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新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遭到质疑以后，在“打倒孔家店”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进步”思潮的推动下产生的，这使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既非传统又非西方的全新文化语境中。因此，对中国新诗的基础理论研究势必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纳外国诗学和美学的合理成分，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属于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范畴和体系。这些美学思想拓展了吕进的诗学视野和研究方法，他结合中国现代诗歌状况发现了中国新诗的视点特征，由此迈出了建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关键步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吕进先生在“转换”思维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普洛丁的“收心内视”到夏夫兹博里的“内在的感官”，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吕进获得了大量诗歌的新视角，在诗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上提出了诗的内容本质在于审美视点的独特性，突破了长期以来的抒情说，认为诗和其他抒情文体（尤其是抒情诗）是内视点文学。所谓内视点就是心灵视点，精神视点，内视点决定了诗歌作品在审美上对诗歌艺术的隶属度，从美学的角度规定了诗歌文体与叙事文体有如下差异：

“外视点文学叙述世界，内视点文学体验世界”；“外视点文学具有较强的历史反省功能，内视点文学以它对世界的情感反应来证明自己的优势”；“外视点文学显示客观世界的丰富，内视点文学披露心灵世界的精微”。这些差异显示出诗歌审美主体和外在现实的独特美学关系。从审美感知的角度讲，由于诗歌表现的内容是审美主体内心的情感，因此必须依靠“内在的感官”去收心内视，才可能进入诗歌创设的审美境界；从审美表现的角度讲，由于诗歌表达的主要是审美主体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尽管不像黑格尔“绝对精神”说那么的原极端和主观，但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实际上却正是以表达主观情感见长。

因此，吕进认为诗歌是体验世界的情感反应，“披露心灵世界的精微”，恰如黑格尔所说，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艺术门类“可以说是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在确立了诗歌属于内视点文学的基础上，吕进接下来探讨了诗歌的视点特征，认为诗歌的审美视点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种基本方式是以心观物，即现实的心灵化”；“第二种基本方式是化心为物，即心灵的现实化”；“第三种基本方式是以心观心，即心灵的心灵化是原生态心灵向普视性心灵的升华”。

这几种方式揭示了诗人和现实的美学关系，而每种关系都离不开心，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诗人的心灵世界与观照对象（包括外在世界和个体心灵世界）之间的心理转换过程，因此诗人要审美地感受现实必然离不开感官之外的内在心灵，就如哈奇生所说，内在感官可以比外在感官认识到远为复杂得多的美。正是由于诗歌表现的是无限深广的主体内心的情感世界，“它的内蕴必定超出它所包含的那些个别物体的表象”，因此，吕进将诗歌的视点特征概括为“主观性”和“意象性”，这两个特征与诗歌具有的独特的“超出机制”相关：

其一是诗人对审美客体的超出，由此获得诗歌的意象性；其二是诗人对审美主体即诗人自己的超出，由此获得诗歌的主观性。主观性带给诗歌梦幻性和非逻辑性，意象性则构成诗歌具象与抽象的融合。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结合是诗歌独特的艺术建构方式，主体的心灵世界在建构过程中获得了诗性的艺术表现。当然，中国传统的诗学精神中也有类似观念的萌动，比如“诗言志部不说”和“性情说”就是对诗歌内视点文学的感悟性发现，这与西方深刻而富于逻辑性论证的美学思想形成强烈反差。

吕进先生关于诗歌视点特征的发现以及相关论述正是在中国诗学思想和西方美学观念的共同启示下完成的，顺应了中国新诗自身的美学品格。尽管吕进先生“对西方诗学的精蕴不无借鉴”，但其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不似西方诗学那样用公式和概念去抽象鲜活的诗歌现象，同时也拒绝对西方诗学美学术语的图解把玩，其领悟性和生动性特征折射出强烈的民族诗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