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小说的契机

季亚娅：首先大家关心石一枫这个小说到底写了啥，我觉得就是三个骨灰盒拿错所引发的一个有点“闹鬼”的故事，这三个被拿错的骨灰盒背后牵出三条故事线，第一条是北京胡同的男孩那豆和他的家庭故事，第二条是海外劳工何大梁、田谷多的故事，何大梁正在阿尔巴尼亚修大桥，第三条线是海外新移民黄耶鲁家的故事。我想问一枫，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在我看来有点离奇的情节设置？

石一枫：换错骨灰盒这个事，有一个特偶然的契机。我印象里看过一个电影，名字忘了，看到特惨的一幕：家里的孩子已经死了，父母去火葬场把他的骨灰盒领回来。当时的镜头是一个小窗口，骨灰盒就那么递出来给他们。我看到这个镜头就在想，这不会有错吧？就这么递出来，不会出错吧？电影跟我这个小说没关系，人家没拿错，但后来我就一直想，假如有错怎么办？假如有错了能不能展开一个故事？后来顺着这个事往下琢磨。假如真错了，谁跟谁错？错了之后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错误？……故事就是通过这个展开的，从一个电影镜头触发这个小故事的由头。写小说的动机或者说灵机一动很重要，像贝多芬的《命运》的动机就是开头那四个音，我这个小说也是，我要看看能把这个由头敷衍成什么样的事件。其实骨灰盒弄错，这是今天的现实里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原来手工填写单子的时候还可能有错，理论上存在这个可能性。我们写小说，就是把理论上存在的事情变成生活里可能发生的事情。

羞涩的作家

季亚娅：我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对它的北京味儿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八哥，那是一只会说话的八哥，而且会抢话，一枫安排他的主人公出场的时候，第一个情境就是去遛鸟，在朝内环岛走一圈。我们《十月》杂志发表这个小说的时候，编辑部就讨论过关于这只可爱的八哥，在小说初稿里它经常一口气说24个字，说的是复句，还有比喻句，我们讨论了一下，因为“建国之后动物不许成精”，就把它的话改成四个字之内。石一枫一直是一个特别关心北京的作家，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代表作《世间已无陈金芳》里面，第一个情境就是陈金芳在国家大剧院观剧。这些都是北京不同的代表细节和代表情境。我想问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作品里面的“新京味儿”和北京人、北京想象？

李敬泽：说到北京人，我自己的地域认同基本上就是北京人，但又不那么空泛，我会说我是朝阳人，北京的朝阳区。关于现代文学以来努力建构起来的所谓的京味儿文学，今天咱们不是在谈学术，我也不细说了。但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要意识到北京是一个什么地方，当它一定要有那么一个“味儿”的时候，别忘了北京是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巨大国家的首都。北京其实是一个高度混杂、高度移民化的城市。像咱们这儿坐着的，包括李洱、史航、季亚娅，父辈都不在北京，都是“新移民”。今天上午我想了半天，在我的生活半径里，往上三代都在北京的人，可能也就是石一枫。所以是不是确定有那么一个固定的本性，叫做“文学的北京性”，或者叫“北京的本土的文学性”，我觉得真是挺难说的事，恐怕得拼命建构。

同样的，在世界文学中，英国文学里是不是有一个“伦敦性”？不管是“伦敦性”“巴黎性”“东京性”，首先的内涵一定包括世界性和天下性，否则它们就不称其为巴黎、伦敦。其实北京也是这样，当我们反反复复谈“京味儿”——也许有，我不能说没有——但是说它有“北京性”的话，首先也是它的天下性和世界性。所以就《漂洋过海来送你》来说，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所谓的“京味儿”，我感兴趣的是世界性，这是石一枫这个小说里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季亚娅：就是谈地域性也要有一个坐标轴，在说北京的时候把视野看到世界性去。

《漂洋过海来送你》目录

史航：我们可以把一枫的小说当成小说里爷爷的酱油厂，酱油厂的地盘后来是国际金融中心，后来又差点要做互联网。已经变成国际金融中心了，你要说我们这儿还是有点酱油味儿那也行，其实那是你心里的酱油味儿，就是时间本身记载的生存痕迹。

季亚娅：北京是一个拼图式的存在，既有金融街，也有酱油厂。接着史航老师的话，我想问您的是，您印象最深刻或者您觉得最能代表北京的是什么样的人？

史航：我17岁来到北京，一直住到现在51岁了。一说北京就说胡同，我记得以前有文章里写，胡同夏天的正午走过一个女孩，低着头，非常娟秀，非常文雅，只有她马上走过你身边的时候，你看她手里攥着一点东西，露出一点点的白，你才明白，她攥着一点手纸，她去上公共厕所。这就是北京。我们看着很典雅，其实攥着手纸去公共厕所，但即使上公共厕所，依然无碍于这个下午，无碍于这个夏日。说到一枫这个小说，其实讲的都是伦理，是“真”的伦理，是这个世界的纤维和经纬。比如那豆面对那个民工何大梁的时候，突然问，你到底多大岁数？我一直防着你，在想着交换骨灰的事，突然我不防着了，原来你比我还小两岁，我们是兄弟。我一看到这里就心软了，被一枫的文字硌了一下，这一切都是伦理。爷爷跟孙子那豆说，你别看那帮搞强拆的那么讨厌，他们离家了，背井离乡出来，干不着体面的活，就得这么来滋扰大家挣钱。把岁数，把离乡背井这个距离，都用伦理的方式解释，这是这个小说真正的底色。

