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第13期《环球人物》杂志《从卫国战争到普京时代》

莫斯科战士：

“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悲壮之地。

这是铭刻在红场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次阅兵。城外，百万德军围城，苏军只有几十个步兵师勉力防御；城内，德机持续轰炸，苏军强力拦截，各国外交人员纷纷撤离。

天还没有完全亮，斯大林登上了阅兵台，他决定与莫斯科共存亡。在讲话中，他号召莫斯科军民与他一起，坚守此城。数十万红军官兵志气高昂地走过红场，和所有的阅兵不同，他们没有终点，他们直接开赴战场。

这也是红场上最短的一次阅兵，前后仅用了25分钟，但它改变的是整个二战。25分钟后，苏联各地掀起参军热潮，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赶来的援军也奔向前线，苏军在莫斯科的兵力迅速上升到万人。12月，反攻开始了。第二年4月20日，苏军以70万人伤亡和被俘的代价，把德军赶到了莫斯科城外至公里处，首次打破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希特勒的“闪电战”破产了。

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狂欢之地。

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天苦战，牺牲了万儿女的苏联人涌进红场，狂喜呐喊，拥吻起舞，在巨大的苦难过后迸发出巨大的欢呼。那是一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未知终点的生死劫难，终于抵达彼岸时的痛彻激情。

6月24日，前方的战士回到红场，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用一场新的阅兵宣告胜利和新生。其中名士兵倒持着战争中缴获的面纳粹军旗走过检阅台，把旗子抛在红场一侧的列宁墓前，以此向祖国致敬。

为了纪念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士，莫斯科城外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年5月8日，晴空万里，91岁的老兵马尔钦科·格奥尔吉耶维奇来到纪念碑前，悼念曾和他并肩保卫莫斯科、最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们。随后，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这座城市的伤痛时刻——

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当时我17岁，读9年级。那天中午12点，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抗击德军。我和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气愤，跟着大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参军上前线。

一周后，我们就拿到了武器，有枪也有炮，大家有的当了步兵，有的当了炮兵，还有的当了装甲兵或骑兵。我成了一名步兵，加入了莫斯科民兵第二十一步兵师。

7月7日，部队开拔了。我们向着距莫斯科西南方向近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前线进发，那里是通往莫斯科的重要据点。

我在学校里曾接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体能和军事技术都比较过硬。但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我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确实害怕。我只能告诉自己害怕是没有用的，必须经历它，适应它。

在一次战斗中，我和德军直接遭遇了。在战友的掩护下，我干掉了3个前来偷袭的德军士兵。但在撤退时，我一不小心掉进了沼泽地，幸亏旁边的战友把手中的枪伸了过来，我抓住枪管才爬出来。就是这位战友，两天后被德军的炮弹炸死了。我非常怀念他，每年都要到纪念碑前给他献花。

9月中旬，德军绕过了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逼近，我就随部队撤往莫斯科南郊，驻扎在距离市中心不到公里的地方，投入莫斯科保卫战。

德军入侵之前，莫斯科是个坐落在森林中的花园城市，地铁已经通了6年，基础设施十分现代化。纳粹的铁蹄改变了这一切。为了备战，莫斯科市数百万居民同仇敌忾，在城内外构筑了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和纵横交错的战壕。

德军扬言要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10月2日起，德国万大军从西、北、南三面向莫斯科发起进攻，其中西北方向的攻势最强劲，一度打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2公里的波良纳。德国陆军元帅博克登上那里的一座塔楼，用望远镜眺望，激动地说：“我终于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房顶了！”

当时战况非常惨烈。有的团一次战斗下来，只剩下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我们这一批学生兵，原来有1万多人，战后仅剩0多人。我常常翻看我们班9年级时拍的合照，那些同学有的牺牲了，有的失踪了。还有很多莫斯科家庭是全家多人上前线，有的父子牺牲在同一个战壕里。我们家也是好几个人上前线，我的哥哥就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牺牲了。

全国各地的兵力都被调集来保卫莫斯科。有的地方对德军形成内外夹击，这也是对莫斯科形成多层防御。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战友库兹明科·尼基季奇，他今年93岁了。当年他所在的第十六集团军三二四步兵师就驻扎在莫斯科西南多公里的地方，与我们驻扎在近郊的部队内外配合，夹击德军。

