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赵振开（年8月2日-），笔名北岛（“北岛”是诗人芒克给他取的笔名），出生于北京，中国当代诗人，朦胧诗代表人物，是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

北岛的主要作品有《北岛诗歌集》《太阳城札记》《失败之书》《波动》等。曾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纽约变奏

一

我是因为一场大火搬到纽约的。当然，大火只是个形象说法，是指生活的某种非常状态。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才凌晨四点，从十九层楼的窗户望去，纽约好像着了大火，高楼大厦燃烧，千百块玻璃呈血红色，黑鸟盘旋，好一幅末日景象。原来是我的闹钟仍走着加州的时间，差三钟头，纽约只不过正日出而已。

那天见着纽约的月亮，也吓我一跳。它出其不意地卡在两栋高楼之间，其大其亮，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如果让纽约的孩子画月亮，多半不圆，被水泥玻璃切削得迤逦歪斜。

曼哈顿这个长十三英里、宽二点五英里的岩石岛，最初是荷兰总督于一六二六年以价值二十四美元的小商品从印第安人那儿买下来的。十九世纪末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应用，人们才开始发疯似的往高空发展。以致有一天，纽约人发现他们自己像鸟栖息在水泥森林里。

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当电梯把我从地面带到十九楼，我的思想还会继续沿着惯性上升，直到蓝天。按人口比例，纽约人信教的很少，我琢磨肯定和电梯有关。你想想整天上天入地的，哪儿还会有什么关于天堂地狱的神秘感？从某种意义上，电梯成了纽约人思维的原动力。若停电他们被卡在中间，那非疯了不可。

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满街溜达，琢磨纽约人。其思路除了纵向性外，还有线性这个特点。比如，他们约会从来不含糊：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或华尔街和百老汇之间。久了我才明白，其实他们是棋盘上的棋子，路线几乎是固定的，而捏住他们的手是钱，是命运，是线性逻辑。这么说，可别以为纽约人直来直去一根筋。与地貌街道相对立的是内心迷宫和九曲迴肠，是权力的转弯抹角和股票市场的曲线，这势必造成纽约人灵魂的扭曲。

二

一九八八年夏天头一回到纽约。我们是从伦敦过来的。和垂死的大英帝国相比，这儿有股满不在乎的劲头，北京人叫“愣头青”，但朝气蓬勃。刚下飞机，我表妹的男朋友就开车带我们去兜风，隔东河观望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那是黄昏时分，灯火通明，气派果然不凡。第二天乘地铁进城，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好不容易爬出地面，灰头土脸。再抬头一看，那些高楼脏兮兮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好在天热还能挡挡太阳。

我们到东村去找W。当年我头一本油印诗集就是他手绘的封面，我和邵飞也是通过他认识的。他八十年代初到美国，在纽约一住七八年，黑了下来。这黑和黑还不一样，有的如履薄冰，有的如鱼得水。要说纽约可比哪儿都改造人。这个当年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二年级的好学生，整个变了个人：他眼神阴郁，肥头大耳，一身短打扮，满口纽约土话。他走在街上，三教九流都过来打招呼，满脸崇敬。那时东村是流浪汉、酒鬼、毒贩子和艾滋病患者的天下。他哼哈应声，话不多，拍拍这个肩膀，摸摸那个秃头，奇迹一般，那些狂暴的灵魂顿时平静下来。

他告诉我们，两天后的晚上，穷苦兄弟们要在华盛顿广场示威，反对市政当局驱赶流浪汉的决定，警察肯定会镇压。他为此花高价买了台可连拍的闪光灯。当马队冲进示威队伍警察抡起警棍那一瞬间，他连续按动快门。照片发在本地报纸上，电视新闻也报道了示威场面，作为目击者他讲述了警察的暴行。尽管头部镜头被遮挡，还是为他捏了把汗，他非法居留，一旦被警察发现肯定会报复。可他满不在乎。

问他以何维生，答街头画像。说罢他取上画画工具，拦了辆出租车，拉我们到西四街的繁华地段，那儿已有不少中国画家在拉客。可惜那天晚上他运气不佳，等了两个钟头无人问津。有人提议去大西洋城赌一把，他立马收了摊，扬长而去。

