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想见证什么？

北京或上海的一座大房子里，外面的夜晚霓虹璀璨，尽管大雨正冲刷着房屋与地面。屋子里装潢豪华，灯光明亮。你正坐在电视前看新闻：

我国三线城市再度启动改造计划，至下一年度，各地政府将投资至少亿元维护并重建基础设施。专家指出，这一计划将激活巨大内需。

法国多地爆发骚乱，示威者游行抗议政府削减福利，要求继续提高企业税收。法国总统宣布下一年度削减国防与科研开支，竭力维持国民福利制度。

叙利亚战火持续蔓延。昨日，俄国防军一辆新式坦克在阿勒颇被导弹摧毁，造成三人死亡。

日本一家企业研发出新的仿生机器，运用人工智能满足用户娱乐需求。

…………

你可能会感觉这些新闻里有一些内在的关联，却又隐隐说不上来。这个时代确实在这两百年来有一些独特之处：它显得格外令人困惑。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年轻人不再将正直、勤奋与体面视为美德，而是沉浸在虚拟世界、激进抗议和酒精大麻之中。普通人对未来似乎丧失了信心，出离愤怒，转而投向极端与暴力。世界经济死气沉沉，一片低迷，各国政府的印钞机都停不下来，财政赤字和负债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节制、自律和量入为出似乎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显得那样不合时宜。西欧北美民粹盛行，政客们为了眼前的选票不惜一切手段讨好选民，失业者的队伍却越排越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技术进步停滞不前，50年前人们满心期待的月球开发依然遥遥无期，知识分子和媒体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转而去鼓吹开放边界、种族配额和大麻合法化。而在第三世界，许多统治者在民族主义叙事与民意加持下向西方价值观明确宣战。这一切看上去都很陌生，但又似乎有点眼熟。

近几年一个真正巨大的转折，是宏大叙事突然占据了大片的公共空间，群氓式的戾气在整个社会增长，极端化的潮流在世界蔓延，岁月静好在全世界都正在变成稀缺资源。就中国人而言，从 到制裁清单，再从一月底的紧急动员到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前几天《反粮食浪费法》的行将出台，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界限似乎越来越不分明。从买手机到看NBA球赛，再到餐厅点菜，好像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件事不能与“民族复兴”“国家利益”“爱国”之类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宏伟价值挂上钩，哪怕它看起来再私人不过。

我们沉醉于宏大叙事，以一种多年未有的强度：许多连本小区垃圾分类都无权指手画脚的人，谈起“国际局势”“一盘大棋”来滔滔不绝。一篇篇“深度解析”国际局势或美国困局的文章在各种网站上都能收获无数点击和赞同。在这些文章里面，一会儿是年中美的金融决战，一会儿是年美国的外汇风波是如何使其“国运”彻底逆转。甚至连财经评论都得取《腾讯的背水一战》、《字节跳动的四面楚歌》之类的“大格局”标题才能成为爆款。因此，就从审美偏好的角度讲，我们也想要“见证历史”，甚至是不能容许自己见证的不是历史。

在美国类似的事情也在发生，政治与党争似乎已经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许多角落：两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明确表示不希望子女跨党派结婚，一项研究表明两党成员间的相互仇恨程度已经堪比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 的仇恨，同属美国的加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因为LGBT问题而互相制裁，公司招聘员工、设计服装和化妆品都动辄变成了严重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进步派和保守派 的共识，可能也就是美国还不够“大乱”以达到大治了。拜登在竞选演讲中反复强调要给过热的政治气氛“降温”，要“做所有人的总统”，但这怎么可能呢？

这一切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时代变了。“斗鸡走马过一世，天地兴亡两不知”的生活虽然自古就是人们的追求，但显然只有在开元盛世时才有得过，当重重矛盾激化的时候，对于美国底层而言，选票可能是他们 值钱的东西；而对于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百姓而言，国籍是使他们免受冻馁的 保障。因此，立场自然变成了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东西，矛盾不可能不激化。其实这背后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两百年前马克思在设想社会主义未来时，除了公有制，提到的重要一条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国家这种东西，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似乎很快就应该“被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古物陈列馆里，同纺车和青铜锤放在一起”。然而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却似乎越来越失去了自己做主的能力，越来越成为需要依附于庞大集体保护的附庸。一百多年过去，各国的军事竞赛、产业竞争依然在愈演愈烈，而这些资源本来能用来干一些对个人更有价值的事，或者即使省下来，约束财政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也能更好地捍卫个人自由。

