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早期生活

问：可否谈谈你从六十年代在广州到八一年到北京期间的经历?

侯：我是一九六三年年底出生的。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文革初期,六六年左右。广州的文革当然对成年人的影响很大,对孩童的影响却不是太深。文革时,广州比中国其他地方来说,相对不是这么紧张,我还记得红卫兵抄家的事,依然有少许记忆,我爸爸六十年代尾到七十年代初去了干校,妈妈就要去工作,我跟保母一起住,在她家长大,一路到上学七岁的时候我回父母家住,那段时间文革的记忆,都是自由的童年,别人在革命的时候,小孩子是在街上玩。我家里也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家庭,依然是残余了一些书,即使是抄家都抄走了,床下就依然有些书本、唱片、画,我家人都希望我受到这样的教育。我记得当时就是躲在家里,门窗全关上,在最后的房间,偷听古典音乐,当时好大件事,家中还收着这些东西是很危险。家中是有这些教育,到我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学画画,家人几喜欢这些事,给我机会去少年宫学画画,上学之余就学画画,自小就有这种爱好,一直到中学。当时的中国,直到我们读初中时,依然是没有机会考大学的,唯一一个可能性是毕业后去农村、工厂工作,很大可能性是在农村待几年再给机会你回来。当时一是体育方面,一是艺术方面有专长,会有好点的安排,不过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么长远,是很喜欢[文艺],家中有这么的传统,文学、艺术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要学的事。我初中的时候有两个选择,当时我都好喜欢踢足球,我十一、二岁是有两个选择,一是去体校学踢足球,一是去少年宫学画画,我两样都试过,最终选择了学画画。到我初中,初二、初三的时候,七七年左右,又恢复考大学的机会,所以就有机会考美院。当时入少年宫都要经过很严格的考试,小时候我做完功课之后就是画石膏像,自己去学,找老师教,最后都成功考入去,在里面学习了四、五年,这段时间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在广州经过严格挑选,选了的二、三十个人在画画的班里,不单止是学画画,而是有一个交流的气氛,小时候又相信自己是有少少天份的,都有少许野心,最大的愿望是考入美院,之后就变成专业的艺术家,当时是很这种愿望很强烈。

问：你一直都是想考中央美院,没有考虑过广州美院?

侯：我都有考过,当时第一步是初中考高中时想考入广州美院的附中,结果就考不到,继续在少年宫学习,当时都有很多同学考不到,有些考到,有些考不到,都继续在少年宫里学画画。我考不到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我喜欢的东西是跟学院派要求很不同,我当时最大的一个偶像是塞尚,学画那一类画。你画这样的画,就算考现在的美院都考不到吧?

问：当时你年纪这么小,就认识塞尚?

侯：当时我家中还收有一些旧的五、六十年代的杂志,有些图,而且我有个舅父在香港,可以寄书入中国,七十年代后,大约七三、七四年,他偶然会寄书来,我记得是本很小的书,一辑现代美术的丛书,日本翻译过来,他寄了几本过来,我当时最喜欢是塞尚,七六、七七年。当时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的,就是之后成为我导师的邵大箴,他就在中央美院。我当时十四、五岁,有几件事对我来说有特别的影响,一是接触到《世界美术》[一九七九年创刊,邵大箴主编]。《世界美术》之前,当时浙江美院出了一本[《国外美术资料》],我想现在还有吧,第一期是黑白的,早期几本都是黑白的,里面有一些翻译的文章,当时我无能力判断文章翻译得好不好,当时这本杂志是很难找到的,有专业单位如美院、画院才可以订,内部参考。我妈妈有个同事朋友在广州美院图书馆做事的,他就偷偷地带我进图书馆看书,当时很大件事,我年纪小小有机会入去广州美院图书馆,他帮我找到这本杂志,是最新收到的,我当时很兴奋,很欣赏这类新的艺术,当时印刷很差,图又小又模糊,像报纸那样,我在想,原来可以这样画画的,觉得很特别。之后《世界美术》创刊,因为我妈在邮局工作,她有方便帮我们订到一些杂志,我们小时候唯一的乐趣就是看杂志,特别是这些杂志,那时要排队去买这些杂志,因为我妈在邮局工作,她有办法帮我们找到这类杂志。当时杂志是通过邮局发行,我看到邵大箴介绍的西方现代艺术,我记得是两、三期连载,可能现在都找得出来,好简单的介绍,就知道甚么是现代派,他是从印象派开始讲,我当时最喜欢就是塞尚。