他和艾伦·金斯堡（AllenGinsberg）混得厮熟，艾伦会很夸张地呼唤他的名字。刚到纽约，艾伦请我们到一家日本馆子吃饭，由他作陪翻译。他用中文拿艾伦开涮，艾伦瞪着眼珠子咧嘴直乐，好像全听懂了。他把警察镇压的消息告诉艾伦，艾伦立即发表声明。在纽约有各式各样的秘密社会。而W自甘与那些社会边缘人为伍，伸张正义，说明他天生反骨，这大概是他当年加入“星星画会”的内在原因。纽约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为其反叛的激情提供了发泄的可能。

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发了财，成了北京的大古董商。这倒也不稀奇，商业化最终会消解一切。而古董市场肯定也是个秘密社会，以他在纽约练就的胆识，足矣。

三

迈克（Michael），纽约人，现住布拉格，前两天来纽约出差。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步庞德和艾略特后尘，他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前几年他又搬到布拉格。今年布拉格国际作家节请阿瑟·米勒参加，作为作家节主席迈克得亲自出马。于是由英国《卫报》（TheGuardian）和布拉格市政厅资助、美国国际快递公司（DHL）包邮递、全球化电讯（Globalone）免费提供手机，瑞士航空公司（SwissAir）出机票，把一个老纽约包装好，送回故乡。

他要我帮他订旅馆。纽约旅馆贵得离谱，而他的预算有限。找来找去，那点儿钱只能住在家庭旅馆（B+B），位置不错，在格林威治村。我搬到纽约后，迈克曾在“你的住处离我出生地只有两三个路口，你应该去看看我的摇篮。”叮当一响，迈克到，带着他那典型的微笑。他从布拉格带来六个粉红色水晶小酒盅送给我，还带来本届作家节的小册子，封面是捷克画家的半抽象油画，由大大小小的圆圈组成。全都是坟墓，迈克叹了口气，随后指着后排的一个小圆圈说，那是他的。

两天后的下午，我们约好去朋友家做客前先找个地方坐坐。出了地铁站，我打电话让他下来。迈克出现在濛濛细雨中，黑呢大衣，头发稀疏蓬乱。“看，这是我的纽约，”他张开双臂说。其实这早就不是他的纽约了。他多愁善感，在缅怀那逝去的一切。而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他告诉我住处还行，主人挺热情，只是他的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窗户。我想像他面壁独坐黑暗中，纽约在墙后大放光明。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坐下来。这里陈设古朴幽雅，精心但不刻意。顾客多是本地人，一个女大学生在旁边桌上做功课。“纽约变了。以前纽约的人是不谈钱的，”迈克呷着浓咖啡，闭着眼睛说，“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他告诉我，他在纽约没有亲人，跟住在迈阿密的继父也不再来往。他母亲死后，他写信给继父，只想要母亲喜欢的钟作纪念。他继父却偏偏把那钟卖了，寄给他一笔卖钟的钱。

我给他的女友买了件咖啡馆自己的T恤衫，并在一张梦露的明信片上给她写了几个字。我知道，迈克喜欢这方式。出门我不禁打了哆嗦。一个以泪解乡愁的纽约人，四处漂泊，却连个代表过去的纪念品都没有；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居然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四

纽约出租车全都包给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战乱贫困地区的弟兄们，他们开得像打仗应在情理中。科索沃战争期间，那天让我赶上的司机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塞尔维亚人。只见他猫着腰，急速转动方向盘，躲来闪去，显然在避开炮火。那是战争经验的延续。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心脏。

有的出租司机目标很具体。有一回坐车，司机是从土耳其山沟来的中年农民，从后视镜能看见他忧郁的眼睛。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攒钱买辆好车，衣锦还乡。他仔细向我打听各种车的性能和价格，高不成低不就，好像我是车行老板。得亏我也爱车，趁机卖弄我那点儿知识。他暗自拨拉一遍小算盘，断定自己明年就能回国了。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

