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囚徒的身份不懈地和专制体制对抗，终于成功突围、苦尽甘来的人生传奇，就像朴素的教科书一样教育着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写作，如何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尽一个公民的责任，而这一切付出和牺牲也必将得到上帝的首肯以及历史的褒奖。

看完索尔仁尼琴的传记之后，我由衷地承认：这是一个命途多舛、不同寻常的俄罗斯人，既是受专制政权迫害的劳改犯，也是长期坚持说真话的大作家，更是一往无前、不惧生死的自由斗士。他历经坎坷、惊险传奇的一生，鲜明地画着强大的专制国家中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痛苦挣扎、顽强抗争的心灵轨迹。

索尔仁尼琴年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而他的父亲却在他出生前几个月牺牲在战场上。年，他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物理数学系，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因酷爱文学，他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攻习文学。

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在红军攻入东普鲁士时，他所率领的炮兵监听连陷入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机智，率部冲出重围，并带出全部技术设备，立下战功。当他理应获得第三枚勋章时，却突然被捕了。

内务部军官在旅部撕下他大尉肩章的时候，旅长特拉夫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兄弟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索尔仁尼琴一下子全明白了。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们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比较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提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柯克的信被内务部查获，殃及到他。索尔仁尼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被捕。年6月7日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强制劳改。8年当中他蹲过各类劳改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劳改犯和看守。他对劳改营的生活、劳改犯的独特心理和看守的特殊举止都很了解。年6月刑满，但依据当时法律，他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杰列克村任小学教员，长达三年。

年他生了腹股沟恶性肿瘤，被当地难友送入塔什干肿瘤防治所。再次面对死亡，生还的希望极为渺茫，因为肿瘤已发展到后期阶段，但他还是奇迹般地被治愈了。

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矗立一座纪念碑。年2月他被平反，来到妻子居住的梁赞市，在中学担任数学、天文课教师，同时偷偷写作。年完成《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简称《一天》)。接着利用假期到各地搜集劳改营材料，着手写《古拉格群岛》，9年后完成。他又根据塔什干肿瘤防治所的经历写了《癌病房》，还写了《马特廖娜小院》《科切托夫卡车站风波》等短篇小说。索尔仁尼琴虽不停地写作，但在年以前并无出版的念头。在那个并没有出版自由的时代，他一再自嘲为见不到阳光的“地下作家”。他曾对妻子说，他的作品有些生前可能出版，有些则死后才能出版。

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很快传遍全国，人们开始公开议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一向谨慎的前劳改犯索尔仁尼琴也敢同可靠的朋友谈论自己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了。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他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手稿拿给难友科佩列夫看，问他写得是否真实。科佩列夫同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很熟，便把《一天》手稿拿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看。特瓦尔多夫斯基看过大为赞赏，兴奋得一夜未眠。但苏联还从未发表过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他自己拍不了板，还需更高一层的领导人首肯。特瓦尔多夫斯基请示中央宣传部，但宣传部不置可否。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把《一天》捅到最高层———政治局和赫鲁晓夫本人。赫鲁晓夫看过很欣赏，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天》能否出版的问题。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赫鲁晓夫便亲自批准发表。一个普通作家的小说，竟要国家最高领导人钦定发表，这也算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大奇观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推动社会向民主方向迈进哪怕一厘米的路，也是那么艰难。

《一天》在《新世界》年第11期发表后，震撼了整个苏联。索尔仁尼琴一夜间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物。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纷纷同苏联国际书店签定合同，把《一天》译成本国文字。因此索尔仁尼琴很快成为国际知名作家。但索尔仁尼琴并没陶醉在荣誉中，他要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便离开沸腾的莫斯科，躲进冷清的乡间别墅，全身心投入创作中。

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这对索尔仁尼琴是一次打击。政治风向的转变使负责监督文艺界的克格勃重新活跃起来。年9月克格勃查抄了索尔仁尼琴朋友杰乌什的家，没收了索尔仁尼琴存放在那里的《第一圈》和《胜利者的酒宴》的手稿。后者是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在脑子里编成的诗剧，反映了生还无望的囚犯的绝望心理。释放后他就否定了这部作品，决定永不发表。但克格勃偏把这篇东西印刷出来，并发给作协领导。《胜利者的酒宴》便成了套在索尔仁尼琴头上的紧箍咒。

