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陈列着一件非常珍贵的铁人生前遗物——棕榈箱，这件精品可谓该馆的镇馆之宝。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认定为一级文物。棕榈箱呈长方形，长72厘米，宽40厘米，高30厘米，箱子为木料材质，外包装用棕榈绳精心编制而成，颜色为深褐色，式样精致，造型美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流行的那种最常见的翻盖形行李箱。在箱子的正面标示有“·王近（进）喜”字样。这个棕榈箱是王进喜于年随国家石油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时，由国家石油部在年专门为他们定做的。年11月王进喜在北京因病去世后，第二年夏天铁人的夫人王兰英回玉门老家探望母亲时，就带着这只棕榈箱，箱子里满满当当装了许多衣服和其他物品，她对母亲说这些东西都是孝敬她老人家的，母亲当然很高兴。在母亲身边待了几个月，临回大庆时，王兰英特意把那只棕榈箱留给母亲，但她母亲却执意不要。并说，这是进喜生前最喜爱的一只箱子，这只箱子有着很不平凡的经历，它伴随着进喜去过好几个国家呢，而且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你带去吧，看到箱子就如同看到了进喜，也有个念想。但女儿最终还是说服了母亲，留下了棕榈箱。年10月，玉门市人民政府在王进喜的家乡赤金镇和平村（今铁人村）修建了铁人王进喜故居纪念馆，在布展时，当时的赤金镇领导得知铁人的岳母家有这么一样东西，便找到了她家，提出可否把那件棕榈箱捐献出来，陈列到铁人故居纪念馆让大家参观。铁人的岳母非常大度，没用领导们多说什么，就让她儿子把此物无偿捐献给了故居纪念馆。为此，这件珍品就一直陈列在赤金镇铁人村的王进喜故居纪念馆。年11月，玉门市人民政府在赤金镇干店子修建了相对规模较大的“玉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这件珍品便由市政府领导决定从故居纪念馆移送到了新馆陈列。对于当时铁人的夫人王兰英送给她母亲这只棕榈箱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因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和铁人的岳母家同在一个队（即当时的赤金公社西湖大队5小队，年后改为赤金乡西湖村第5村民小组），记得那时我还专门问过铁人的岳母有关那只棕榈箱的情况，但老人对其它情况知道的不多，只说是年铁人出国访问时公家发的。直到三十多年后的年7月，我有幸去到大庆后和《铁人传》的作者孙宝范先生进行了一番交流，才弄明白了棕榈箱的来龙去脉。年3月由国家石油部组织的大庆石油大会战开始后，王进喜按照上级的安排，于3月15日迫不及待地首先率领钻井队36名队员奔赴大庆参加大会战。因王进喜在玉门油田的十年工作实践中已磨练成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钻井队长、技术精湛的钻井专家，而且他又是年被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劳动模范。所以在大庆会战的最初几个月时间里，他怀着“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雄心壮志，带领井队一班人，苦干、实干、加巧干，克服了重重困难，一举创下了许多钻井奇迹，苦战5天零4小时成功打出了大会战开始以来的第一口生产油井，实现了大会战的“开门红”，也成为了数十万会战石油大军的“领头羊”，因而他被人们称为“铁人”，并被会战指挥部树立为石油大会战以来的第一个标兵，“五面红旗”之一。年10月，一直和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向我国发出邀请，希望中国派一个石油代表团前往他国进行访问交流，并帮助他们对新建的巴托斯、钻林两个油田进行规划设计，国务院欣然应允。之后便指示石油部组成了国家石油代表团，于年6月4日从北京启程，途经苏联的莫斯科、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15天后到达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中国代表团一行共12人，代表团团长由时任国家石油部副部长的唐克兼任。王进喜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就是在此次出访前的年10月份，石油部为每个代表团成员定做了一套高级服装、一只棕榈箱。为具有纪念意义，在每个人的箱子上都标有年代和姓名。但也许是因为当时工作人员的失误，铁人的棕榈箱上他的名字被写成了“王近喜”。这虽然是历史留下的一个小小遗憾，但并不影响这件珍品的非凡价值和它的现实意义。围绕这只棕榈箱，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年王兰英回玉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在返回大庆前她说要把标着铁人名字的那个棕榈箱给母亲留下，她母亲却非要让她带走。说那是进喜的东西，我不能要。就在双方推让不下的关头，王兰英说了一句让她母亲非常吃惊的话。她说：“妈，我不想在大庆待了，我想带着儿女们回玉门生活，我要永远守在您的身边。所以……迟早大庆那边的所有东西都要拿回来……”作为母亲，她当然理解女儿的一片孝心。但分明女儿刚才这几句话里头可是有话，为什么她要离开生活了数十年之久的大庆，带着儿女们回玉门生活，为什么她要永远守在我的身边，她这是什么意思？她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女儿在大庆那面的生活遇到了什么难处？……想到这，老母亲定定盯住女儿看了老半天，以奇怪和责备的口吻对她说：“怎么，你说你们全家要迁回玉门？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大庆那里哪儿不好？油田上哪儿对你们不好？你……你……”王兰英看母亲为她这话既着急又生气，便安慰母亲说：”妈，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给您说嘛……”但她母亲却还是怒气不消，没好气地说：“你说你呀，进喜他才刚去世没几天，你说你就……”这时，王兰英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委屈，抢过母的话头哽咽着说：“妈，我说的就是进喜的想法，是他去世前亲口对我说的，而且进喜说这话的时候当时还有孩子他二叔进邦，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他……”听女儿如此一说，她母亲沉默了。半晌，她不紧不慢地说：“进喜是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给你说过这样的话，你一句一句给我说清楚……”王兰英点了一下头说：“行，妈您听我说……”对于这件事情，《铁人传》中有一段详尽的记述。