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地拉那 >> 地拉那美食 >> 苍烟空亲爱的卡姆瑞德,顿河流域没有上帝
我是一个私生女，苏德战争爆发后，母亲加入苏联红军做了一名前线护士，年在库尔斯克认识了对德作战的父亲，年生下我。父亲有自己的家人，跟母亲的关系只是战火纷飞年代有今天没明天的临时搭伙，你也可以说是苟合。年8月，父亲就做了烈士。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父亲活着，回到自己的老婆身边，母亲还会一辈子把“你的父亲是个英雄”挂在嘴边吗？也许她会骂这个提起裤子不认人的渣男，无情地抛弃了我们。
母亲对父亲的感情完全建立在他过早地以英雄的面目离开了这个世界，虚假繁荣的爱并不妨碍母亲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她的情人罗季诺夫是克格勃中的一个小官员，当她对我有抱怨的时候，这是我反击她的杀手锏。
年6月，我满18岁。美苏冷战还在继续，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核按钮一直没有按下来，几十年后有人说，赫鲁晓夫在与大国抗衡的时候，终于选择了理性面对，否则，那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年，苏联东南面的大国刚从三年大饥荒中缓过劲来，但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食物匮乏、物价飞涨。人们天不亮就起床排队凭证抢购食品，但不是排队就一定能抢到，因为食品供不应求，火柴和盐都能一抢而空。我的母亲柳达是战争中过来的革命干部，比普通市民享有更多的特权，虽然也起早床，却能穿过排队的人群直接进到里屋，而且能用党员配给拿到别人买不到的烟酒、牛奶、罐头、以及我最爱吃的凝乳棒。即使在这样的家庭，我仍然穿着破洞的袜子需要自己缝补。
这一年的6月，苏联政府将食用油以及肉类产品的零售价格分别提高了20%和35%。我所在的新切尔卡斯克城的人民对于粮食价格上涨非常恐慌，这座城市有一家大型国企-电车厂，我在这里的实验室工作，工人们刚刚因为经济困难被降低了三分之一的薪水。用更少的薪水，去面对更高的物价，去承受更艰难的生活，电车厂的工人不得不质疑苏维埃描绘的美好未来是骗人的，他们决定罢工游行。
我的母亲柳达，伟大领袖斯大林的红军战士，社会主义建设的忠实信徒，她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告诉我的外祖父，斯大林时代还降低物价呢，为什么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会涨价呢？但她马上就会安慰自己，这一切困难都是前进过程中暂时的，那些愚蠢的人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饿肚子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不饿肚子的最高理想。母亲认为造成人们恐慌的是人们不停的议论，她希望所有人闭嘴，要相信苏联的妇女不会挨饿，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我外祖父抽着母亲拿回来的香烟似乎并不买账，他站在阳台上遥望城市：就让肯尼迪来个核爆炸吧，所有暂时性困难就全都消失了。
“愚蠢”的电车厂工人更在意眼前的苟且是否还能将生活苟且下去，罢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列宁广场的游行和反游行像六月的天气一样燠热，空气中弥漫着随时都将爆炸的火药味。地区委员会秘书长巴索夫率先来到工厂调查和阻止工人罢工，但他的汽车被工人掀翻，他的出口被工人堵住，随行的母亲不得不陪着气急败坏的地区长官从地下道狼狈逃窜。
此刻，无所不能的克格勃、情报局也陪同米科扬、科兹洛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指挥小组来到新切尔卡斯克城，商讨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工人罢工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母亲柳达提议要铁腕控制，尤其是对煽动者，要果断地抓捕并审判，她的提议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所有的通讯必须被监听，所有的信件必须被拆阅，所有的道路必须被关闭，封锁news、戒严、查处带头人，军方必须将子弹发给奉命执行任务的军人，不要拿宪法规定来搪塞领导，更不要与美帝广播电台的声音保持一致。
漏夜回家的母亲，被外祖父和我都气得脸色铁青。母亲左右开弓动手打了我，因为我轻慢践踏了她为之战斗为之奉献青春和热血的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死胖子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坟墓中拖出来是对的，赫鲁晓夫在20大上公开斯大林的真相也是对的。母亲却充满揶揄地说：斯大林活着的时候，郝鲁晓夫为什么不揭露他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自保。我顶撞了母亲：你也是，害怕斯大林。母亲勃然大怒，她身边的自己人竟有着敌人的腔调。被母亲打脸的我离家出走。
而我的外祖父，则穿上了他压箱底的白军服装，让母亲大惊失色，异常恐慌。这可是苏联红军的敌人，斯大林的死对头啊。不仅如此，外祖父还拿出了喀山圣母像祷告。穿敌军军衣、搞封建迷信，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对现政权赤裸裸的挑衅，如果被发现立即就会投进监牢，但年迈的外祖父并不害怕：别再让我经历这些了，我很庆幸我就要死了，让一切毁灭吧。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生了。三分之一的工人成了敌人。超过的工人在士兵的帮助下穿过沿途堵截，高举列宁像和红旗、鲜花朝城市委员会进发，他们打着“我们要吃肉，要吃黄油，要提高工资!”的口号，希望与中央委员会对话。工人们占领了市政府，在办公室发现了白兰地、腊肠这些奢侈食物，军人对着人群头顶示警，却有工人倒在了血泊中，愤怒的情绪被点燃了，母亲无意中撞见了潜入办公大楼顶层的克格勃，子弹从窗口飞向了人群，然后乱作一团。看热闹的人、理发店里的理发师，躲进理发店的伤者，没有人幸免，鞋子、围巾、血迹，所有的痕迹被高压水龙头冲掉，融进沥青的红色，没关系，再铺上一层沥青。
