤的只有4名战士，少时只有两个人，整天面对通信设备和高高的山峰，其枯燥乏味可想而知。我们每次去演出，几名战士都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为了确保几名战土每人每次都能看到电影，我们放映组人人都学会了替他们值机的本领，并为他们传送家书、代取书报，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年间，该站的战土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却像接力棒一样传承下来。年孙涛升任师放映队长后，我接替他担任了放映组长。我们除了保证正常放映电影外，还要到基层连队、哨所收集好人好事，创作绘制幻灯片，在放映电影前进行宜传，参加上级组织的幻灯比赛。放映员小李画得一手漂亮的连环画，画幻灯片是他的拿手绝活。而到基层采访、收集好人好事、编写幻灯解说词就责无旁贷地落到我的头上。一有空闲时间我就深入基层，找寻宣传线索，编写幻灯词。
我们绘制了大量的幻灯片，对鼓舞部队士气、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记忆犹新的是《草原红哨》幻灯片的采访制作过程。那是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去前哨侦察排放映电影，在和侦察王参谋和董排长闲聊时得知他们与牧民搞军民联防的许多小故事，我便留在前哨深入采访，与他们一起站岗执勤巡逻，深入牧包与牧民交淡，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经过精心的构思提炼，以《草原红哨》命名反映军民联防，包包是哨所、人人是哨兵为主题的大型幻灯片解说词便完成了。小李精心绘制完成了幻灯片，后期录音配乐合成，孙涛组长又把老团长刘兆广、政委魏景云，副团长王琪玉、孙宝智，副政委张子新、张树林，政治处主任徐宏等首长请到政治处会议室，请首长们观看把关、提修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在部队中放映引起了巨大反响。参加师里会演后被评为第一名，又请科右前旗广播局的汉语男、女播音员重新录了音，而后参加了沈阳军区组织的幻灯会演并获得大奖，奖品是一台当时最先进的三镜头幻灯机。从此，我们制作幻灯片的劲头更足了。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基层官兵的广泛赞誉，团首长对我们也越来越重视，无论训练、施工、营建任务多么繁重，车辆多么紧张，只要我们要车放映电影，都优先保障。为了解决基层官兵照相难的问题,年底从黑龙江肇东征兵时，从地方照相馆招了一名照相、洗印、放大技术全面的青年小杨入伍，新兵训练一结束，小杨就留在了我们放映组。团里又从农副业生产收益中拿出一笔钱，购买了全套照相、洗印、放大设备，建了暗房，后勤财务股为我们单独设立了账户，从此，我们又多了一项为基层官兵服务的项目。每逢新兵入伍、老兵退伍、春暖花开、重大节日等是我们最忙的时候，白天为基层官兵照相，晚上放映电影。相机照的照片一张底片两张照片只收7角钱，大相机照的合影八寸、十二寸的照片每张也仅收一两元钱，只有极少的利润以便逐渐收回照相设备的成本。为了让广大官兵满意，我们在部队各个驻地附近都精选了一些背景，如团部大门我亲手放大的毛主席手书“提高警惕、保卫祖国”8个大字的门楼，守备一营东侧的大石砬子，门前绿柳成荫的小河旁，守备二营附近的花果园，守备三营的营区，炮兵营的车炮场，前哨侦察排的哨所，牛羊成群遍地小花的大草原等，都是我们取景的对象。我们在小杨的传帮带下，放映组人人都学会了照相、洗印、放大全套技术，这在当时全师几个团中我们是唯一的选登在《风雪壮歌》下册第8、9页守备九团军嫂年纪念“三八”节的合影照片，就是我在担任宣传干事前亲自用座机为大家拍照并洗印的，照片眉题也是我写的。难忘的岁月，经久的记忆，近25年的军旅生涯锻造了永恒的军人情结。年10月我转业到地方工作，选择了长春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部门，负责接收安置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继续为这些共和国的老兵们服务。近20年来，我最难忘的就是当放映员这段经历，可谓是漫漫放映路，浓浓为兵情。它一直激励我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从而取得了群众满意、组织认可的成绩。我的心愿是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永远践行人民军队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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