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近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觉得，认真谈一谈《宣言》是很有必要的，关于《宣言》的内容及其时代价值，我当然可以谈，但是一来这是个大工程，需要对文本和延伸材料做再阅读方能做一篇好文章，笔者未必有这个能力与时效性的兴趣完成，二来关于《宣言》问题，张双利老师的《导读》课程的总是远超过笔者能写出的任何一篇文章的（相关网站上就能找到课程）。于是，笔者选择了这样一个带有歧义的题目。这里的“精神现象学”也仅仅是作为一个能够引起联想的能指而存在，因此大家也无需过于担心自己有没有读过黑格尔。实际上，这篇文章更多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阅读《宣言》前的预热，或者在此，《宣言》也终究变成了一个能指，一个由《宣言》的不在场而留下的空位，而能够填补这个空位的也终将是自认为自己是或不是“共产主义者”的读者们了。

景观式阅读——在场的缺位

当一个主体将自己定义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两个意义上说的：首先“共产主义者”是一种自我规定的理想自我，这是想象界的有意识主体的运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者”的自我对象化从根本上是外在于主体的结构对主体的“凝视”，是一种“自我理想”——这一点对于坚守笛卡尔“我思”主体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是蔽而不明的。对于他/她而言，“共产主义者”必须是一个有知识，有“政治觉悟”，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凡脱俗的“德性”存在，而且这一切的特质，是无可争辩的“我自己的德性”。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共产党宣言》是昭示了“真理”的文本，是共产主义的“圣经”，当打开《宣言》文本的时候，“共产主义者”会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态，认为这个文本上的文字拥有什么神圣的力量，于是“共产主义者”开始学着自己从其他渠道得知的陈望道老先生的旧事，念叨着“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在一些纪念日里，“共产主义者”是绝不吝会加入人群，“声情并茂”地和其他“共产主义者”们高声诵读道：“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这样，“共产主义者”就能再生产出自己的“理想自我”，并更加“坚定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信念”。

这样的阅读与吟诵已经使得《宣言》这一文本成为了一种“景观”，一个“纪念碑”——这一景观化是随处可见的，这正是雕塑或者纪念碑的意义，《宣言》、陈望道校长、正如随处可见的英雄纪念碑一样，都最终成为了一个景观，一个能指。能指的存在常常意味着所指之物的不在场，正如幼童的Fort-Da游戏意味着母亲的不在场一样。作为“圣经”被阅读的《宣言》成为了在场的缺位者，文本仍然一字不漏的存在，而其内容则被遮蔽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情势性的文本，《宣言》是绝对不能够被抽象掉时间维度而成为圣经的。于是，作为能指的《宣言》，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是一个空缺。对“共产主义者”而言，这个空缺意味着自己得以被安放，对《宣言》的欲求也昭示着对“理想自我”的欲求。“共产主义者”将想象界的自我安放在这个空缺中，并以此不断地再生产出自己“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认同。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想象界的自我终究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是一种自我的“伪型”，是自我完整的想象，在整个阅读中，《宣言》仍然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是宣言的不在场。

这一空洞仅仅是想象界的空洞，是意识主体需要通过镜像制造“想象自我”而出现的“空洞”。但不可否认的是，《宣言》作为空洞的能指本身，终究是自身之外的东西——想象界的意识自我于是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张力。如果自我是一个自足的理性主体，那他何必栖身于外在于自身的缺口呢？现在，即使想象界的“共产主义者”希望将一切“德性”都视为自己的性质，他/她都无法改变以下事实——那个用以确证自身，再生产“理想自我”的“缺口”，终究是外在于自身的东西。

接下来，“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去追问那个缺口的意义——这个作为理想自我的“共产主义者”所处的位置，究竟是什么？《宣言》不在场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意义的缺位，另一个丰满的意指以隐喻的方式占据了这个位置，那这个意指是什么呢？它意味着什么？