有一次，库兹明科去查哨，没有带枪，只带了一把马刀。在回师部的路上，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小股企图偷袭师部的德军。这时，他已来不及去报告，就抽出马刀，高喊着“德国兵来了”，向敌人冲了过去。他这一喊给自己的部队报了信，哨兵听到喊声，鸣枪报警。这股德军一看大事不妙，调头逃走了。库兹明科的机智勇敢让三二四师避免了一次灾难。

还有一次，第十六集团军制定了一个攻击德军的秘密行动，要求他们师的九十七团配合，但电话和无线电都联系不上。师长把联络任务交给了库兹明科，让他亲自去传达。但九十七团和师部被德军隔开了，要想完成任务，必须穿越德军防区。库兹明科只带了两名士兵就出发了。在一条水沟旁，他们被德军发现了。突围过程中，一名士兵中弹，倒在了水沟里。他和另一名士兵眼看就要穿过德军防区了，一枚炮弹在他们身后炸响。库兹明科回头一看，另一名士兵也倒在血泊中，头都没了。他自己的腰部也被弹片击中，但他坚持赶到了九十七团，传达了军部指令。后来，九十七团执行的突击行动很成功，消灭了0多名德军士兵。库兹明科也因此得到了一枚勋章。

在莫斯科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德军的“闪电”行动一次次被遏制，变成了持久战。历时近7个月，德军最终败退。

当然，我们能够胜利，也离不开天时地利的因素。德军原计划在严寒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但被我们拖住了。天气一冷，德军缺少防寒衣物，运输车辆的油料也不抗冻，大批武器和装备瘫痪。而我们既有防冻抗寒的棉衣、皮靴，又有挖好的战壕可以御寒。天气越冷，双方战斗力的悬殊就越大。可以说，连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攻入柏林将领：

“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年4月26日，德国，柏林，决胜之地。

苏联红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成排的喀秋莎火箭炮一起发射，它们的目标——柏林市中心。

4月27日，红军打进柏林市区。4月28日，红军到达了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广场。就在这一天夜里，希特勒在他15米深的地堡里，口述了两份遗嘱：一份任命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一份决定与他17年来的情人爱娃·布劳恩结婚。4月30日下午，地堡里的希特勒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爱娃服毒身亡。就在这一天，苏联红军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5月7日，邓尼茨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

5月8日深夜12时，柏林郊外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在苏军元帅朱可夫主持下，德方代表与苏、美、英、法军队的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投降书从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由于时差，苏联当时已是5月9日凌晨，美、英、法等国还是5月8日下午和夜间。后来，西方国家把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苏联的胜利日是5月9日。

还有什么方式比阅兵更能表达战胜者的心情呢？5月4日，苏军柏林卫戍区部队在勃兰登堡门和国会大厦旁举行了阅兵式。当时柏林的街道上还冒着烟，苏军的军服上仍沾满灰尘，但齐步行进在废墟旁的将士们气宇昂扬。

9月7日，苏、美、英、法四大盟国举行了联合阅兵式。苏联是主角，于是其他三国有意低调处理。盟军在这次阅兵式上表现出的貌合神离，被认为是冷战悄然展开的标志之一。当然，这是后话了。

柏林的这些历史性时刻，苏军将领崔可夫带着伤一一见证了。3年中，他从斯大林格勒打到了柏林。他率领的部队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一支铁军。这场发生在年到年的战役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此战后，苏军开始掌握主动权。70年后的这个5月，崔可夫的孙子尼古拉在自家的别墅里，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祖父的光辉岁月——年春天，我们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但德国的攻势并未减弱，他们制定了夏季进攻计划，企图在南线集中兵力，攻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夺取石油资源，占领伏尔加河下游。

年6月，德军开始进攻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苏军决心死守。9月，祖父临危受命，出任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官，率军驻扎在伏尔加河西岸。他向上级表达了决心：“我发誓，绝不离开斯大林格勒，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要么守住城市，要么战死在这里！”

