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全国各地纷纷兴起重走长征路、长征红色旅游、长征红色文化、以及以长征为主题、名称的各种活动，民众从中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长征文化的深厚意蕴和力量。感于此，既有对荡气回肠的长征岁月的崇敬缅怀、也有对星火燎原的长征文化的前赴后继。那么，长征文化有着何种文化生命力，使其不断被提及、时时被升华，今不妨溯源杂感一番，渴望管中窥斑，更好地践行长征精神。

图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伟大的实践通常孕育伟大的精神和文化。长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坚忍不拔、勇往直前、以苦为乐、忘我献身的革命精神谱写的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长征文化，则是长征这一伟大实践的产物，是中共和红军在克服困难、创立功业、争取胜利的过程中逐步铸造而成的，它反映了长征艰苦斗争的现实、承载着中共和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铸造的英雄典范和业绩，凝聚着中共和红军的理想信念、聪明才智和精神风貌。在长征中，中共和红军在克服一个个困难、赢得一次次胜利中创造出大批文化精神产品，进而汇集成了富有长征气息、反映中共和红军斗争生活实践的文化集合，长征文化由此生成。长征的伟大实践是孕育长征文化的摇篮，长征不仅是革命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也是文化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图为长征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

图为长征途中的水草地。

长征文化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产生了一大批反映长征历程、充满激情、极具战斗性的文学艺术精品。在这其中,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属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此外,还产生了数量巨大的大众文学和艺术作品,包括歌咏、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红军鼓动家”彭加伦曾如是说:“红军中没有职业的诗人，也没有固定的歌手。我们的诗人和歌手是全体指战员。我们的事业是一首万古流芳、无限壮丽的伟大史诗，我们的人，也是一群充满诗意的无敌的英雄。红军就是一个诗的集体,歌的阵营。”

当然，长征文化还有民间记忆的表现形态。红军的事迹通过指战员们曾经驻留和战斗过的场所、使用过的物品、唱过的歌曲以及民谣、传说、日常用语广为流传。比如，全国各地的红军坟、红军草、红军洞、红军灯等，甚至红军路过时生的孩子被称为红军儿、红军女。在长征路过的藏民区，红军未来之前，人们闻“共产”色变；长征过后，当地人为纪念红军，有的为出生的婴儿起名“共产”，“共产”成了吉祥幸福的象征。

图为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年8月，为募捐和扩大红军的国际影响，毛泽东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集体创作《长征记》的号召,要求对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可以是战斗经历，也可以是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同年6月，中共安排了首位西方作家埃德加·斯诺对延安苏区进行为期4个月的访问，毛泽东等主要中共领导都曾与其长谈，还向其提供了大量长征亲历者的回忆资料。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长征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强。长征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艰苦最关键的阶段，中共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和升华。毫不讳言，长征是中共和红军学习历史、学习革命传统最生动的教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为了使党和军在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成为抗日力量的中坚和模范，中共对自身历史特别是长征历史进行了深入挖掘和阐述，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教育，强化对自身的历史认同感，提高实践和发扬优良传统的主动性、自觉性。

图为年11月，在延安由总政治部宣传部出版印刷的《红军长征记》，这是该书最早的版本。

随着客观条件的不断改善，特别是中共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宣传、挖掘和培育工作的不断加强，长征文化开始得到普及并不断丰富。其一，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编撰的《红军长征记》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为代表，较为完整的、有影响的长征历史叙事逐步形成，从而夯实了长征文化的历史根基。其二，对长征历史的解读更为深刻，对长征胜利的原因和伟大意义的挖掘，长征历史的价值阐释彰显了长征文化的内在力量和典范品质。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由此，长征内涵得到了新的拓展，长征与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在了一起，不仅使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难曲折通过长征历史给予了形象化展现，而且也保证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长征革命传统和精神的继续发扬。

年10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为题，提出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新长征，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继续，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同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至此，“新长征”概念诞生：一方面表示有所继承、有所坚持，即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和伟大事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表示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即中共的任务由革命转向建设，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新长征”概念赋予了长征新的时代意义，使长征文化更加贴近了现实。

图为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景区由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亭、吟诗台和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10余个主要事件的微缩景观组成。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长征文化持续地得到凝聚升华，逐步形成了关于长征完整的历史叙事和深刻的价值阐释，其内涵也不断拓展。可以说，长征文化已深入民众的心理，融入民众的生活，体验长征文化的魅力成为当代人的一种精神追求。

长征文化的繁荣，为长征精神乃至革命精神的弘扬提供了文化底蕴和社会环境。当下，长征精神通过大量的长征遗迹和文物、以长征命名的建筑和场所、有关长征的历史文学和文艺影视、以长征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有关这些活动的宣传等载体，变得具体形象、生动鲜活；长征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的伟大实践中得到践履、丰富、升华，成为一种时代精神；长征精神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学习、实践、塑造的过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指引着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不断前行。

末记：长征在南粤

图为年冬，陈毅在韶关梅岭被敌围困时，在这个洞里写出著名的《梅岭三章》。

长征在南粤同样留下了足迹：年年10月26日日至11月13日，中央红军的第一、九军团大部，第三、五、八军团一部先后经过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和连县等地。在今韶关境内，红军与国民党军多次展开过激战，先后三次突破敌人设在南雄乌迳、仁化城口和乐昌的三道封锁线，胜利通过广东境内，向湖南方向前进。

图为年与陈济棠谈判的红军代表潘汉年。

并且，长征出发前夕，即年10月初，周恩来和朱德根据“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请求，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全权代表，在江西寻乌县罗塘镇与陈济棠的代表秘密会谈，达成5项协议，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在必要时“互借道路”，即红军行动事先通知粤军，粤军后撤40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西行时不进人广东腹地。这个协议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顺利突破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在赣粤、闽粤、湘粤边界的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支持，英勇奋战，牵制敌军，密切配合红军主力转移。项英、陈毅率领余部，突围转移到赣粤边油山山区，组成红军游击队，领导开辟了鞔粤边游击区。留守粤北、粤东等地的红军游击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敌军，从战略上配合了红军长征，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