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昊清华同衡

说起城市规划和战争的关系，可能如今规划从业者们大多会想到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人防规划的部分。而事实上，从古至今，战争与城市的关系极其密切，不仅仅是停留在防御设施上。

战争从物质空间到社会环境都深刻的影响了城市建设和发展，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冲突的体现，也给城市文化和思潮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纵观人类文明史，战争史和城市史一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城市的起源就与战争密不可分。关于城市的起源学说有很多种，而最常见的两种论断就恰巧是城市两个字的内涵。

“城”，就是城堡，就是说城市是起源于部落建设城廓形成要塞，建设城市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保护自己人安全居住。

“市”则是集市，就是说城市的形成是源自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活动的出现，导致了商业活动聚集的城市开始于乡村地区分离。

战争，就是城市起源的这两种重要说法之一。

生活在和平年代，人们研究当今的城市很少会从战争防御的角度出发。但在相当长期的历史上，城市的防御功能是其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功能。因此，城市的建设首先要考虑战争防御。

历史上无论东西方的古城，城墙、护城河、城堡、碉楼等工程都是出于防御的目的，也基于此形成了城市的骨架，延续至今。

建筑师路易斯.康就认为，罗马、希腊的古城乃至中国的万里长城，其建筑空间的逻辑是一种叫做防御性的秩序（orderofdefense）。

西方的城堡，我国的城墙，不仅长期以来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布局，也形成了古城的重要遗迹，从物质空间上承载了城市的历史。

图：亚斯坦布尔的东罗马城堡，由奥斯曼帝国兴建，用以控制战略水道来进攻君士坦丁堡

欧洲城市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古罗马建筑和城市建设的影响。不同于古希腊的城市更多的是以市民活动的广场为核心空间，古罗马的城市是以凯旋门、纪功柱等公共建筑为核心，这些都是帝王炫耀战功的建筑。

而罗马在许多征服的地方修建了营寨城，许多欧洲大城市巴黎、伦敦也都是由营寨城发展而来。

我国古代的许多城市选址的因素很多，除了风水学，战争防御也是其选址的重要因素之一。战争主要从宏观的选址和微观的防御设施、战争纪念物两个层次深刻的塑造了城市。

图：罗马营寨城布局

在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拉美和亚洲通过殖民战争征服了一系列的国家，并且留下了大量的殖民城市。

殖民城市除了按照欧洲城市的布局来建设，还建有大量炮台和要塞作为战争防御的考虑。大量的殖民城市都沿海、沿江布局，并且建有军港，方便殖民国家的军舰进出。

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于19世纪。在那个时代，城市已经不是战争的主要展开空间了。但作为城市规划实践的重要里程碑，豪斯曼的巴黎规划还是依稀能看到部分战争的影子。

笔直宽阔的道路构成了城市放射性的轴线，既是法国长期以来强大君权象征的延续，也有方便军队快速进入市区的考虑因素。毕竟，十九世纪的法国，革命运动非常频繁，巴黎的各种暴动所引发的的巷战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果回顾到冷战期间苏联军队对东欧国家的军事干涉时，坦克部队快速的通过那些笔直宽阔的主干道进入市中心，这种考量似乎在历史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巧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也深刻的影响到了城市的建设。在二战的策源地德国，希特勒于掌权后，把柏林、慕尼黑和纽伦堡等城市作为宣扬和展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在重点的公共建筑设计中，希特勒大力推崇那种古典、威严的纳粹美学设计，而反对包豪斯的现代主义建筑。希特勒也亲自参与了柏林的城市规划。在纳粹的计划中，战争胜利后柏林将成为世界上最宏大的城市。城市成为了纳粹政治宣传的工具。

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不仅主持了柏林城市规划，也为他设计了众多体现纳粹意识形态、威严古典的建筑。斯佩尔后来还成为帝国装备部长，直接参与了纳粹的侵略战争，并且战后被审判为战犯。

而由于纳粹不可避免的最终失败，战败后的柏林长期被分割为东西柏林两部分，城市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即便是重新统一后，柏林的规模再也没有恢复到二战前的顶峰。

图：斯佩尔在希特勒授意下设计的柏林总体规划模型（来自维基百科）

而另一位在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界知名的学者克里斯塔勒，也被受命对波兰等占领国进行空间规划。克里斯塔勒于二战初期加入了纳粹，他那对城镇体系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中心地理论，受到纳粹政府的青睐。

克里斯塔勒在纳粹德国的规划与国土部工作，对德国占领的波兰等地进行了城镇体系规划。

图：克里斯塔勒为德国占领的波兰瓦尔特高波兹南所做中心地模型（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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