祖父是一个进攻型的指挥官，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次祖父视察军营，发现一个师长把指挥部设在了相对安全的河东岸，于是怒不可遏，一拳就把师长打倒在地。由于祖父穿着大衣，师长的警卫员不知来人是谁，立即扑了上去，打倒了祖父。这时，祖父大衣里的军衔露了出来，警卫员发现是位将军，知道闯了祸，赶紧请罪。正常情况下，袭击司令官是要被枪毙的。但祖父觉得，战争期间应好好保存力量，不能轻易杀死一名战士。他站起来拍了拍那名士兵，说了声“好好干”。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巷战激烈闻名于世。年底，德军发起最后一次猛攻，第六十二集团军被切成3段。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残酷的战场。祖父指挥部队以建筑物为据点，阻击敌人。他把指挥部设在阵地上，不后退半步，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气。有一次，祖父看到一名战士受伤，上前询问：“感觉怎么样？”战士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六十二军的。”别的什么也没说。

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军胜利而结束。两个月后，第六十二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八集团军，祖父率军继续向西进发，先后参加了库尔斯克、顿巴斯、顿涅茨克等战役，以及解放敖德萨要塞的战斗。敖德萨解放当天，莫斯科还鸣礼炮庆祝这一胜利。此后，第八集团军编入朱可夫元帅领导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为主力解放白俄罗斯，后又攻克波兰、东普鲁士，一路向柏林打去。

说起来，祖父还是第一个得知希特勒自杀的苏军将领。5月1日凌晨，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钻出掩体，前往祖父的指挥部，商谈停火事宜。克莱勃斯神神秘秘地对祖父说：“我告诉您一件绝对机密的事，您是我通报的第一位外国人——希特勒已于昨天自杀了。”祖父不动声色，淡淡地回答：“这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但他立即到另一个房间给朱可夫元帅打电话汇报。十几分钟后，斯大林发出指示：“德军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能进行任何谈判。”克莱勃斯只好悻悻地回去了。第二天，克莱勃斯声称要投降，让祖父过去。没想到祖父在那里突然遭到德军强硬分子枪击，腿部中弹，幸亏有卫兵拼死相救。年，祖父被授予元帅军衔。

祖父当初是从中国被调回苏联参加卫国战争的。他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12岁就辍学前往圣彼得堡（年至年称为列宁格勒）谋生。年，祖父进入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后改为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东方系中国部深造，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汉语。年，他以学院实习生、外交随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了中国。次年，祖父毕业，被再次派往中国，当了两年军事顾问。

年，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在北上进攻苏联和南下同英美开战之间举棋不定。这种情况下，熟悉中国情况的祖父再次被派往中国。斯大林对他说：“你在中国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军队拖住日军的一条腿，绝不能让日军北上。如果日军北上，德军又从西面入侵，我们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

祖父还给国民政府送过一份厚礼，包括架战斗机、架轰炸机、门大炮、辆卡车等装备。但不久，“皖南事变”爆发，祖父很震惊。他在会见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时问：“你们是不是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何应钦含糊其辞。祖父表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很难再得到苏联援助。当时，祖父领导的顾问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苏联援助物资的分配。“皖南事变”使国民政府陷入外交被动，不得不表示停止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行动。在这件事情上，祖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后来，祖父当过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总司令等职，年去世。

列宁格勒女英雄：

“我是步兵团的女儿”

年5月9日，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首府里加，欢呼之地。

一名当时的小学生牢记那天的情形：凌晨时分，熟睡中的她被喧闹声吵醒。在自家的厨房里，她看到身为军人的父亲和许多战友坐在餐桌旁。父亲对她说：“高兴点，我的女儿。希特勒彻底完了，我们胜利了！”父亲身边的一位士兵眼含热泪地说：“小姑娘，战争终于结束了！”天一亮，她和哥哥来到大街上，看见到处是欢呼的人群，“胜利”“万岁”的呼喊不断响起。傍晚，她看到一支苏联红军部队经过里加市中心。行进中的士兵们虽然疲惫，衣服和靴子沾满尘土，但精神饱满，脸上挂着笑容。路边的人们把采来的野丁香送到士兵手中，并欢快地拍着他们的肩膀。

时间倒回到4年前。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苏联，作为苏联西侧、紧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较早被德军占领。两个多月后，德军开始围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叫嚣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祥地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掉”。

此后的天里，苏军和德军在列宁格勒反复争夺，最终苏军击败了围攻的德军，沿着德军入侵时的路线开始反攻。从列宁格勒方向出发的苏军收复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其中一部分作为北线部队，继续向波兰和德国本土进攻。

