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史研读：16世纪，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教会中间群体的控制在对保加利亚教会进行破坏和打压之后，奥斯曼帝国又开始干涉保加利亚教会各教职的人选任命。奥斯曼帝国实施的是米勒特法，这一教法允许各非穆斯林宗教社区实施自治，但是各主要教职的人选需要素丹政府同意。自穆罕穆德二世之后，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会的主教和各级神职人员的任命掺杂了诸多利益纠纷。

那些有志于成为各级教会领袖的人为了获取职位，只能通过竞价的方式打败诸多竞争者，为了确保竞选成功，他们会向素丹政府掌握相关权力的官员缴纳一笔不菲的费用以作贿赂。

在任职期间，新上任的官员还必须根据沙利亚法和素丹法每年按时向素丹缴纳一笔收入（通常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作为回报，新上任者可以得到教会财产的处置权以及教众上缴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变成了金钱交易的场所。

地方贵族的改宗

14、15世纪剧烈的军事破坏、16世纪地方贵族的广泛改宗使得保加利亚地方贵族的财富和势力遭到严重缩水，他们失去了对保加利亚地区最繁华的城镇和最富有产业的控制，财力一落千丈，无力负担购买教职的金额。

保加利亚地方贵族贫乏的财力使得巴尔干地区其它富有的东正教商人趁势而入。在奥斯曼帝国看来，希腊人是控制保加利亚地区的重要帮手。

从16世纪开始，希腊人在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族群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希腊商人在巴尔干地区的境内贸易和跨境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以法尔纳人为代表的希腊中间人群体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穆斯林官员和非穆斯林群体交流的重要中介，希腊语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巴尔干所有政府人员、学者以及商人的必备语言。

在这种形势下，希腊人在帝国境内的权势和财富越来越大，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在帝国机制内部为自己族群牟利。

许多重要且富有油水的职务被希腊人掌控，保加利亚教会的各教职也不例外。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16世纪几乎所有保加利亚地区的地方教会领袖都由希腊人担任，保加利亚人只能成为基层的神父。到了17世纪，情况进一步恶化，保加利亚地区各基层的神父职位也大多被希腊人所垄断。

宗教生活的影响

在利用当地的教产获得收益的同时，希腊人的语言也开始影响保加利亚地区的宗教生活。16-18世纪巴尔干地区所有非穆斯林在日常交往中所通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在希腊人所控制的保加利亚教区（希腊人控制的教区往往是富庶的）中可以找到许多精通斯拉夫方言和希腊语的保加利亚教士或学者。

利用他们充当翻译和学者，希腊人在自己控制的教区中逐步把各种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语言转换为希腊语。许多教区和教堂的管理工作也被希腊人赐给了那些愿意说希腊语的教士们。越来越多的保加利亚本地教士们开始学习希腊语，希腊语逐步取代保加利亚语成为了当地宗教礼拜中的主导语言。

在近代之前，保加利亚普通民众往往不识字，教会和神父是当地民族语言和文化流传的载体，民族传统和风俗也依靠神父举行特别的活动而传承下去。希腊人对保加利亚教会的控制使得希腊语取代了保加利亚语，成为地方民众宗教生活主要接触的语言，越来越多的保加利亚人认为相对于希腊语来说，保加利亚语是一种粗俗的语言。

保加利亚语在保加利亚地区越来越弱势，到了18世纪，当地的精英阶层们大多遗忘了保加利亚语，他们穿着希腊人的服装，在希腊神父手中受洗，品读希腊神学家的宗教著作和希腊人的诗歌，在举行宴会的时候使用希腊人的五弦琴。

在孩子年幼时，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希腊语，当孩子成年后，他们通过自己所认识的希腊神父或者大商人，将自己的孩子引荐给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等大城市的富有权势的希腊官员，从而使自己孩子在帝国内部获得进一步提升自己地位的机会。

在这种环境下，当地精英阶层在精神上已经将自己当作了希腊人，当地的基督徒几乎可以说处于一种“希腊化”的状态。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前，保加利亚人的自我认同其实是同宗教相挂钩，独立的教会和牧首是他们区分于其他族群的重要依据。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由于希腊人的存在，帝国政府采用一种“以夷制夷”的方式，利用希腊人控制当地教会，使得当地的精英阶层处于利益考量，在文化上高度希腊化，从而瓦解保加利亚人的身份认同。

