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已告结束，所以我没有到边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但没想到在年，我出国洋插队了。插队的地方也很艰苦和边远，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国家阿尔巴尼亚。我在那里呆了五年，然后移民到加拿大。大概过了七年时间之后，我像那批知青作家写北大荒一样开始写阿尔巴尼亚生活，作品有《被绑架者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去斯科比之路》。其中《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几年之后，我发表和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小说，尽管大部分作品是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关系的，但有些人包括我自己总觉得我是靠那几篇写阿尔巴尼亚的小说敲开文坛大门的。我有点怕自己被贴上某种标签，所以不敢再去写有关阿尔巴尼亚的小说。可是心里总觉得那段生活还远远没有写完，我完全还可以写一个大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我都想过了，可以叫《走出阿尔巴尼亚》，就像那个有名的电影《走出非洲》。

年春天，我在温州遇见了在阿尔巴尼亚时的一个朋友，我和他有十四年没见面了。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八十年代末出国去了澳大利亚，后来又来到地拉那做生意，生意做得很成功。但是在年的时候，他的生意开始遇到毁灭性的灾难，最后是只身一人悄悄来到临近的马其顿国重新开始创业。我和他在一个咖啡厅里匆匆吃了一顿饭，回想着以前在地拉那的生活。这一次的会面触动了我对阿尔巴尼亚的回忆，我的脑子里一个个冒出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地名，那些气味浓重的咖啡馆，无花果树下的庭院，暗影重重的街道，晨曦里的城堡……那些已经模糊暗淡的人脸现在又渐渐浮现，令人战栗地微笑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我想了很久的小说骨架浮上我心间，我看到了虚构的切入点。如果说我心里一直想着的这个小说是个幽灵的话，那么我刚会面过的这位医生出身的朋友将是这幽灵借尸还魂的“灵魂之壳”。那几天我一直在温州南塘桥下河中的绿化岛兜着圈子散步构思，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上帝之水已经来临，我只需把水接住就可以了。

这个小说讲的是有妇之夫李布和有夫之妇柳银犁的爱情故事，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注定了他们不能走到一起。而在失去柳银犁以后，李布越来越意识到他和柳之间那种不公平的关系，他心里浓重的忏悔完全改变了他和他的生活。故事里人物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故土的客乡，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荒岛”，因此，我在写作中没有遇到在世俗道德方面的心理障碍。我并不想写一个宏大叙事，也不想写什么新移民史诗，我只想写两个在战乱中的异国他乡萍水相逢的普通人的苦难而优美的爱情。这书里写到许多阿尔巴尼亚美好的往事，写到这个巴尔干国家的河流、森林、海湾和可爱的人们，而中心情节的背景是阿尔巴尼亚那一场武装动乱。从年到年，阿尔巴尼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我亲身经历过枪林弹雨中大撤侨，目睹过暴民对着总理府大楼发射火箭弹，而且还曾遭遇过武装人员绑架，在地洞里被囚禁了一周。我把这些事情通过李布的意识投射到小说里面，而我落笔最多是李布的内心深处对于柳银犁的思念、无边的顾虑、忏悔和痛苦。李布是个忏悔者，而他却不后悔他的爱情。他自知罪孽深重，但又确信如果一切重来，他还会这样做。他和柳银犁的爱情没有错误，他们真是一对天生会相互吸引的灵魂，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环境都渴望他们相爱。我甚至有某种自我虐待的倾向，用柏格森在《时间和自由意志》里面对于感觉的物理分析方法来细腻地再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追随李布那晦暗无边的感官、迂回的思虑，那往往是一些令人感到窒息的体验。故事的结局有古典悲剧意味，李布和柳银犁各自到了更加遥远偏僻的地方。然而我相信他们的精神还是上升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

我大概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写成了。我把这书的名字定为《在暗夜中欢笑》，而不是原来所想的《走出阿尔巴尼亚》。但在我的心里面，有一种大大的释怀感，也就是说：我已经走出阿尔巴尼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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