在小公园毫无作为的母亲柳达也许是在目睹了林间母狗和一群狗崽子们的舔犊情深才蓦然意识到，拥挤的人群中还有离家出走的女儿，也就是我。她终于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她完全可能在自己提议的镇压抓捕中失去自己唯一的亲生骨肉，这个施暴者就要品尝受害者的滋味了。她去同学家找我，但邻居阿姨否认了我躲在她家藏身的事实，医院找我，去停尸间找我，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在接受隔离调查并签署保密协议，熟悉的大夫说没有见过我。
罗季诺夫带着搜查令到了我家。他们认为我是煽动者，至少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母亲答应如果见到我会带我去自首，也许是罗季诺夫与母亲的私情起了作用，虽然他例行翻检了我的个人物品，但留下一句话：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煽动者，也许有人是不明真相牵涉其中的。我的邻居还在处在恐怖中，不断有人被拖走、绑走。
穿着白军制服的外祖父让焦虑的母亲坐下，他要读一封信给她，是外祖父的侄女写给他的一封求助信。那封信写于年，当时的俄国正处于白军和红军的内战尾声。
信中提到，她的叔叔被红军杀害，他们所在的村庄以及邻村很多人被杀害，这些尸体被赤身裸体扔在马车上，然后被随意处理。她辍学在家，因为她的父亲反对苏维埃，所以她被告知不允许接受苏联教育。其后，他们家遭到了掠夺，玉米被抢走，还被罚了款，一家人随时可能饿死。外祖父接到信后，立马赶往村子，可到了以后却发现侄女一家已经全部死去，他们的尸体被赤身露体丢在沟里，明显是先奸后杀。
母亲对外祖父表示出非常生气和反感，在她看来，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红军残暴，难道白俄、富人、哥萨克人就不凶残吗？外祖父讲了一个哥萨克人被铁钩子穿着鼻子和舌头走死的故事，我的母亲更加强硬：不要来吓我，我在我的岗位上什么没有见过！外祖父说你看过肖霍洛夫对吧？肖霍洛夫写出真相，你们就看不到这个小说家肖霍洛夫了，他不是关在哪里，就是早被枪毙。顿河流域没有上帝！
这边，政府举行抗暴表彰大会，并将在6月3日晚上7点举办市民联欢舞会，母亲柳达被上级要求会议发言。但在登台前的几分钟，母亲最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躲到卫生间撕心裂肺地痛哭。那一刻，我确认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只有母亲才会有找不到孩子的恐慌和悲伤。
城市处于封锁中，抓捕还在持续，母亲抱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心态，决定去郊外寻找我的尸体。她的情人罗季诺夫利用自己克格勃的身份，开车送她出城，因为没有特别通行证而被军方扣押。体会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悲痛，是一个正常人所能表达的正常的怜悯，军方睁只眼闭只眼放走了母亲和她的情人。
没有墓碑和名字的乡间，让母亲崩溃。她诚挚热爱并拥护的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让她觉得惶惑，母亲们到哪里去寻找和看望已经失去的孩子。越是心碎欲裂的时候，母亲越会演唱那首鼓舞她士气的歌谣，《亲爱的卡姆瑞德》，那首从血雨腥风的战争中一直唱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歌曲。母亲的词汇中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汇的出现和大量运用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他的克格勃情人告诉她，有些话不能说，有些事不能做，有些记忆必须被清除，党的话就是法律，如果谁忘记了这一点我就会提醒他。幸运的是，母亲没有找到我的尸体，穿着破洞袜子露出脚趾的女孩比比皆是，但她们不是我。母亲回到家中，从外祖父卷钱的动作中意识到我已经出现过，外祖父指着楼顶说，我就躲在那里。
母亲的血液里不仅仅只有共产主义信仰，还有俄罗斯人传统信仰的弥赛亚，母亲喜极而泣，她并没有把我交给克格勃，而是掏出了罗季诺夫悄悄塞给她的我的护照，她相信自己能帮我逃出追捕，摆脱牢狱，她相信她为之奋斗的祖国会越变越好。我也相信，母亲在任何年代，都是特权阶级中的一员，她不会明白这一点，如同她不理解我为什么会与“不是自己人”的那些人站在一起。但她是我的母亲，她爱我，如同我爱她一样。
这便是60年前苏联历史上恐怖黑暗的一页，26人被杀害，87人受伤，多人被捕，7人因“大规模混乱”等各种“罪行”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其他约数百人被监禁长达15年。直到年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惨案才得以公开，叶利钦总统当年访问了这里，并为遇难者建立了纪念碑。
是的，这就是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康查诺夫斯基的新片《亲爱的同志》，在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最佳影片和评审团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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