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斯大林身边的人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只要斯大林能维持政治局成员间的互相猜忌，他就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政治局委员对此个个心知肚明，然而除了暗杀斯大林外，这一切都无法发生改变。即使他的下属脑中闪现这样的想法，他们也会迅速打消这个念头。暗杀的风险实在太大，因为斯大林的卫士忠实效忠于他个人。如果有政客胆敢聚集起来搞阴谋对付斯大林，那么其他政客就会很快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并以此来讨好斯大林，等待密谋者的肯定是拘捕。

斯大林喜欢在下午4、5点左右吃午餐，而晚餐安排在晚上9点以后，所以整个领导层也必须集体调整他们的生物钟来适应斯大林的习惯。苏联的精英上层都必须照做——他们的家庭也必须忍受这一切，这是他们维持生命和享有特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工作时间表也得按克里姆林宫标准调整。从苏联到柏林、地拉那和索菲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根本不敢远离电话，因为斯大林会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打电话过来。

斯大林努力寻找领导人相互之间说法上存在的分歧而累得筋疲力尽，政策断层线处极易产生分歧。斯大林偶然间找到了一种刺探“克里姆林宫走廊”上存在秘密的经济而实用的方法。

斯大林还有其他秘密的信息来源渠道。年3月从内务部分离出去并保持独立的MGB会定期向斯大林报告他们通过窃听手段获得的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斯大林相信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充满个人野心，他们扣押了斯大林数以百万计的命令，斯大林由此断定他们会制定出针对自己的阴谋。对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命令在几百万军事人员的房间里安装窃听设备，文职人员也没有幸免，文职人员的房间里也安装窃听设备。甚至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年也被窃听。

斯大林的另一种手段是让他的下属们彼此嫉妒，互有争执，而斯大林则是唯一的仲裁者。他从不允许任何最高政治领导者在一个位置上干得太久。不允许任何人在克里姆林宫扎下根来，这是他的原则。斯大林深知，未来接班人的政治命运越是充满变数，越有利于自己的掌控。莫斯科的政治“旋转木马”不时地把一些人甩下来，幸存者则必须不断地“上马下马”，从一个位置挪动向另一个位置。这一复杂的工作仅仅依靠斯大林自身显然不够。斯大林的病痛导致他难以像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那样进行监管。就像列宁在年4月曾向他寻求帮助一样，斯大林需要一个可以依赖的人充当耳目。在年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在政治上会对某人最为偏爱，有时候他会暗示这个人就是选定的接班人，但他不会明确授予其接班权，这是为了在其丧失利用价值后非常容易地将其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取代斯大林的位置。

斯大林控制下属的手段不断翻新。苏联部长会议（人民委员会在同一年进行了重组）在年时共有48个部委，每个部委负责一个庞大的国家职级部门。斯大林不再亲自主持部长委员会工作，他增设了评议员职位作为替代。这实际上是一个垂直的系统，斯大林指定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分别负责几方面的工作。斯大林需要确保整个国家服从他所设定的意图，同时又想把流动性和模糊性作为他统治权的守护神。评议员制度就是他的解决之道。他们经常面见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因其他机构的告密而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每个机构中的不同部门都相互竞争。政治局希望每个机构的部门尽量多，这种做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权。如果哪个部门机构数目呈下降趋势，则表明该部门已经处在被斯大林非难的阴影之下——甚至是领袖对其致命的怀疑。斯大林的同事总是生活在高压之下，他们总担忧会因下属犯下的一些低级错误而给自己带来灾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