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与荣誉公号参阅文章）

按：本文原载《党史纵览》，作者为何立波先生。特此致谢！转载时我们配发了图片。

耿飚

耿飚是我军一员著名战将，长征途中曾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和团政委杨成武一道，强渡乌江，夺取天险娄山关。年1月遵义会议后，作为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耿飚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年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等职，成为著名的“将军大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耿飚也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考验。

耿飚与所谓的“耿、黄反党集团”

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人员都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时任驻缅甸大使的耿飚，也面临着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造反派为了让耿飚妻子赵兰香背靠背揭发耿飚，让她先回国。

耿飚回到北京后，尚未回家，就被造反派“接”到了外交部，勒令他交代在驻缅使馆工作中所犯的“罪行”,以及在任副部长时如何执行“三和一少”的“资产阶级外交路线。”造反派暗示他揭发外交部长陈毅，遭到耿飚的严词拒绝。此后，耿飚和妻子赵兰香便开始了被审查、被批斗的苦难历程。

有一次，造反派逼耿飚交代他和刘少奇的“黑关系”，结果一无所获。造反派又把诱供的对象放到还在领导岗位的陈毅身上。但是耿飚就是不就范，他们无可奈何，气急败坏之下，又追问耿飚为何要在“文化大革命”前挖空心思图谋钻进解放军，并信口雌黄地说，若不是耿飚自己要求，叶剑英为何向外交部提出要调他到军队呢？

对于此事，耿飚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叶帅向外交部提出要调我？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无论造反派如何追问，耿飚都是茫然一片。

后来，耿飚为了弄清这件事的真相，特地向老同志们打听。几经查询，才得知此事原委。“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中央开会，会上叶剑英写了个字条递给参加会议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字条上写道：军委考虑将耿飚调任国防部副部长，请炳南同志征询外交部党委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党委没有同意，此事也就作罢。由于当时耿飚任驻缅甸大使，不在国内，因此对这件事并不知晓。若不是造反派提及，耿飚恐怕还蒙在鼓里呢。

造反派在政治上整不倒耿飚，就在生活上整他，不让他治病。由于长期受折磨，耿飚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终于病倒，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肝炎和肺结核，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但造反派硬说耿飚是为了逃避审查而假装生病，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外交部，必须立即让耿飚到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无奈，只得勉强放了耿飚。医院住了十多天，尚未痊愈，就又被送了回来，继续接受批斗审查。

造反派不满足于此，还将耿飚全家扫地出门，勒令他们限期搬出东交民巷外交部宿舍，搬到黄镇一家居住的小楼里。耿黄两家人口都多，一座小楼根本无法住，没有办法，耿飚就叫已成家的孩子搬出去，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借房住。

8月7日，“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之一王力发表了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的讲话，即“王八七”讲话，外交部门一片混乱，还出现了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果断下令将煽动者王力和造反派头头中的主要肇事者隔离审查，并将被夺的外交大权重新收归中央掌握。但在江青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下，极“左”思潮继续泛滥，“打倒陈毅”的口号继续存在，社会上还不断出现“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口号。耿飚和黄镇在谈到这些事情时忧心忡忡。

一天，耿飚对黄镇说：“我们是不是写份大字报，对外交部的这些问题和那个‘王八七讲话’，表明我们的看法？”黄镇欣然同意：“好啊，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

大字报很快写好了，主要观点是反对“打倒陈毅”，反对把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把我国17年来成就辉煌的外交工作说成漆黑一团，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指出“王八七”的阴魂未散，还在干扰着外交工作，等等。这张大字报立即在大使们中间传阅，大使们纷纷签名。

这份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外交部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不久，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耿、黄的大字报相呼应。这样，声势和影响更大了，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中央文革”很快得知此事。江青等人借机大做文章，把外交部出现的大好形势污蔑为“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一时间，耿飚和黄镇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主要对象，将他们打成“耿、黄反党集团”、“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耿飚和黄镇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四位大使，就被扣上“耿黄集团”中的“四大金刚”的头衔。