大概情况是这样——年11月初的那几天，铁人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愈加严重，有时他几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让他千盼万盼的是听说老母亲要来，却总也不见她来，他想来想去觉得在自己的有生之日可能再也见不到老母亲了，不由悲伤之极，泪水长流。一天中午，他让妻子王兰英把他弟弟王进邦叫到自己的病床前，问他：“这么多天了，咱妈怎么还没来？”弟弟不好直说，只好推托说母亲年岁大了，身体不太好，坐飞机和火车都不怎么方便，可能还得等几天。铁人听弟弟这么说，似乎有点不怎么相信，所以他气呼呼地半天都没有说话。.其实，王进邦他们为了母亲的身体，也为了让他哥安心养病，他们并没有把王进喜在北京住院的情况告诉过老母亲。这半年多来，每当老母亲惦念进喜问得急了，他们就找借口说进喜在油井上很忙，或是他在北京开会等等。当然，他们也用同样的办法应付王进喜，推托着不让老母亲来。道理很简单，毕竟老母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如果让她来北京见到进喜是这样，那后果真是不勘设想。但近些时日来，眼看进喜的病情更为严重，而他盼望见老母亲一面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为此王进邦和王兰英经过商量，编了个理由打算把老母亲接到北京，让母子见上最后一面。谁知他们把飞机票都买好了，老母亲却突然患了重感冒，这还真来不了了。但这情况他们又不能告诉王进喜，于是几个人只能找借口给王进喜宽心。铁人和他弟弟王进邦谈了一些家事，又安顿了几件让他以后要办的事情后，他看了妻子一眼，把目光转向王进邦，突然很严肃地对他说：“有一件事情我埋在心底已经很久了，但一直不好开口，现在看来我这病是治不好了，我也没几天活头了，今儿我就把这话给你们说了吧……”王进邦先是一愣，而后便和王兰英站在铁人的床前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心都嘭嘭直跳，他们不知道王进喜此时此刻要说什么。好半天，铁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目光定格在王进邦的脸上，声音低沉但却十分坚决地说：“进邦啊，可能我的时日是不会多了……”他哥刚说了这么一句，王进邦一下急了，上前握住铁人的手带着哭声说：“哥您咋这么说？您千不能这么说……”铁人吃力地抬起右手摆了摆说：“你听我说，我自己的情况我清楚，我要是万一不行了，下世以后，你和你嫂子合计一下，我的意思是让你们把儿女们都带上，回玉门吧，把你们的户口都办到玉门去，那是咱的老家啊……”王进邦还愣神着，一时并没有明白过来。铁人喘了一口气，接上又说：“进邦你要听我的话，一定要办好这事。他们如果不同意给办，你去找一下部里的领导。但是你们什么条件都不要提，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铁人的这一番话，虽然王进邦当时并没有搞明白，但他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因为他相信他这位铁人大哥。当时王进喜一家有8口人：他老母亲74岁，妻子王兰英40岁，大女儿王英21岁，大儿子王月平18岁，小儿子王月甫14岁，二女儿王月玲12岁，小女儿王月琴8岁。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王进喜每月不到元的工资维持。而王兰英自到大庆10年中一直在某个单位干锅炉工，每月工资还不到30块钱。5个子女都在上学，他家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可是，在那几年中，曾有多少个机会上级领导都提出要给王兰英招工，以此能够减轻点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但却一次又一次的都被铁人以“不搞特殊化”为由坚决予以拒绝。而今天他哥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大哥他是怎么想的？但思忖良久，王进邦始终想不出答案。虽然如此，但依据他对自己的这位铁人大哥的信赖和大哥的品行、他的为人、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态度，王进邦丝毫不怀疑大哥王进喜作出的这一决定。王进喜去世后不久，大约在年的下半年，王进邦正式向大庆油田组织部门呈送了一份包括他的家庭在内共11人户口全部要求迁往玉门的申请报告，但组织上没有批准。而后王进邦按照大哥生前的叮嘱，专门去找了时任石油部副部长的康世恩同志，并特意对他讲了王进喜生前专门交代的这事。但康世恩坚决不同意他们这么做。同时他还给王进邦作思想工作，鼓励他安下心来好好在大庆干。并再三声明，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直接去找他。之后，这位在铁人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唯一和铁人以石油为话题谈了三个多钟头的部领导深情而真诚地劝导王进邦说：“是的，你的铁人大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始终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前景和大庆油田的兴旺和崛起。他是一个很有觉悟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铁人他提出在他过世后让你们全家都迁回玉门这一问题，我看是铁人他多虑了。我想，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虽然铁人王进喜同志去世了，但我们决不会因为铁人的去世而亏待了铁人的家属。相反，要比铁人在世时更加用心去关心他们……”康世恩的一番话终于说服了王进邦，后来他们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年我在大庆的那些天，曾和孙宝范谈到这一话题时问过他：“您对铁人那时叮嘱他弟弟王进邦，在他过世后一定要把全家十多口人的户口迁回玉门老家，是怎样理解的？”他说：“我理解铁人当时的想法有两点：一是铁人毕竟是西北人，按乡俗有叶落归根的意思。第二呢，也许铁人想的比较长远，看问题比较深。或许他从‘文革’的教训中联想到了什么，所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才作出了那样的决定。”对于孙先生的这两种观点，我基本认同。但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供稿：文史委主任李玉林

（作者张怀德系玉门市政协文史学宣委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