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往事（3）
军队和老百姓
用这个标题是因为有一首歌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必唱的，这就是《军队和老百姓》。部队有拉歌的传统，特别是看演出看电影的时候。方阵里坐着兵，有一个人站起来起个调，大家就开唱。走调不要紧，词儿忘了也没关系，只要大家喊得响，声音可以覆盖另一支队伍就行。往往是这支队伍刚唱了第一句，另一支友军就开唱另一首歌，操场上就像一口煮开了水的大铁锅。只有我们女兵是压到一切的力量，我们一开嗓，天下无敌。拉歌拿第一名，那就是“如探囊取物耳”。
《军队和老百姓》就是我们常唱的歌。因为，医院就和驻地的坂龙树交错在一起。这么说吧，如果你在手术室的走廊里发现一只猫，一定是老乡家的。如果你在洗衣房的敷料堆里看到一只鸭蛋，一定是老乡家的。我们的营房和病房没有围墙，至少在我当兵的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我们的营房除了两大块操场、几排营房、一幢王字型的病房，和坂龙村的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干打垒建起的房子，村子是用花岗岩为主的民居。
我在的二所食堂就是干打垒加草屋顶。我们的招待所质量也大同小异，只不过草屋顶换成了瓦片。医院里就有了一个段子：解医院采访，住在招待所里。当晚台风来了，暴雨加大风把招待所刮塌了几间。记者在的那间屋子不幸中招。好在大家都是军人出身，身手敏捷。记者一个鹞子翻身躺到了墙根下，这个地方是花岗岩砌成的墙基，是我们打干打垒的坚强基础。记者毫发无损。这个传说有多大的真实性，我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我很相信这个传说。
我就参加过干打垒建房。这是为三所的营房做准备。
我们在后山上挖红土，掺进一些碎瓦片和草末，用手榴弹箱那么大尺寸的木框做“范”，把拌好的泥料装进木框压实。脱模后，泥块就放在后山晒太阳。这些建筑材料就是我们用来建房子的“砖”。因为是平房，又有花岗石当墙基，我们的营房基本上是坚固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木模板放在花岗岩墙基上，里面放进红土和碎瓦片，然后人站进模子里用一根木杵下狠劲捣实。这个是力气活，技术含量不高但对体力的要求很高。说实话，医院里的兵在这方面无论力气还是技术都差那么一点点。尽管大家抢着干苦活累活，但是，真正站到高处的人是坂龙村里的老乡。我们这些军装都没穿破一套的兵只配当下手，在大太阳底下装土运土。选大太阳天是硬道理也是常识。一场大雨足够把我们半个星期的活完全摧残成一滩稀泥巴。我就好几次跟着老兵们在下大雨的时候狂奔后山，没命地搬那些土坯，然后用草苫盖着。就这样，也未必可以让土坯保全性命，我们也跟泥坯一样灰头土脸。所以干打垒比土坯好。我有时会站在干打垒墙下仰脸看那些老乡。他们就像一尊活动的铜像。脑子里就会冒出一部在那个时候常放常新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这是说二战时期反抗德军的游击队影片，七个人回忆一个已经牺牲的战友。
有时老乡有农活不来了，那就是我们上墙打土。一开始还觉得有趣，看着泥在棍子下一点点地塌下去粘在一起。时间稍长，手开始震得又疼又麻，脸上的汗糊得眼睛看什么都像青光眼病人，到处是“彩虹光”。衬衫很快就粘在背上，沾满了难洗的红土。很多年后，当我站医院的女兵宿舍前，看着没有了门脸只剩下后墙的木窗和窗后的那棵桂圆树时，失望和难过在脑子里互相打着架。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女兵，除了拍下几张照片，啥也干不了。
坂龙村的老乡们站在高处用力夯墙的时候，往往一声不吭的。偶尔出声也是要求同伴做点什么。他们说的是闽南话，我不太听得懂，尽管我小时候在漳州读过两年小学。我只看到他们打着补丁的衣裳全是汗渍，一圈一圈的。只有脸上的汗会滴在脚下的泥土上，被夯进干打垒的墙里。大太阳下，汗一出来就被烈日晒干了，他们会拎起自己带来的大茶壶喝上一杯茶水。后来我知道，这是闽南人最喜欢的功夫茶叶。别人是用小壶沏，他们是用大壶泡，因为“汗如雨下”最可以形容他们的辛苦。这是一群沉默的农民。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去伙房了，他们回家。坂龙村的老乡日子过得不宽裕，海边的田出米很少，他们一年的日子里番薯占子大半，但是他们从没有进过我们的食堂。这是一群懂礼数有尊严的乡亲。