然而，正是这种依赖性加剧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本来无意卖弄自己浅薄的经济学知识。但不久前一位朋友用充满了感情与华丽隐喻的文字公然向我挑战，以至于我认为有必要加以适当回应：

“中产阶级道德”的衰败和如今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即究竟是传统道德的衰落引发了阶层固化抑或相反一直存在争议，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讨论，让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如今我们都在抨击的贫富差距，到底是怎么来的？一个清晰的事实是，福布斯排行榜上最前面那些人的财产基本都非来源于劳动收入而是资产增值，尤其以股票市值增长为主。这一大部分市值很难或者可以说无法变现，因此只能算是纸面上的财富。那么这个数字是如何达到这样惊人的程度的？答案就是多年来各国央行为了强行维持繁荣，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人为调低利率，而人为主导的货币投放又必然存在领域分配不均的问题，导致大量货币涌入资本市场推高资产泡沫。今年疫情大放水之下，美国股市屡创新高，顶层富豪的财富数字也因此大为增长；与之类似的，中国每次掀起一波基建高潮，贫富差距就会扩大一波，原因正在于此。大量货币涌入资本市场的结果就是中下层人民赖以生存的消费市场货币不足，导致富人越富的同时穷人越穷，消费需求不振。而人为的低利率又使得一批劣质企业得以苟延残喘，不断扩大债务规模。一旦货币收紧，债务危机就会立即爆发，使得整个世界长期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造成这一切的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真正的自由放任不会以政府兜底的方式让那些死而不僵的企业毫无顾忌地借贷和从事高风险投机，也不会维持违背市场规律的低利率以帮助富人持续不断地扩张资产。在群氓主宰的时代，央行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经济职能，成了一个为政府融资和讨好民众服务的政治机构（数数特朗普几年里多少次要求鲍威尔降息）。在多重压力下，货币发行简直成了一场大型的公地悲剧。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显然 要做的是结束人为的货币宽松和低利率，使利率符合市场均衡状态，同时重拾量入为出的基本观念，避免债务的无限制扩张。然而要维持一个如此庞大、承担职能如此之多的国家，不大量印钱是不可能的，养老基金等还得靠资本市场融资。而穷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最直接的诉求一定是发福利，为了满足需求就必须继续印钱，然后这些钱流入资本市场，继续吹大泡沫、扩大贫富差距，形成恶性循环。

但是在上文所述的“大视野”分析文章中，有许多是如此地公式化，如此地以迎合读者为需要，以至于已经出现了不少深谙财富密码的职业从业者。这些作者似乎已经广泛普及了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范式：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的责任，其他的诸如性别对立、种族矛盾、生态问题等等都是资本家用来分化人民群众的幌子。因此，我们除了限制资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而当代世界一切问题的直接原因则是八十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尽管从这些文章的作者到读者可能没人真的能说清“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若干大V的一批文章要么说理严谨，要么气势恢宏，显示了这个范式无与伦比的逻辑自洽性。尽管可能大家还记得，四年前被更加广泛接受的是另外一种范式：在那里，民族矛盾才是核心，中国面临的 挑战不是什么资本的无序扩张而是清真食堂的无序扩张，美国即将衰落的原因不是什么资本垄断而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世界未来的 灾难不是什么资本作恶而是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的蔓延。至于他们自己，在一线城市加班加到两三点感受到的是幸福和充实。这种说法似乎也非常自洽。那时的国内互联网上几乎都是非常真诚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将“白左”视为人类文明的艾滋病毒，为特朗普建墙、禁穆令大唱赞歌，为减税方案和放松监管热情欢呼，相信这是刺激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高福利养懒汉的欧洲模式是自取灭亡。甚至还能找到几个笃信宗教虔诚到了坚信南方邦联才代表美国精神，“林肯之后无美国”，用邦联旗做头像的。当然，现在他们早就大半退出了互联网，但他们的观点是不会改变的。