帝国对地方阻力的应对

面对民族文化不断被同化的状况，保加利亚地区一些有志之士也进行了反抗，试图为保加利亚语言和传统提供一块自留地，为19世纪民族文化复兴和独立提供土壤。为了应对保加利亚宗教精英和地方精英对奥斯曼统治长期的不合作和抵触的态度，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分化当地精英，缓和同保加利亚东正教势力的矛盾，打压当地不断觉醒的民族主义思潮。

帝国对保加利亚本土文化的控制

在保存保加利亚自身文化方面，贡献最大的是“瓦克夫”教堂和修道院。14到16世纪长期的战争和反叛使得整个保加利亚地区成为一片废墟，许多教堂被摧毁。穆斯林法律禁止境内的异教徒修缮和修建新的教堂，在教堂和其它东正教建筑上的遗址上只能建立了一系列朝圣者的客栈、新军的营地、巴扎市场等公共建筑，土地原有者的所有权被帝国政府以通过圣战获得战利品的名义剥夺。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许多残存的宗教精英将自己的视线转向偏远地区，保加利亚西部的山区拥有数量众多的修道院，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他们成功躲过了十六世纪之前的兵祸，意外地保存了基本的宗教组织、人员以及教产。

安全的地理环境和尚且完整的组织结构，使这一时期修道院成为许多保加利亚学者和教士们避难的地方。位于马其顿地区的阿索斯圣山修道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所，阿索斯山是拜占庭帝国东正教圣山，它在11世纪的时候便成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塞维尔亚人的宗教圣地，大量修道院，由保加利亚人建立在此处。

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这座圣山拥有大量的自治权。年拜占庭帝国彻底灭亡，大量东正教士逃亡这座圣山，保加利亚教士也不例外。15到16世纪，这里成为了大量保加利亚学者的避难地。这个修道院里完整地保留了保加利亚的壁画艺术，为19世纪当地的艺术复兴提供了样本。

对于这些位于山区的修道院，奥斯曼帝国采取打压合作并举的措施。由于这些修道院大多位于西部山区，靠近巴尔干众多金银铜矿产地，巴尔干的山区矿工也往往受他们管辖或影响。为了保证贵金属供给稳定，素丹倾向于允许这些修道院在效忠素丹，帮助素丹组织山区民众采矿的同时，保留他们自己的习俗和制度。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这些不愿改宗并坚持自己民族语言的修道院在西部做大，奥斯曼帝国有意引入阿尔巴尼亚人和北方的罗马尼亚人在山区附近的要冲定居，他们成为了素丹监视这些修道院的眼睛。来自乌克兰地区的传教士和拉丁文献也帮助了保加利亚人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语言。

文献的记载

保加利亚语与乌克兰地区的语言在19世纪以前相似度十分高，都属于斯拉夫方言的一种，双方的教士和学者们可以读懂对方的文献。

在15-18世纪保加利亚人遭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时期，乌克兰地区一直被波兰立陶宛联邦所统治，这一地区被波兰立陶宛联邦称为鲁赛尼亚地区。鲁塞尼亚地区信奉东正教，与波兰立陶宛联邦所信奉的天主教不相同，这种信仰上的差异使得波兰立陶宛联邦政府和鲁塞尼亚地方贵族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到了17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逐步将当地的东正教会改造为东仪天主教，这激起了鲁塞尼亚民间的剧烈反抗，许多当地教士为了保留自己民族教会的传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献。这种文献的语言是拉丁语，内容则主要记载鲁塞尼亚地区民间的传说、社会风俗以及东正教的礼拜仪式。

文献中还记载了斯拉夫语所对应拉丁语单词，使得那些被迫改信天主教并使用拉丁语进行礼拜活动的当地教徒们可以了解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宗教仪式。由于是用拉丁语写作出来的，这种文献可以很好地躲过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审查，它们在17、18世纪的鲁塞尼亚地区大为盛行。

在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地区是许多来自鲁塞尼亚的商人到达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的重要中转站，这种特殊的拉丁文献也跟随着这些商人出现在保加利亚。

这些文献中所记载的斯拉夫语言以及相关宗教礼拜传统很快流传到当地的庄园和修道院中，鲁塞尼亚地区以斯拉夫语和斯拉夫传统为基础的宗教礼拜模式通过这些文献为保加利亚人所了解，并帮助了保加利亚人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时刻可以依旧汲取外部的养分，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学。

结语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许多来自保加利亚修道院的教士们开始将鲁塞尼亚地区所记载文献中的英雄故事、殉教圣人的传说照搬并转化为保加利亚人的传说，东斯拉夫的民族英雄们在这些新创立的保加利亚诗歌中变成了保加利亚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