5月9日那一天，当里加的小学生捧着野丁香欢迎苏军时，女英雄伊万诺娃·济纳达伊·康斯坦丁诺夫娜就行进在队伍里。如今已87岁高龄的她，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从列宁格勒到里加的战斗故事——

年，我就出生在列宁格勒，父亲是一名红军军官，母亲是一名坦克手。年，我还不到14岁时，德国人来了，父母都上了前线，只剩我和奶奶在家里。那年8月，父亲被德国飞机炸死了。当时我就发誓，一定要上战场为父亲报仇。

第二年春天，我还是个少先队员，就找了一枚共青团团徽戴在胸前，想冒充团员入伍。不过，我个子太矮，年纪又小，没得到批准。但我告诉大人们，我非去不可。有一天，我看到一辆开往前线的装弹药的卡车停在路边，就偷偷钻了进去。卡车开到前线，士兵们卸货时突然发现车上有个小姑娘，吃了一惊。前线的军官本来想劝我回家，或者到儿童院干点活，但我坚持一定要到前线打德国鬼子，给父亲报仇。最终，我留在了步兵团，当了通信兵。

在列宁格勒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电话线被炸断了，团长先后派了两个战士去接线，都牺牲了。我就说：“我个子小，容易隐蔽，派我去吧。”团长实在不忍心，可又没有办法，一把抱住我说：“孩子，你去吧。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完成任务，也要活着回来！”在电话线被炸断的地方，我找到电话线的一头，却怎么也找不到另一头。找了好半天，我看见那一头线在牺牲的战友手里。掰开他的手时，我还能感到他的体温……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一名战友身负重伤，走不了路，就把他也背了回来。

因为我的父亲牺牲了，大家就叫我“步兵团的女儿”。另一次战斗中，我和4名战友在瞭望台里被德国人包围了。指挥官说：“敌人靠近了，你们什么时候开枪不用听我的命令。但最后一颗子弹必须留给自己，我们不投降，也不当俘虏。”我那时才15岁，连男朋友都没交过，心想如果真这么死了，真是不甘心。幸运的是，我们最后被前来增援的战友救了出来。

还有一次，我们设置了包围圈，在包围圈里挖了战壕，打算诱敌深入。战斗开始后，我和几名战友故意暴露在敌人视野里，果然有20多辆德国坦克朝我们开来。等敌人进了包围圈，我们赶紧跳进战壕向部队发信号，报告敌人位置。部队很快发起进攻，打了一场胜仗。我因此受到了嘉奖。

年，我们打退了列宁格勒的敌人，但没什么时间庆祝，部队就向波罗的海方向开进。我们部队进攻拉脱维亚，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我遇到了一名空军战友，我们步兵团和他们空军部队联合攻打里加。我们对彼此的印象很好，约定如果战争结束了，我们都还活着，就结婚。

年5月初，我们解放了拉脱维亚全境。我当时还想打进柏林呢，但上级的命令是留下驻守。不过他们空军部队去了柏林，我母亲也开着坦克打到了柏林市区。他们都参加了在柏林的四国联合阅兵。

后来每年5月9日，我和丈夫都会参加红场阅兵。10年前，在胜利60周年时，我的丈夫去世了。今年，我一个人站在红场的观礼台上，怀念着他和所有战友。

奥斯维辛幸存者：

“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脸”

年5月9日，波兰，奥斯维辛城，平静之地。

他们的欢庆时刻来得更早，年初，苏联红军已经基本解放了波兰。二战期间，纳粹在德国本土及占领区设立了超过1万个各种类型的集中营，0多万平民和战俘惨死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著名的一个。

年9月，德国占领波兰，两三个月后，纳粹军官看中了交通便利的南部小城奥斯维辛，下令建造集中营。年，纳粹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此后，约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其中90%是犹太人。这里成了“死亡工厂”。