跟纽约出租司机聊天避免卷入政治宗教之类的话题。那天一个头上包布满脸胡子的印度司机收工回家把我捎上。他马上要下班了，心情愉快，跟我东拉西扯。他从孟买来，在纽约开了十五年出租车，全家老少都搬到纽约。他说他的收入相当体面，都是现金，没有税务的问题。我提到塞蒙?拉什迪（SalmanRushdie），那个被伊朗追杀的印度小说家，以为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他一听这名字破口大骂，用尽所有的英文脏话。他准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及时闭嘴，否则非得被他赶下车去。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老纽约。有一回搭出租车去甘乃迪机场，随口问司机从哪儿来。司机一下火了，用浓重的外国口音说，从哪儿来从哪儿来，每回人都这么问，可等他说出自己国家，没一个知道。我的朋友说让我试试。司机说那好，我说出国名你说出首都，这趟算我的，否则加倍收费。成。司机说阿尔巴尼亚。他不仅说出首都地拉那，还提到阿尔巴尼亚一个男高音的名字，可把司机乐坏了，下车时怎么也不肯收费。

艾伦·金斯堡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三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秘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气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络起来。一九九零年夏天，我们在首尔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韩国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礼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们谈人权；再者呢，他狡猾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首尔，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黏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首尔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待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凯鲁亚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他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像，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给盖瑞?施奈德打了个电话。盖瑞的声音很平静。他告诉医院的情况。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三五个月可活。艾伦最后在“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他家里挂着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纳堡（AnnArbor）有个喇嘛庙，住持是达赖喇嘛的表弟，艾伦的师傅。在喇嘛教里他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喇嘛的攻击。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这是我有生头一回。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艾伦是贵宾，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而坐。听众四五十，多是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住持方头大耳，一脸福相。他先介绍了艾伦和我，然后开始讲道。那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讲的都是为人之道，浅显易懂，毫不枯燥。艾伦正襟危坐，双目半闭。

东方宗教有一种宽厚的力量，息事宁人。再说对像艾伦这样西方的造反者来说，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传统挑战。而艾伦在东方又恰恰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块粗犷而神秘，充满再生能力的土地与文化结合起来。

艾伦的眼睛里有一种真正的疯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只眼看你，用另一只眼想心事。他送我一本他的摄影集。在这些黑白照片里，你可以感到他两只眼睛的双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们，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涣散，即使笑也显得很疲倦。在艾伦试图固定那一瞬间的同时，焦点显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只想心事的眼睛。声音沉寂，色彩褪尽，他让人体验到消失的力量，一种真正的悲哀。有一张是艾伦的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盘腿坐着，面对浴室的镜子，相机搁在两腿中间。他秃顶两边的浓发翘起，目光如炬。这张照片摄于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伦是我的摄影老师。一九九零年在首尔，他见我用傻瓜相机拍照，就嘲笑说：“傻瓜相机把人变成了儍瓜。”他建议我买一个他那样的手动的Olympus微型相机。他告诉我，这种相机轻便小巧，便于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获得你想获得的效果。但现在已不生产了，只能买到二手货。他警告说，千万不要用闪光灯，那会破坏空间感，把景物压成平面。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胶片解决曝光不足的问题。第二年春天在纽约重逢，我真买到了一个那样的相机。艾伦问我在哪儿买的。这位二手货专家在手里把玩着，对新旧程度和价钱表示满意。接着他教我怎样利用光线，以及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夹紧双臂，屏住呼吸，就这样——咔哒咔哒，他给我拍了两张。

艾伦总是照顾那些穷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计们。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接济诗人科尔索（GregoryCorso），买他的画，给他生活费。我在艾伦的公寓里见过科尔索。他到之前，艾伦指着墙上几幅科尔索的画，一脸骄傲。科尔索很健硕，衣着随便，像纽约街头的建筑工人。我们坐在方桌前喝茶。艾伦找来我的诗集，科尔索突然请我读一首我的诗，这在诗人之间是个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诗，读了，科尔索咕噜了几句，好像是赞叹。艾伦坐在我们之间，不吭声，像个证人。然后他请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路上科尔索跟艾伦要钱买烟，艾伦父亲般半信半疑，跟着他一起去烟摊，似乎怕他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编辑/安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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