还有个别技艺特别娴熟的，立刻从右派变成了左派，继续卖文恰饭的生涯：所谓资本会兜售吊死自己的绳索并不假，各路社交媒体上每天必骂资本作恶的几个大V基本都已经卖身资本，有时候批判资本的推送文章还会和广告一起发，画风实在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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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么匪夷所思的风向转变为何会发生的这么快，当然要考虑时代背景。年前后欧洲难民危机来势汹汹。巴黎、汉堡、布鲁塞尔、马赛，国人熟知的欧洲城市三天两头发生一次恐怖袭击，国内民族矛盾同样有激化之势，这种情况下网民的右转也可以理解。而四年过去，恐袭事件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而房价的飞涨彻底断绝了一线青年奋斗改命的希望。因此，本来就没小过的工作强度在阶层固化的绝望面前显得尤为不可接受，主流思潮飞速左转也实属正常。分析问题实在太复杂，哪里比得上“世界就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斗争”这样简单明快的叙事有吸引力。自远古以来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基本都是正邪对抗的史诗故事并非偶然，至于几千年过去，正义一方是神灵、国王、先知、商人还是无产阶级，邪恶一方是魔鬼、异教徒、侵略者、反动派还是资本家，实在无关紧要。

另一个原因是宏大叙事自有其审美快感。一年多以前曾经有过一条不起眼的新闻：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所有新建的政府大楼必须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这其中显然别有用意：从十九世纪开始，新古典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很多国家推崇备至的一种审美风格。它正是宏大叙事的象征，极力追求统一、秩序与宏大，着力强调艺术为当时建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服务功能，以至于被称为“革命古典主义”。在美术上，它体现为神圣肃穆和重视气氛营造的历史题材；在文学上体现为崇高悲壮的英雄史诗；在建筑上则体现为规模宏伟浩大的纪念碑式建筑。

林肯纪念堂：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典范

宏大叙事在民族国家中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欢迎：对民众而言，它能创造一种悲壮豪迈而又气象万千的集体主义宏大气氛，让人产生一种自己能够共享一个共同体的全部荣光的感觉。乔纳森·海特说，长期的群居生活使人的大脑里进化出了一个“蜂巢开关”，人一旦融入集体生活开关就会开启形成快感，因此人在人群中的情绪会趋向狂热。因此，世界上相当多的人一直以来都习惯宏大叙事，也始终对宏大叙事存有好感，尽管我们未必愿意承认这一点。

宏大叙事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被称作“喜剧审美”，它通过成果展示、气氛塑造与历史教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充满自豪感与幸福感的体验，这也是宏大叙事的主要形式。还有一类则是悲剧审美，这更为厉害，它体现的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集体苦难，英雄的牺牲与毁灭，因此激发人们的愤怒、恐惧与怜悯之情，形成悲壮、悲悯、悲愤的悲剧体验与集体情绪。它带给人们的不是愉悦和满足，而是古典悲剧的崇高感与神圣感。它使人们的精神意志迅速升华，从而迅速地投入崇高神圣的集体生活中。它往往适用于灾难关头，悲剧越宏大壮烈，人们从中得到的体验就越强烈，从而形成的情绪就越激烈、行动就越坚决。今年的一个例子就是甘肃女医护人员被强制剃头，我相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管者试图借此营造出足以形成悲剧审美体验的仪式感，从而向全社会显示他们以及医护人员的决心之强、牺牲之大、奉献之无私，尽管这样的牺牲是否必要实在可疑。

还有一个原因是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许多人生活的实感程度，社交网站与新闻客户端的算法更是使得信息茧房效应不断加强。人们很容易地就能大量得到符合自己口味的信息并屏蔽那些与自己口味不符的，并且与大量和自己持有相近观点的人抱团，并且在党同伐异的过程中获得快感。然而这些交往都是线上进行的，无论线上通讯多么便捷，它也不可能提供面对面交流带来的实感。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旦看不见摸不着，人们就很容易忽略电脑另一端是和自己非常类似、通常能找到很多共同点的活生生的人，而将其当成一个闪光的头像，片面地强化双方的矛盾之处，抽象成一个汇聚了所有不合自己观点意见的仇敌，因而情绪很容易迅速走向偏激。