斗胆直言，建议中国改变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政策

年下半年，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和周恩来的再三督促下，耿飚和黄镇得以“解放”。毛泽东在得知耿、黄因写大字报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后说：“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年4月，耿飚得以“解放”，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5月6日，中共九大闭幕后，耿飚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年11月23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两党领导人多次往来。阿尔巴尼亚的党政领导人霍查、谢胡、巴卢库等多次到我国参加有关会议和庆典，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先后于年、年和年三次率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6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中，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处在“同一战壕”，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在一系列国际斗争中，阿尔巴尼亚坚定地支持中国。中国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的支持。

年5月16日，耿飚抵达阿国首都地拉那赴任。可在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以后，耿飚逐渐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

与西方的援助不同，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自己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年以来，中国政府给阿尔巴尼亚提供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对于人口只有万的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可达公斤，远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

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曾经坦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另一位领导人谢胡甚至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当面质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然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他的谈话几乎句句不离要求中国援助，说阿尔巴尼亚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谢胡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李先念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耿飚对阿尔巴尼亚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后深感忧虑，因为阿尔巴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追求大而全，战线拉得过长，非生产项目搞得过多。年，阿方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24％，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年11月20日中阿签订的协定，中国援阿新项目的建设和投产就需要增加4.6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国当时产业工人的38.3％。

另外，在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而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阿方在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黑白电视机还很少见。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中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中国帮助阿方建立了纺织厂，但阿方没有棉花，中国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阿方制造出了服装，却硬要卖给中国，倒过来赚中国的钱。

有一次，阿尔巴尼亚副总理查尔查尼向耿飚提出，要中国帮助更换阿国某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中国援建的，本应使用中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中方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耿飚当即拒绝了这个不合理要求。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耿飚通过实地调查看到，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他们还把中国援助的水泥、钢材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毫不爱惜、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地里，听任风吹雨打而无人过问。耿飚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忧心忡忡的耿飚认为，我国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对阿尔巴尼亚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办法，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而对阿方来说，则惯成了他们依赖别人，处处向别人伸手的懒惰习惯，不利于他们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说被毛泽东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的“坏话”，无疑会带来极大的风险，会给江青等人以口实。但出于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长信。

在信中，耿飚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耿飚认为，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鉴于此，耿飚提出国内在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规模、内容和方法上，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对耿飚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他提出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将耿飚的信转报了中央。后来，耿飚回国后遇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恩来后来和耿飚谈话时，也提起耿飚写信的事。他告诉耿飚，毛主席看了耿飚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关于改变援助阿尔巴尼亚政策的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实施。

年10月，阿尔巴尼亚再次向中国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在阿国“六五”期间提供约5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只给10亿元的贷款。阿方对此很不满意。

在此前后，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中国发展与罗马尼亚的往来、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十分不满，并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公开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在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30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10个项目后，终于于年结束了长达20余年之久的畸形的中阿援助关系，这是后话。

主政中联部后，耿飚大胆解放干部

耿飚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一年后，一次不慎摔成骨折。回国休养期间，他的工作有了新的调整，年1月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周恩来为此和耿飚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因为当时主管中联部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康生。周恩来特别嘱托耿飚：“今后关于中联部的具体工作，可以多向康生请示。”耿飚有些不理解，因为他知道康生和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他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伙同江青等搞了许多阴谋诡计，整了不少老同志。周恩来似乎看穿了耿飚的心思，解释道：“在中央常委中，由康生分工领导中联部。毛主席很信任康生。‘文革’前，中央指定刘少奇负责国际共运问题并指导中联部的工作，由康生协助；现在则由康生负责。毛主席虽然也要我负主要责任，但是由于我工作太多，忙不过来，实际上都由康生来管。所以，你有事当然要向他请示。此其一。其二，你在和康生接触中，也可以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和他们（按：江青等人）逐渐疏远起来。同时，还可通过康生来防止他们插手中联部的工作。”关于后一点，周恩来和耿飚谈过不止一次。