问：你是在说你十四、五岁时的事?年纪很小啊。

侯：之后我就开始写一些文章,亦对艺术史很有兴趣。我刚刚入高中,自己喜欢写文章,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Cezanne的文章,这篇文章给我的一位同学看到,他的爸爸是广州美院教授陈少丰,他是教中国古代美术,他的同事就是迟轲,是教西方美术史的。陈看到我写那篇文章,约了我去他家,他说不认识现代艺术,叫我跟同事倾倾,当时对我很大件事,迟轲他当时很出名,有机会撞到这人在当时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一回事。后来文章复印了给迟轲,他看了后还写了批文,很有趣,他的评语说我的观点不够社会主义,我觉得很有意思。

问：那年你几岁?

侯：十五岁左右吧。当时我写文章有一点很幸运的,是由小学至中学我的文学老师都是很好的,我爸爸是研究文学的,所以自小受古典文学的教育,我的老师督促我们每日要写文章,学顾炎武写《日知录》,每日一定要写一篇,而且要用古文写。我有机会有这些老师,迫我去学习。

问：你的初中是在文革时期,老师仍然可以在学校里做这些?

侯：是,当时有一些老师是很胆敢偷偷地跟我们加课。

在中央美术学院

问：你说八一年你在北京开始接受洗脑,北京跟你的青少年期生活,反差很大。

侯：当时我们在广州是挺叛逆的,广州跟中国其他地方是很不同,我小时候都有很多政治玩笑,自小都是和这件事一起。当时广州还可以有广东话电台,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多传统残余,这些老师都留有很多东西,希望下一代可以学到,我们可说是很幸运遇上几位这些老师。我读中学时就是每日写文章、背古文,令我不至于纯粹接受洗脑的那一套。当时我高一、高二的时候,陈少丰就跟我说,反正你都是要去考大学,中央美院准备有个美术史系,当时七七年恢复美术史系,可能是七八、七九年再次招研究生,陈少丰六十年代在北京培训过,在美术研究所。他的同事薄松年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他们是好朋友。他说一年之后招本科班,陈少丰说我可以准备考这班,刚好我八一年就毕业,之前就去了解一下,准备了年几两年,自己上学之余,又去学画画,找机会读艺术史、历史、考古,四围找书看。完全不觉得有希望的,算是去试一下,家人又很支持,爸爸叫我试考,我寄了几篇文章,当时要考写文章、艺术史的知识、普通中学的课程,如文学、数学、外语,全国统考的科目,然后是专业科如艺术史、考古、画画,当时报考要先寄资料去北京,挑选了一百个人左右,去面试、去那边考试。我当时拿到准考证觉得非常幸运,拿到准考证已经很大件事,当时全广东省去考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得到准考证的是陈小强,画油画的,可能早我一年,但结果他考不上。我拿到的时候,少年宫的老师张文博就叫我一定要去试一下,我爸爸当时很支持,他居然让我一辈子第一次坐飞机,买了张飞机票让我去北京考试,当时坐飞机是很大件事,就这样去了考试。考完一星期之后,就通知我考到了,我当时不敢抱希望,因为全国几千个人去考十个人出来。我不记得确实是几多人,我想是超过一千人,选一百个人拿到淮考证,之后再选十个人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分数最高,平均分有九十几分,不知道为甚么。

问：原来你这么厉害!

侯：第二名就是费大为,当时整班同学中我年纪最小,费大为最大,在本科生里考大学的很多是文革长大而没有机会读到大学,积压了很久之后,所以我们是全国最多早第一届的美术史本科班,费大为、温普林,那班同学里很多后来都成为颇有成就的人。

问：还有谁?

侯：刘士忠。刘长虹,去了加年大读心理学博士。王明明的弟弟王卫明,在日本做艺术史教授的。刘士忠是在文物出版社做总编的,俞放又是在首都美术馆做馆长之类的。

问：有无女同学?

侯：有两位。一个叫做霍静波,后来去了新西兰,好像是在戏剧学院做教师,去了外国的。另一个叫做王迎,去了美国读博士,很多年都无消息。我们十个人后来都有所作为。

问：从这里可以引伸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作为一个广东人去了北京,当时有没有现在说的culturalshock?虽然是同一个国家里。

侯：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去北京时的印象是‥怎么北京像农村似的?很乡巴佬,不像城市。加上当时的北京跟现在的北京差很远,其实我开头一两年都不是太习惯北京的环境,不习惯当时的人说话又这么严肃、很政治化,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读了几年书之后我反而就愈来愈喜欢北京,因为intellectually是很特别、很强烈的地方。后来我差不多在北京住了十年,我都好喜欢这个地方。我们这班人在美院是最早中国所谓的实验艺术。其实还未去美院之前还有数件事对我影响很大。第一是我刚才说的邵大箴的那些文章,第二是最早的新春画会,一九七六年,星星画会之前,跟星星时间差不多。「新春画会」有一个很大的展览,北京展完来到广州,我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描述了百几件作品,其中有冯国东。当时在美术界很大件事,广军等这些最早画一些比较抽象的画,星星之外,北京那班人如王怀庆,袁运生,对我当时是很有印象。

问：这是你入了美院之后?