这时作家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严重分歧。《十月》杂志主编柯切托夫周围的作家开始批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像以《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两部小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巴巴耶夫斯基，就指出索尔仁尼琴写的《马特廖娜小院》只是个别农庄，作者为什么不去描写邻近的布尔什维克农庄呢？那里阳光普照。这说明作者只对生活阴暗面感兴趣，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特瓦尔多夫斯基周围一批有自由倾向的作家支持索尔仁尼琴，并推荐《一天》为年列宁文学奖参赛作品。《一天》参赛后，便传出索尔仁尼琴是逃兵、伪警察的流言，并在评审委员会上被正式提出。苏联最高法院出示判决书后，流言才被终止。判决书证明索尔仁尼琴确实是由于在信中怀疑斯大林而被判刑的。但索尔仁尼琴还是以写过反苏诗剧《胜利者的酒宴》而被淘汰。

报刊上不公正的批评，侮辱人格的流言蜚语，再加上《癌病房》未被《新世界》接受，使索尔仁尼琴非常恼火。年7月25日，他给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苏共领导人写了一封火气十足的信，陈诉自己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恳请最高领导人批准出版《癌病房》。但勃列日涅夫们并未理睬。

《新世界》未接受《癌病房》，并非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改变了态度，而是不喜欢这部作品。虽说《癌病房》揭露和批判了苏联腐化的官僚体制，但并没有太过犯忌的地方，不过描写癌病房里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几个人在死亡面前的不同表现而已。发表这样的作品并不担很大风险。不久，鉴于《癌病房》打字稿在莫斯科流传，莫斯科作协分会散文组专门讨论了这本书，出席会议的30名作家一致肯定了《癌病房》，并要求尽快出版，以免打字稿流到国外，先在国外出版。特瓦尔多夫斯基采纳了莫斯科作协分会的建议，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癌病房》。但这时正值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特瓦尔多夫斯基忙于大会筹备工作，索尔仁尼琴又不在莫斯科，没同他通上气。索尔仁尼琴听说莫斯科作协分会肯定了这本书，并要求尽快出版，但并未听说哪一家刊物肯发表。他认为苏联作协愚弄了他，一怒之下写了一封致作家代表大会的公开信，打印了份，分别寄给他认为能引起共鸣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不是代表，无权出席代表大会。公开信指责作协领导非但不捍卫作家的权益，反而充当克格勃的帮凶。他列举从20年代到60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信中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最后作协书记处作出了决定：《文学报》发表《癌病房》片断，《新世界》刊登全文。但结果是没有哪家刊物行动起来。索尔仁尼琴再一次感受到了作协对他的愚弄，他认为作协书记处已开始了迫害他，他必须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他让人日夜兼程地替他打印《古拉格群岛》手稿。打印稿除分别藏在几个地方外，还拍成底片，准备带出国境。一旦作协对他进一步迫害，他便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

作家代表大会刚一结束，西方电台便播发了他的公开信，掀起一股反苏浪潮。作协书记处立即作出反应：把索尔仁尼琴召到莫斯科。向他表明公开信已触犯国家利益，他必须公开表态。索尔仁尼琴表示愿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但在他发表声明前苏联报刊必须先发表他的公开信，不然他对未曾发表的东西发表声明便成为无的放矢了。先发表声明后发表公开信，还是先发表公开信后发表声明，成为索尔仁尼琴同作协书记处争论的焦点。索尔仁尼琴不肯让步。这时接上面通知，不准出版《癌病房》，已经排好版的《癌病房》被拆版了。作协决定，如果索尔仁尼琴不改变态度，以后不再发表他的作品。年5月瑞士苏黎世出版了俄文版的《癌病房》。不久，苏黎世又出版了《第一圈》，作协感到气急败坏。其实，在一个不民主和不开放的社会里，作品发表难是普遍性问题。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东方不能发，我当然就拿到西方发。作品总要给人看的。如果说这也有责任，那肯定不是作者的责任，而是这个国家、政府的责任。