真正和老乡打交道是到村子里的代销店买煤油。代销店的具体位置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里面的柜台很旧，里面放着一些香烟，那种白纸包着的小盒子，还有小本子一样的卷烟纸和同样白纸包着的烟丝。除此之外就是大卷的草纸，不管是出大手还是小手，不管是女人用还是男人用，都是它。除此就是放在柜子边上的几只坛子，里面装着酱油、酒和别的什么。我一直不明白有只坛子的上面放着一张牌子，上写“金刚刺”。它也是酒，为什么是这个名字？酒的边上就是一只大水缸，里面是永远装不满的盐，那种从海边的晒盐场拉来的粗盐。现在想起来这盐才是真正天然盐，不加抗结剂也不加碘。老乡称盐就是用一只搪瓷碗挖一碗，好像是五分钱一斤。接着就是划重点了。大盐缸的边上是一只洋铁皮桶，方型的。上面写着两个汉字“美孚”。蓝底白字。我之所以记得它是因为后来我知道，“美孚”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国的名称，这只油桶至少是老蒋退到台湾前就在坂龙村了吧？油桶上有一个旋转盖，拧开它，我要的宝贝就是用一只小小的吊桶打出来的。一吊桶也是五分钱。这个宝贝是煤油。
军人服务社也有煤油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断档？所以总有当兵的跑到代销店里去买煤油。我是常客。我去那里还有一个目的，坚持不懈地问代销员有没有大的煤油灯和灯罩。这是一个老头，瘦得很有形，简直像个仙人，头发几乎脱光了，只在耳朵上飘了一层毛。你猜他怎么称呼我的？一开始是“巴嘎兵”，后来我有点不高兴了，因为这个称呼是用来称北方来的当兵的，带有一点点的轻视。后来他看我有一点子弟兵的样子，改叫我“解放军叔叔”。这是个名词，没有性别特指。再后来，那个代销员看到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莫啦。”这是闽南话，意思是没有。没有我要的煤油灯。老头对我很好，他总是把我的那只小煤油灯灌得满满的，后来我有一只大肚子油灯，他还是给装着满满的，仍旧是五分钱。
他知道我一个月有六块七毛五的津贴后，嘴张得很大，一嘴牙里居然有一只金牙！可能以前没有军人告诉他每个月的收入吧？他问我为什么我会比别人多七毛五分钱。我告诉他，不是我，是全体女兵都有七毛五分钱。这是卫生费。老头抓一包草纸说：“可以买很多很多。”我在漳州读了两年小学的闽南话功底在这个供销店里得到了提升，尽管大多数时候都是鸡对鸭讲。我的闽南话比起蔡其渊简直是被压到了地平线下。她一口流利的泉州闽南话好听得很。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行云流水一样和老乡拉呱。因为，她从小就生长在块盛产香蕉荔枝桂圆菠罗花生的闽南。
所以蔡其渊总可以在病房里同老乡说上几句，特别是那些危重的病人。医院的门诊和病房里总可以看到老乡病号。我们这所医院成了他们护卫自己安危的地方。有解放军在，还怕什么？
我参加抢救和治疗的病人基本上都是特护病人。那个时候还没有ICU这个概念。特护病人无非是单独放在一间病房里，一辆急救药品和器械的推车放在病床边，外加一只氧气瓶。我们这些经过短期培训的卫生员就当作护士上阵了。因为会闽南话，蔡其渊还得到了护理烧伤老乡的资格，这个故事也是充满小品风格，我以后会细说。
这些病人大致分成这几类：放弃生命的人，喝药或者是上吊；想抗小病结果拖成大病的孩子；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产妇；被国民党的宣传弹炸伤的老乡；意外重创的伤员。这些伤病员基本上是坂龙村和附近的下店生产大队以及莲河一带的社员同志们和他们的亲属。
我真的要感谢这些相信解放军的伤病员。他们让我这个小卫生员看到了各种残忍的创痛。掌握了最基础的医学治疗手段。老乡们住院看门诊究竟是怎么收费的，我不清楚。这点张红明白，有一段时间她在门诊管收费。后来她到了病房工作，但是仍旧把那些门诊的收据放进一只纸箱里塞在床下。她告诉我，这些东西要保存三年。我没有问这些票据是谁付的款，我只知道军人是不需要交费的。我还知道老乡们基本上是欠费为主。没有人会去追讨那些根本就讨不回来的款。因为常年以地瓜为主食的村民们，真的太苦了。