然而，直到被苏军解放之前，这座集中营竟然鲜为人知。

年1月，苏军进攻奥斯维辛城。一支红军部队在城外的树林中行进，突然间眼前的树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地图上并未标示的一大片建筑物，而且没有一个人影，安静得有些诡异。苏军士兵满怀疑惑，砸开了大门的铁锁。带队的苏军上校格罗马茨基回忆：“我们刚进去的时候，看不到一个人。在向前冲了大约米之后，突然几百个穿着囚服的人哭喊着拼命向我们跑来，紧紧地抱住我们不放。一位妇女甚至拿出了她藏起来的一点糖果，硬塞进我们手里。我见过无数战友牺牲，却都不如这个场面让我揪心。”

原来，苏军开始进攻奥斯维辛后，集中营的纳粹看守纷纷撤离。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直到看见砸门而入的苏军身穿的并不是纳粹制服，他们才知道自己得救了。多名幸存者成了那一历史时刻的见证人。今年4月26日，正当欧洲各国筹备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时，在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95岁的犹泽夫·帕钦斯基与世长辞。作为第一批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到战争结束依然奇迹般活着的人，他是“幸运的”；但他又是不幸的，终其一生都活在集中营的悲惨梦魇中。就在去世前不久，犹泽夫还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

年，德国侵占波兰，我参加了抵抗战斗，但被俘虏了。后来，我侥幸从战俘营逃出来，想到法国参军，继续战斗。我走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被德军抓住，又被送回波兰的监狱。年6月14日是我一生也无法忘记的一天。德国监狱长把挑选出的名犯人赶上了火车，20岁的我就在其中。

虽然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座位，我还以为要被送去某个地方劳动。几个小时后，火车到了克拉科夫，火车站的场景让我很难受：德国人唱着、跳着、欢呼着——法国投降了！我原本还想去法国参军，结果巴黎却沦陷了。火车驶出克拉科夫后，再次停下来时就是奥斯维辛，不见了欢呼的人群，只有几个凶恶的党卫军士兵等着我们。搜过身后，一个党卫军军官大声训话：“告诉你们，这里不是疗养院，是集中营。在这里最长可以活3个月，犹太人和牧师最多活6周。出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焚尸房的烟囱！”

训话结束后，我们每人拿到一张卡片，在上面填写姓名、职业、嘴里镶的金牙数，还有家族病史。每个人都有编号，我是号。后来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党卫军就把编号刺在我们身上。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大多是像我这样第一批进来的人。原因很简单，集中营成立之初，很多“管理岗位”空缺，党卫军只能在犯人里选一些。我被分配到为党卫军服务的美容用品店，每天从仓库取货，还要打扫卫生。很讽刺的是，我每天都要打扫四五次集中营大门——大门上写着“劳动带来自由”。除了商店，在集中营的食堂、医院工作的犯人也有更多幸存的可能。因为这些岗位上的犯人更容易得到德国人的“尊重”，也能偷点吃的。但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惹恼了德国人。

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给纳粹指挥官胡斯理发的工作。前任理发师是个同情犯人的德国人，偷偷地给犯人东西。党卫军发现后把他关进了禁闭室。我担任临时理发师后，胡斯比较满意，所以就长期留任了。不过，我被禁止和党卫军军官交谈。替他们理发的几年里，我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

年底，有个消息在囚犯中悄悄传开：苏军离奥斯维辛越来越近了。年元旦过后，飞机频繁飞过集中营上空，再后来，我们甚至隐约听到了炮声。大家都憧憬着离开集中营的日子，我甚至偷偷做着回家的准备。但突然有一天，我和几十个犯人被转押到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关押过20万人，有10万人被迫害致死。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我又熬了4个月。直到5月5日，美国军队开进了集中营，我自由了。

我和几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联系上了。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被转押离开后不久，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那天，雪下得很大，他们隐约看到远处有很多人穿着白色的迷彩军服。他们以为这是被纳粹运来的新囚犯，所以都待在囚房里不敢动。但是等这些人走进来之后，他们看出是军人，而且不是纳粹军人！他们兴奋得像疯子一样跑了过去，不停地拥抱、亲吻他们。苏军掏出身上的饼干和巧克力分给了他们，称呼他们为“幸存者”。

后来，我读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座小镇上教书，离奥斯维辛只有公里。这几十年，我虽然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却始终忘不了集中营里的日子。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脸：他们被送进毒气室时的惊恐，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前的痛苦……这些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现，怎么也忘不了。

作者：《环球人物》赴俄罗斯特派记者张建魁田亮，驻波兰特派记者李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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