的确，康生既和江青等人有勾结的一面，却也有矛盾。“九·一三事件”以后，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猖狂嚣张，康生因在家养病则受到冷落。康生已和“四人帮”产生了矛盾，加上重病缠身，所以无力顾及此事。康生在耿飚到中联部工作以后与他的谈话中，还多次提到自己和张春桥的纠葛。

鉴于中联部干部多被打倒，无法开展工作，耿飚向康生提议解放一批干部。康生同意了。耿飚回到中联部后，首先开会布置从五七干校调回干部的工作。经过耿飚的努力，解放了张香山和唐明照，并让他们立即参加领导工作。后来，唐明照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张香山则被提拔为中联部副部长。

后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找到耿飚，说：“中央各部门有一批老同志相继得到解放。‘文革’前的外办和对外文委现已撤销，有些老干部如李一氓、张致祥等同志，原拟安排到外交部，姬鹏飞已同意，但造反派不答应，因此想改为安排到中联部，行不行？”

耿飚很爽快地说：“行！非常欢迎。”但李先念有些担心：“耿飚你倒很爽快，但是你们那里的造反派会不会反对？”耿飚答道：“中联部正需要领导干部，这些老干部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您把这笔财富给我们，我当然答应得很爽快。至于造反派嘛，我不被他们所控制。”这样，李一氓和张致祥便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同时，耿飚还解放和提拔了一批局级干部。

康生晚年患病，常叫妻子曹轶欧代他听取一些部门关于运动和工作的汇报。耿飚认为这不符合组织原则，因此每逢去汇报时，只与曹轶欧谈些无关紧要的事，凡是重要的事，一定要面告康生。有时康生实在不能谈话，耿飚便直接向周恩来请示。

这样一来，耿飚便得罪了曹轶欧。曹后来还几次托人找到耿飚，想把中央党校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推荐到中联部来任副部长。耿飚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

70年代初期，我国的外交工作有了新的开拓，取得了新的进展。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以恢复。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率团访华。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日益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耿飚也在考虑着如何开展中联部的工作。耿飚考虑可以同各国的社会党、社民党进行交往，也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耿飚带着这个问题专门去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如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至于社会党，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和我党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交往和交流。不过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事还不能一下子铺开，可以先找少数国家的社会党和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后来中联部邀请了少数国家的社会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来华访问。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联部才将这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不向江青屈服，得罪“四人帮”

江青欲插手中联部，遭到耿飚的抵制，他由此得罪了江青。耿飚到中联部后得罪江青的第一件事与她摄影有关。江青喜欢摄影，凭其特殊身份经常在一些报刊发表摄影作品。后来，江青准备在外文局下属的《人民画报》上开辟一个专栏。

外文局将此事上报中联部。耿飚考虑到《人民画报》是党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而且译成多种文字向外国发行，对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而江青竟要每期《人民画报》都留出一页，供她发表摄影作品，宣传自己，这样做很是不妥。于是，对此予以拒绝。他对江青派来的人说：“虽然她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那也不能搞特殊。我们还是按照原则办事。”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又派人给中联部送来几本书。当耿飚得知其中没有毛泽东的书，都是江青自己的小册子和“梁效”的评论集后说：“那就不去管它，放在那里就行了！”

好心的同志提醒耿飚，对江青赠书最好表个态，或者组织群众学习书中的文章。

耿飚说：“不必表态，也不用道谢。至于学习，我们现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这些书谁愿意读谁就可以拿去。”

后来，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耿飚、姬鹏飞和黄镇三人也参加了。散会后，江青要他们三人留下来谈话。她说：“以前我和你们联系不多，今后希望你们经常到我那里走动走动，经常通通气。”“我这里有许多关于路线斗争的材料和书籍，可以给你们送去；你们那里有关运动（指“文化大革命”）和业务（指外事工作）的材料，也希望经常送给我……”

耿飚他们明白，江青企图通过拉拢他们来插手并控制外交、外事部门，他们三人谁也没有到江青那里去。

除了以上几件事得罪江青外，在外事活动中耿飚也得罪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有一次，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由中联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协助。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与外宾会谈，并陪同赴外地访问。