好多年后，有一个县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说的现象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并不少见。沿海的沙土地种植水稻是很困难的事情，花生和地瓜才是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还有那些壮实的桂圆和香蕉。可是水果是不能当饭吃了。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是“轻食”“健美”，以克计算自己的体重和卡路里。你返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年看看我们的乡亲们，哪一个不是面黄肌瘦。他们在这块临近海洋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只是为了温饱。他们值得庆幸的是，医院紧挨着，有什么大事，找解放军就行。
一到八一建军节，老乡们必定是挑着花生和桂圆来慰问解放军。没有横幅没有鞭炮，没有锣鼓声，就是一群老乡挑着担子走到榕树下，然后，当兵的喜滋滋地接过慰问品，老百姓憨憨地笑。我记得至少有一次，老乡们送来了桂圆和花生，伙房送出了大米和面粉。然后一切回到平常的日子。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所有的客套话都免了。
医院里所有抢救病人的经历几乎都和老乡有关。有一次莲河有几个被国民党的宣传弹打伤的老乡等着我们去救。车子一路往莲河赶，车上有个护士突然说起了打毛衣的阿尔巴尼亚花边怎么挑针，于是女兵们便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我一个小当兵的根本插不上嘴。带队的黄“医官”喝了一声：“严肃一点，你们是去抢救伤员的！还不如毛毛认真！”大家都不吭气了，只有我受宠若惊，我是不懂针法插不上嘴。按我的性格，如果懂还能少得了我掺乎吗？
车到莲河，十几老乡围着放在拖拉机上的伤员，这是一对夫妇。原本一到半夜，生产队就会敲钟防炮。可是防炮是从一九五八炮击金门后就持续不变的单日不打双日打，只要过了半夜十二点就是次日，因此是天天打夜夜打啊。老乡懈怠了，总想着今天不会炸到我家里。没想到宣传弹就是穿过屋顶落在了夫妻俩的床中间。俩人一人炸断了一条腿。完全断离的肢体反而因为肌肉和血管收缩，出血并不凶，但失血也是相当厉害的。我看着血肉模糊的老乡，除了帮着上一个夹板，啥也不会。生产队长一脸悲愤地看着我们说：“解放军啊，他们哪一天不打炮？我们老百姓哪一天不受苦？”他的脸在救护车灯前棱角分明。
伤员的名字，我只记得妻子，她叫乌韭菜。
我还记得一位姑娘，因为不能再上学了，气不过喝了乐果。这是一种神经性毒剂。需要大量输入“解磷定”和“阿托品”。我记得用过的阿托品和解磷定的安瓿堆了满满一脸盆。病人的瞳孔散大脸色潮红，这是阿托品化的表现。那天我坐在小马灯前上特护，她的心跳突然消失了。我马上跳起来去叫宋财山军医。他用了心脏三联针后，心跳恢复了，他很开心地说：“现在情况好了。”谁知他刚走到门口，我发现病人的心跳又消失了。那是一个没有任何监护仪器的一九七零年，全靠医护人员用听诊器监护病人的心跳。宋军医连忙折身再听心率。没有了，这次用了所有的措施都无效了。她宣布死亡。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姑娘，是因为她的母亲痛哭起来，不停地念着一句话：“我女儿要钢笔。我女儿要毛主席语录。”最后是我们在她的衣襟上插了支钢笔，在她的手里放了一本语录。那个母亲哭泣的样子我记不清了，只留下她这句话，和夜里点着的小马灯。
现在的医院了，但是坂龙村的老乡们有了更好的医疗资源。只是我还是会想起那些干打垒的营房；想起那些挑着担子送来慰问品的老乡们；相聚起乡亲对站在水田里的我说：“你秧插得很好。”
毛小榕简介：
毛小榕，女。曾用名毛小勇。一九六九年三月入伍。在医院二所服兵役。一医院参加军区后勤部护训队学习。一九医院工作，一九八四年三月转业。现居杭州。退休前为杭州电视台员工。国家一级文学编辑，电视纪录片资深编导、畅销书作家、编剧。担任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法制节目主持人、经济类节目评论嘉宾、电台时评人。小说集《我的生死记忆》《向记忆道歉》登畅销书榜。小说《我的生死记忆》改编电视剧《我的燃情岁月》，担任编剧，该剧在央视四套、八套和卫视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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