侯：还未,美院之前,我读中学的时候,由于我对塞尚有兴趣,所以是较早发现这些事物。我们因为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的美院本科生,文革之后第一批本科生,老师对我们要求都很高,我们的课程其实都挺好,当然有中国传统艺术,到西方传统艺术,到现代,全部都有。图书馆当时在国内是资料比较好,杂志、还有外国的杂志如ArtinAmerican开始可以收入,有时是迟一年半载才见到,对我来说都是很好。起初要读英文不是这么容易,我做了一样功夫,就是老师在堂上用中文讲课,我就用英文做笔记,这样来学英文。

问：自己实时翻译?

侯：是自己这样学回来,很多事都是这样学回来。

问：当时课程最好的一部分是?

侯：最好的是有几方面,一是这些老师如金维诺、薛永年、王珑、邵大箴、李春、常又明,这批人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艺术史家,他们传授给我们的真是很深的学问。另外是金维诺会带一些外国的教授来,又开始有外国留学生,对我来说都是挺重要的,因为他们带来的许多讯息,不同的方法,直接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点是美院当时是在北京的中心,这个地方很小,两百个学生都不够,但是那是全国各地牛鬼蛇神集中的地方,谁在外地来北京一落火车站,第一件事就是去美院找朋友寄宿,躲在宿舍里住几天,这批人是全国各地的精英,我们有机会见到这班人,一起玩。还有就是美院是几个艺术院校之中,最前卫的、反叛的地方。

问：你提到你的老师,如果是在友侪之间,比如费大为是你的同学,你作伴的是哪些人呢?哪些人对你是有影响的呢?

侯：都是这些朋友,还有画画的同学,中央美院附中有一批学生升上来,他们是很早,跟我们读中学的同期已经是很反叛,他们在北京接触到很多事物,好像有几个同学开始是有些RockRoll的,都很多特别的地下活动,之后如崔健最早有活动时都是在美院,拍电影如王小帅这批人,他们都是美院附中毕业的,常常来我们的校园一起玩,我记得最早见到崔健时都是大家一起在饭堂吃饭,他当时是吹小号,他的头发是剪得很有趣的,像个碗扣在头上。我们一起玩大的,那个地方是全国很多地下的人在那里,这是潜移默化。八十年代是中国一个很好的时期,共产主义还在,所以我们读书不花钱,国家还支付你每年两三个月所谓下乡,我们美术史下乡跟画画的不同,画画的去农村画画,我们就是去做考古,因为金维诺佛教艺术的专家,经常带我们去须弥山石窟、敦煌,我们读大学四年去了两次很大规模的测绘,须弥山石窟和广元石窟,两个都是我们去做最早的田野考古,在文物出版社出版过一些研究成果。我们是去学,当时又无电脑又无工具,要搭架上去拉线,去学怎样画建筑图,其实这件事令我学识自我组织,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之后有想法时,知道怎样去实行。

问：过程中你是很享受去学这些事,但你之前提过青少年时期你的偶像是塞尚,其实你之前认识现代派的知识和你之后进美院学似乎是两回事?

侯：有一样是共同的,我在美院读书时都好喜欢古典的东西,是有原因的,我想找出正统官方艺术所认可以外的事物,所以我最后决定我的专业是研究中世纪艺术,回想我认为塞尚这些人、包括之后表现主义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一个特质是很重要的,他们找文艺复兴之前的艺术作启发,特别是所谓野蛮时代的艺术,他们对我来说是很大启发。我想当时我有几个想研究的课题,第一样是岭南派,不是高剑父,是他之前,苏仁山,是居巢的老师,诸如此类,这些很特别、很另类的。我当时我都去在越秀山的广州美术馆看过很多画,又通过陈少丰的关系(因为陈少丰是研究岭南艺术),想去了解他们,亦写过一两篇文章,不知还可否找出来。同时又好想研究西方艺术,特别是中世纪,原因是好想去找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之外的最黑暗的艺术,当时国内完全无人研究这些,找到的资料很少,我通过朋友,加上找遍了北京的图书馆,找几本书出来。我当时有一个德国同学,他回到德国后复印很多书给我,当时其实无电脑甚么也没有,复印已经是很先进,复印了很多书给我。同一时期我发现了JosephBeuys。

问：哪一年?