以父之名——无意识的结构

当这个问题被问出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才真正有可能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个判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于是，想象界的意识主体不得不隐退，而象征界的无意识主体也不得不突现出来。这一主体在根本上规定着想象界的“意识主体”，想象界主体的“原子个人”的欲望（“理想”）最终被发现于主体之外，根本上是因为无意识主体的特性。无意识主体在根本上是被主体之外的“大他者”（Autre）规定的，是被能指的体系结构的——在主体诞生之前，大他者与能指结构已然存在。而《宣言》作为一个能指，在此便成为了“大他者”的栖身之所。

实际上，大他者以《宣言》面目的现身，已经是一系列转喻与隐喻的结果，而这也预示着作为能指的《宣言》本身的“脱落”****。从《宣言》到一个组织，到一个人，再到某个既定的秩序，这是能指链滑动的的魔术，是能指的冒险——然而，能指终究仅仅是结构，而能指链背后的意指则是象征界的父法的存在。于是，“共产主义者”可以知道，想象界的“理想自我”根本上是象征界的“自我理想”的镜像折射，想象界的自我自以为是“自己”在凝视“自己”，自以为“理想自我”是一种“自我凝视”，一种“自我规定”，一种自律。只有在一些时候，他/她借着大他者的声音说出真相：“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去。”这时，“共产主义者”的“信仰”与“道德”也由此露出了自己的真身，这根本上是大他者的欲望，是大他者施加在无意识主体身上的“绝对命令”，而无意识主体则通过遵守这一“绝对命令”来谋求得到大他者的承认，欲求大他者的菲勒斯(Phallus)，只有在大他者处，主体才能获得自己应有的整全。那这个被把握为“大他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可以是抽象的民族，可以是黑格尔的国家，可以是抽象的政党与政治信仰，自然也可以是不在场的人与文本——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可以给予主体生存意义（终极关怀/本体论承诺）的存在。在“共产主义者”这里，《宣言》就是大他者的栖身之所，是主体艳羡的拥有“菲勒斯”的父亲的隐喻。

实际上，大他者的意指——那个被称为“社会”的东西，是无数社会权力交织成的网，是冲突与分裂的场域。这一分裂意味着“大他者”并不是一个整全的“父亲”。它从根本上是一个受阉割的他者，他并没有能力提供主体所欲求的菲勒斯——善，德性，好的生活，诸如此类。因此，象征的大他者也同样是受阉割的大他者，而想象的大他者，那个用以安放想象主体的大他者，终究也仅仅只是幻象，是空无。这也是为什么，大他者无法真正道成肉身，无法突破应当是由自身所建构起来的能指结构，而只能四处寻找空无的能指，寻找能指的空缺，以隐喻的方式栖居于能指的结构中。当《宣言》回到他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语境中去，那现实的尴尬与非整全就不得不显现出来——它所呼唤的年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以《宣言》为纲领性文件的第一国际，甚至都没有存活过19世纪。当《宣言》是大他者的栖身之所，是想象的父亲的幻象的时候，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当《宣言》的阅读成为一件严肃的工作，对历史与当下的困境的承认与对父之名的除权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当父之名的迷雾渐渐消退，主体的裂隙就不得不展现出来。理想自我的神话破灭了，全知全能的父亲的神话破灭了，“共产主义者”于是看到了自己分裂、异化的现实。在想象中无比整全的意识主体被打破之后，四分五裂的无意识主体就不得不现身。当“共产主义者”被迫转向主体的裂隙，他/她从裂隙中看到的最终是一片混沌。

正视深渊——主体的裂隙

实际上，裂隙之外，是实在界的荒漠，是主体无法把握到的存在，这在表面上类似康德的物自体，但是其本质上则是不在场的菲勒斯，是人的异化的普遍天命，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的状态，是知识分子们爱念叨的“虚无主义”。在这里，我们看看现实的人的际遇，看看无产者的际遇吧！毕竟在如此这般的裂隙中，在父法的规定中，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都必须正视其作为“无产者”根本境遇。