我有一个问题，小说里介绍爷爷的名字来由，有两句诗，“风吹花又白，雪抱那年枝。”你编的还是哪找的？

石一枫：忘了哪儿看的了。

史航：这两句真好。因为那个爷爷姓那，叫那年枝，这个诗又像遗老诗。

李敬泽：这个爷爷家据说还是纳兰性德的后代。

史航：“那年枝”这个名字特别好，如果小说不叫“漂洋过海来送你”，哪怕叫“我的爷爷那年枝”我都挺喜欢，因为这个名字说明我们什么都记着，但我们不是遗少。德国有一个画家叫安塞姆·基弗，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是要怀旧，我只是要记得。”小说里面这些人过日子，他只是记得，他记得他爷爷，他不希望他爷爷的骨灰跟别人混掉。所以一枫这个小说打动我就在于，他那么精明地讲了一个厚道的故事，所以精彩，所以这个故事的味道最终传递出来了，这是我喜欢的。这里没有一个不厚道的人，哪怕是两个殡仪馆的经理，都还可以，这里面的人都是不想承认自己厚道，都把自己内心像蜡丸一样封起来，但小说关键时刻一个一个拍碎，里面都有点心软，这里面没坏人。

季亚娅：这可能就是老北京的民间底色，厚道和包容。

李洱：看这个小说我确实想起过老舍，想起过刘恒，包括想起过邓友梅。但是我更愿意把《漂洋过海来送你》放在“老城区”而不是笼统的“京味儿”里来谈。故事是从老城区开始的。我想一个郑州人也会喜欢这个小说，因为郑州也有老城区，全国各地都有老城区，有所谓地方性文化。历史积淀非常深厚的这些读者，或者感觉到地方性文化、胡同文化、老城区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各种各样问题的人，都会对这个书感兴趣。

关于骨灰、关于葬礼这个题材，通常可以处理成非常有意思的小说，比如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我还看过一部电影《一个人的三个葬礼》，都是杰作，获得过戛纳奖最佳编剧奖。《漂洋过海来送你》这部小说到最后，是中国人的文化，西方是“我”和上帝的关系，中国却一定要通过父亲、通过祖父跟上天建立联系，现在这个联系通过一个骨灰盒来完成。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最后这三个家庭，骨灰盒搞错之后，要满足老人的愿望，还是要叶落归根，一定要把它重新搞对。虽然灰飞了，但是人间烟火不灭。这是这部小说在伦理的层面、在世情的层面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也构筑了小说的整个结构，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家庭之间，石一枫做了非常巧妙的勾连，勾连当中也涉及童年时代。这个故事编得非常有意思，让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周。

至于它是不是“新京味儿”文化，虽然我能感觉到他跟王朔的联系，但石一枫跟王朔不一样。王朔是抒情的作家，王朔不是反讽式的作家，他是愤怒的抒情的作家。石一枫的小说比王朔小说的腔调复杂得多。而且石一枫是比较肯定型的作家，他认同他所写的价值观，他不进行根本性的怀疑，他认同传统的弥漫在民间文化当中非常“正”的一面，在石一枫身上也坚持着这一点。他的文字本身非常调皮、非常活泼，趣味横生，但这并不影响他最后的底色是非常“正”的。读者尽管看，不会学坏。

季亚娅：还有人总结过，石一枫是“不正经的嘴掩藏太过正经的心”，跟李洱老师刚才说的意思很像。

李洱：他有“痞”的一面，这点确实跟王朔有点相近。“绕”，叙述之绕跟刘震云相似，只是刘震云背后是乡村的底色，乡村的背景，石一枫的背景是古老都市、帝都当中的老城区。他的叙事之讲究趣味，语言的调皮，跟刘震云很相似。

李敬泽：刚才李洱讲石一枫是肯定型的作家，史航也讲人间厚道，确实都对，但他何以成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这就像满大街都是好人，这可不能保证好人就一定是好作家，这是两码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能够感受到，在石一枫这里有一种厚道的或者说肯定性的羞涩。他对他自己的厚道，他对他自己的肯定性怀有一种强烈的羞涩感，所以他一定要这样表达来平复自己，来解决自己深刻的、始终困扰他的这个羞涩，当我们看到有了这个羞涩的时候，“好人石一枫”才真正是“小说家石一枫”，一个满怀艺术才华的石一枫。

史航：说到“羞涩”这两个字，王朔也有强烈的羞涩，他为自己的温柔感到歉疚，为自己的善良感到羞涩，他在书写的时候，很抱歉，图穷应该匕首见，可如果最后没有匕首怎么办？所以他只能用对“真”的苛求、对自己的折磨，来作为最后的底牌给大家看。在这一点上，石一枫有资格和王朔并线。刚才说《漂洋过海来送你》里面三个骨灰盒弄错了，其实可以说从来没有错得这样“对”过，因为三个骨灰盒沿途经手的人，包括很不成气的孙子黄耶鲁，到何大梁，包括司炉工李固元，千挑万选，选不出更好的人来承接这一切了。可以说每一个经手的人都是一种光芒，几种光形成击鼓传花，结果弄错了。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按说这么多好人集中在一块儿，太可疑了，但是作者怎么让每个人都得到展示，让我们相信有那样的人，这才是工程。好人不一定是作家，好人是角色，作家是让人相信角色的。而一枫这个小说完成了，全是好人，依然有故事，这一点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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