侯：八三年。我开始翻译他的书,八四、八五年开始搜集他的资料,好像八六年开始发表,当时有很多特别的原因,八六年我就在《中国美术报》和在《美术研究》,反正在几本杂志里我都发表过关于JosephBeuys的文章。后来撞到黄永砅,他说‥「当时我都有读到你的文章,庆幸有看过你的介绍。」很有趣,我自己都不记得...当时我有一位德国的朋友,很特别的朋友,是学生来的,都是没有钱买书,她复印了很多Beuys的资料,然后寄过来,或托朋友带过来给我,我现在可能都能找回那本厚厚的复印的画册,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我当时也去学德文。

问：在北京?

侯：是。

问：当时已经有?中国人教还是外国人教?

侯：外国人教。当时有几个朋友是留学生,我教他们中文,他们教我德文。很有趣是当时我们是很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气氛,现在回想,当时的讯息是很有限,但因为求知欲令你更想去了解,反而现在讯息是很多,但真正很认真做研究的人是愈来愈少,其实很矛盾,当时很小的事都令人很着迷。

万曼

问：其实你的路颇转折,你看到现代派,又去找一些中世纪之前的艺术。当时你在中央美院跟同学,比如跟费大为会谈些甚么?

侯：我们谈很多譬如现代派的话题。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是万曼,当时我已经开始翻译很多观念艺术的著作,很多装置等等,有一日我就和同学在北京饭店饮咖啡。我跟美院的同学有很多交流,同时又跟正统很抽离的态度,有几个来自广州,香港的同学经常一起玩,在八十年代北京的一些国际酒店,中国人不可以进去,我跟几个朋友说广东话,别人以为我们是从外边来的,有时就偷偷走进北京饭店喝杯咖啡,好大件事了。日日在饭堂吃饭很闷吧?偶然去享受一些不同。有一晚我和几个同学,有香港的,有留学生就在北京饭店饮咖啡,坐在一起当然是谈艺术,咖啡是二十多年都无变过,而沙发是红色大圆形的,不知你有没有印象。八十年代的北京饭店当时我们叫它internationalzoo〔国际动物园〕,所有去北京的各种牛鬼蛇神全在这里出没,你可以见到电影明星和导演,像Antonioni。有一天我们坐在喝咖啡,突然有人回过头,操很纯正的北京话对我们说:「你们是美院的吗?」我一看,是一个白头发的西方男人,五、六十岁,我们吓了一跳他很流利的中文,他说他也是我们的同学,原来他是万曼。他是保加利亚人,最早去中国读书的留学生,跟宋怀桂结婚,很大件事,当时是周恩来批准才可以结婚,四九年之后最早一对国际婚姻,之后他们回到欧洲,保加利亚,然后去了巴黎,八十年代中时,八四、八五年宋怀桂回来中国工作,她代表PierreCardin,开Maxim’s。那一晚遇上他们,自此我几乎每晚跟万曼在北京饭店谈天。就开始筹划很多事,谈Installation〔装置艺术〕、SoftSculpture〔软雕塑〕。

问：即是说Installation、SoftSculpture这些概念是他带给你的?

侯：我们讨论怎样翻译,是我翻译过来的。而且是开始了具体的一件事,当时他的想法是在中国开办工作坊、研究所。最早他是和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原本他是在工艺美术学院读过书,跟常沙娜是同学,就想办一个研究中心,最早是通过工艺美术学院接触到北京艺术地毯公司还是挂毯公司,就遇上穆光、赵伯巍、韩眉伦三个人,就在亮马桥租了一个地方,自己设了研究所,当时我都一起组织这件事,之后是八五年在美术馆做的展览,可说是我最早参与策划的一个计划。当时条件好艰苦,中国的美术馆就是租个地方,用几天做展览,只有一、两日时间给你去装展览,我们是由早上工作到晚上,天气很冷,零下十几度,晚上七、八点之后没有暖气,我记得是很有挑战性,但很有乐趣。

问：万曼对你最大的影响是甚么?他介绍了给你甚么知识?

侯：我想是很多方面,第一是人格方面,对我来说影响很大,这个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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