但是王洪文硬是挤进来参加活动。在赴外地之前，耿飚和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一道去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指示：在外地活动中要突出邓小平同志。周恩来预见到“四人帮”会利用这一机会来排斥邓小平，故特此作出这一指示。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在赴上海前夕，王洪文叫秘书通知中联部，提出要准备两架专机，由他自己陪同黎笋乘第一架专机先走，邓小平则乘第二架后面赶来，以便造成在上海机场的欢迎场面中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从而突出王洪文自己。

耿飚想，一定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行事，决不能让王洪文的阴谋得逞。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王海容，和她就此事交换意见。他们一致意见，拒绝王洪文的无理要求。

第二天，当专机抵达上海机场时，耿飚料定王洪文早有布置，所以事先吩咐随行的中联部工作人员做好准备。果然，在机场的迎宾活动和后来的参观活动中，上海市革委会的那帮人使用各种手段企图排斥邓小平，突出王洪文。

这时，中联部的翻译和工作人员尽量把邓小平和主要外宾拉在一起，不让王洪文插在他们中间，从而挫败了他的阴谋。王洪文见自己的企图落空，便迁怒于耿飚，一见到耿飚便怒目而视。

“四人帮”对耿飚怀恨在心。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江青和参加者—一握手，但她来到耿飚面前时，瞪了他一眼，不和他握手，扭头就走。李先念看到后问：“耿飚，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江青不和你握手，是什么原因？”

耿飚便把江青要求在《人民画报》上开辟个人专栏以及她向中联部赠书后自己没有致谢等事说了一遍。李先念表示赞许，提醒耿飚说：“哦，你的胆子确实不小。不过，对这个人（指江青）你还是要当心呐！”

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邓”，没有通知耿飚参加。耿飚听说别的部长都参加了，但既然不通知自己，正好躲开了。不料，几天后张春桥见到耿飚，阴阳怪气地问：“那天为什么不参加会议啊？你对批邓究竟抱什么态度？”耿飚反唇相讥道：“你们不通知我，我能去参加吗？”这下得罪了张春桥。

年1月，中联部的造反派开始贴耿飚的大字报，进行“批判”、“声讨”和“揭发”，在北京街头和外地也出现了“打倒耿飚”的大标语。耿飚很气愤，当即对周恩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工作，可不可以辞职不干？”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过了一会，他又用和缓的语气鼓励耿飚说：“我送你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

根据华国锋手令，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纸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

“四人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准备工作。他们还在内部放出话来，说在10月7、8、9日将有特大好消息。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突然打电话要耿飚去国务院会议厅商量事情。耿飚到那里时，外交部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华国锋径直告诉他们：“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中，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

耿飚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研究结果是，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走后，耿飚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临走时，华国锋对耿飚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亲自给耿飚打来电话，要他迅速驱车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匆匆赶到怀仁堂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已在当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了隔离审查。

华国锋立即向耿飚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按：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郑重嘱咐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耿飚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

华国锋爽快地回答：“好！”当即提笔给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接过手令之后，耿飚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是警备一师。”耿飚说：“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耿飚领受任务后，立即驱车去广播事业局。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耿飚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带着其中的10名战士直奔广电总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事发突然，邓岗有些紧张。耿飚径直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

邓岗看完手令，好久不说话。耿飚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要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邓岗似乎明白了耿飚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耿飚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成员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耿飚请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邓岗把广播事业局11位核心小组成员找来，耿飚把华国锋手令再次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

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由各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他的发言很简单：“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出现了。一定要把住！”

接着，耿飚给华国锋打“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耿飚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经与邱等协商后，立即打电话把中联部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等音乐节目。耿飚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耿飚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控制了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耿飚和邱巍高等人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就离开了中央广播事业局。

耿飚在离开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翌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宣部尚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会议还决定由耿飚负总责。

一年后，年10月，中央宣传部恢复，宣传口完成了历史任务而宣告解散。

在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大和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耿飚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年至年，耿飚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年7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0年6月23日，耿飚走完了他非同寻常的一生，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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