人的异化，市民社会的分裂，阶级斗争与以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剥削的权力关系及其运动发展，矛盾的同一与斗争，现实历史的发展，才能由此展开——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私有制，这一切都在尝试着维护既定的权力秩序，使得剥削与积累能够继续下去，而剥削与积累的继续也意为这无意识主体的分裂与缺陷的继续，意味着现代性的继续，意味着人的异化的继续。在这个背景下，父之名在既定权力下也拥有了新的意义，它遮蔽了矛盾与冲突，遮蔽了无产者的异化与不整全，而享受剥削的权力的一方也自然可以在父法的荫蔽下高枕无忧了****。

“共产主义者”对这一裂痕与裂痕之外的混沌黑暗的触及可以被认为是柏拉图“洞喻”式的转向，但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他/她拥有高于别人的“智识”或“德性”，更不意味着转向者有能力独自走出洞穴——但这一驱力是真实的，实在界的荒漠是“共产主义者”看到的自己的裂痕，也是“大他者”的意指，即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碎片。他/她意识到，他/她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自己的高尚，而意味着自己的卑微，正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个衣不蔽体的穷人，正如流亡瑞士的列宁只能蛰伏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下等待时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无产者，而他们对自身命运的反抗，则是一种驱力的展开。

在既定的权力体系下，“无产者”或“无产阶级”的存在境遇究竟是如何的呢？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关系下进行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这样的劳动所创造的是劳动者的贫穷与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被称为资本的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现实的人的实践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打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完成这一创举的，是联合起来的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然而，这一力量被认为是一种由异化劳动创造出的异化的力量，在现实的权力关系下，这样的异化的力量创造了人的绝对贫困，这些绝对贫困者在既定的体系下会被不断创造出来，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共同的使命，在抽象的，普遍的基础上被把握为一个特殊的，未实现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一阶级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石，却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经受无法挣脱的异化与普遍天命。无产阶级的生存意味着出卖劳动力，意味着自己与自己的劳动的对立，意味着自己被自己的劳动压迫，意味着一无所有，意味着失去自身，意味着主体在父法之下的无法缝合的裂隙。在此种境遇下，无产阶级只有不断与既定的权力体系与自身的异化命运斗争，不断去追逐自己的整全，才能保证自己不彻底被排除于以其自身为基础的社会之外，这样的驱力，却有着真正的，革命性的力量。

死亡驱力与共产主义——《宣言》的复归

直到这里，“共产主义者”才能真正完成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现在我们再来看《宣言》正文的第一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今天，阶级斗争则体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体现为无产阶级自我实现的驱力。

在既定的体系下，作为无产阶级的个人通过情势性的斗争方能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压迫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减少，甚至变得温和起来，这是无产阶级的生命驱力的作用，在这一驱力的推动下，似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在一天天变好，福利在增加，工作日在缩短，形式似乎一片大好，似乎无产阶级可以通过生命驱力达成自身的整全——可惜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马克思早已论证过这一图景之不可能。

实际上，无产阶级的完成本身将意味着现存的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私有制的全面解体，而私有制的解体则意味着现实的人的异化的本质力量得以最终复归于现实的个人，因此，这一阶级的存在又是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及作为其终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死亡驱力”：这一革命要消灭的不仅是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自我实现意味着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的自我消灭，是的，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将不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资本主义秩序存在的前提。于是，革命意味着——直面无产阶级的死亡！这里当然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个体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扬弃，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的运动，也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而不得所催生出的自我否定的运动，这是生命驱力与死亡驱力的辩证法，是生命驱力的终点与死亡驱力的实现——实际上，生命驱力不过是死亡驱力的遮蔽，而死亡驱力则是生命驱力的本质与必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这一运动的最终完成。这一革命并不是一种末日审判，而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生矛盾之中，我们处在这一矛盾之内，因此我们无处可躲。当“共产主义者”终于领会到这一层，他/才终于被认为可以说是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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