此外，实感程度的降低还体现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受到严重的扭曲和单一化影响。十多年前“路人不上网，网民不上街”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经常被提到的现象，说的就是互联网世界和现实世界有着很大的偏差。互联网技术似乎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认识世界，但这种认识往往是片面的。尤其是信息茧房使人们几乎无法拒绝变得阴暗和狭隘：如果你长时间地沉醉于社交媒体，那么它很容易让你产生一种绝望无力感。今天蛋壳公寓暴雷，明天某大学生 ，后天某地发生恶性杀人案……媒体只会给你推送那些最极端的事情，每一条热门新闻底下都是成千上万类似的情绪渲染。如果每天沉浸在这里面，你很难不相信社会已经矛盾重重，接近爆炸：中小学生们都在被应试教育折磨的喘不过气，大学生们都在拼命内卷或被导师压榨，步入职场后就只有到三十五岁被裁员一条路可走……总之所有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整个世界正在加速走向赛博朋克的模样，而他们又没有任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甚至没有面对过多少真正的问题，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不断寻求情感共振，彼此强化情绪，所谓“政治性抑郁”正是如此产生。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浏览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患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的风险要比其他人高出60%。半个月前北交大那个 的大三学生大抵也是如此，可悲他在遗书这种本该最体现真情实感的文字中，想到的依然是“资本家、白匪、官僚、保守主义的老棺材瓢子和它们的走狗”之类离他非常遥远的事物。

然而如果从互联网世界里抽出来，好好回想一下自己及身边人的经历或者多去接触一些社会现实，难道这就是全部事实吗？似乎并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并没有崩溃，依然在日复一日地运转着，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是平静而正常的，并没有被“长期的绝望和无休止的抑郁”笼罩着。大多数中小学生依然能抽出时间打游戏、刷B站和参加体育运动；大学生也远非人人都投身于学习考证而无暇他顾，即使名校也是如此；交通晚高峰依然在晚上五六点而不是深夜。至于心理问题，大多数人在深夜网抑云一会儿后，第二天还是会该干嘛干嘛。甚至说的更彻底点，在全国还有六亿人月入不到一千元的情况下，这些人要真有什么博大胸怀就应该意识到，自己抱怨的这些事压根什么都不算。对很多真正的底层来讲，他们害怕的是没有出卖血汗换取高额加班费的机会，在一线城市的写字楼里一个月几万块钱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福报。至于什么加班抑制消费，我国消费水平依然在以每年将近两位数的水平增长，其中一大部分来自于中下层收入的增长。社会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在常规渠道内解决或者至少是缓解问题。解决问题靠的更不是道德直觉与口号式的道德批判。

可是对一个每天在虚拟世界里接触被扭曲了的现实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连串尖锐矛盾的简单体现。他们接触的人事物不是复杂的，而是像参与网上骂战的人一样是脸谱化的。人可以被简单分为“敌人”或“朋友”，要坚决打击或团结拉拢。久而久之，他们会丧失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呈现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行为特征。比较老实的可能沉浸在政治性抑郁当中，更魔怔一些的比如哈工大那位举报宿管阿姨分发巧克力的学生。他可能还会为自己的“高站位和警觉度”而沾沾自喜，这就像键政圈里的抱团和互喷一样再寻常不过，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理解这样的行为。如果将这种单调而扭曲的认识扩大的宏大叙事的层次，那就更惨不忍睹了。在国内层次上，稍微有点正常情感的人也不会如某些键政人一样沉醉于充满血腥味的叙事中，每天叫嚷“挂路灯”“杀光XXX”。在国际层次上，经常有人声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 有国际视野的民族，其他国家对本国以外都一无所知”。然而所谓的了解，也无非是粗浅的国家人格化。一切事物一旦被简单化、抽象化，对待它的态度就必定会极端化，因为人们无从认识到它的复杂和珍贵。

从另一个角度讲，对公共问题的激进表态也成为了很多人自我标榜的资本。关于社会正义、阶层固化、内卷之类的调查新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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