苏联当局对索尔仁尼琴并未采取任何过激的行动。他不仅行动自由，还可以到敢于邀请他的单位演讲。年秋天，因为他很不“听话”，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消息传出，英国著名哲学家和作家罗素、法国著名作家萨特、阿拉贡等人立即致函苏联政府或发表声明，反对这种做法。国内也有一批作家前往作协书记处表示抗议。而处于愤激之中的索尔仁尼琴又写了一封公开信，此信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信中痛批落后专横的作协体制对俄罗斯文化精神的钳制和摧残，“请你们擦拭一下刻度盘吧！你们的表落后于时代了。”“你们粗制滥造的文章连篇累牍，你们那些毫无思想的东西无精打采，没有论据；而有的只是表决和行政手段。”“一群瞎子在为另一群瞎子担当向导”。这封措辞大胆的信引起了西方媒体的诸多猜测和叫好。

他被开除出作协后，国内许多知识界的朋友并没有与他疏远，反而走得更近了，如苏联老科学家、“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著名作家、批评家、诗人楚可夫斯基等人，慰问的慰问，赠送财产的赠送财产。这里，我们不能不感佩俄罗斯悠久、深厚而又优良的文化传统，那是一片播撒着自由种子和人文基因的广袤沃土啊。只有这样的沃土，才能不间断地长出参天的大树。同他关系破裂的只有25年与他风雨同舟的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而责任并不在列舍托夫斯卡娅，而是索尔仁尼琴同后来的妻子斯维特洛娃同居，因而提出离婚的。从70年代起他同斯维特洛娃一直住在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波维奇借住给他的别墅里。年9月索尔仁尼琴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引起的反应，同12年前帕斯捷尔纳克大不相同。报刊的调门不高，当局也没对他组织围攻或把他驱逐出境，他本想亲自去受奖，但由于担心当局会使他难返家园，他便没有出国。

年8月克格勃在列宁格勒查获了索尔仁尼琴称之为“他的头”的《古拉格群岛》打字稿，但打字稿底片连同索尔仁尼琴遗嘱已送至国外。索尔仁尼琴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如果他被害或失去自由，出版《古拉格群岛》的遗嘱便自动生效。由于担心克格勃的进一步搜查，在他的授意下，年12月28日《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在巴黎出版了。《古拉格群岛》出版后，苏联当局改变了先前的态度。报刊猛烈抨击索尔仁尼琴，把他称为叛徒、变节分子。年2月13日最高苏维埃褫夺了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并把他一家强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先住在苏黎世，年移居美国，住在佛蒙特州一座小城里。在国外他仍然发奋创作，利用美国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他写出了内容浩繁的历史性巨著《红轮》、文学生活随笔集《小牛顶橡树》等。

年，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在国外流浪了整整二十年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光荣地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并不沉浸在书斋，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介入社会事物，如接受电视专访，到一切公共场所发表演讲，撰写政论，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的议论尖刻，咄咄逼人，虽不为一些政客喜欢，但无不充满对下层民众的深厚同情和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

“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得年诺贝尔文学奖。而他在写给瑞典文学院的获奖演说里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也成了留给后人的名言。在与庞大的专制政体长期抗争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付出了很多很多，但上帝是公平的，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世界上的正义力量给予困难时期的他的最大支持和鼓励。他非凡的道德勇气以及杰出的文学成就，使他无愧于这一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荣耀。他成名后在国内受到每一次不公正待遇，都会得到国内外专家名流们的同情和声援。他在被苏联政府强制驱逐出境后，受到了西德、瑞士、美国等许多国家政府与人民的热情欢迎。而且，他终于在古稀之年看到了一个正处于民主改革与发展中的俄罗斯，他终于幸福地回到了曾将他“扫地出门”的祖国。

他以囚徒的身份不懈地和专制体制对抗，终于成功突围、苦尽甘来的人生传奇，就像朴素的教科书一样教育着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写作，如何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尽一个公民的责任，而这一切付出和牺牲也必将得到上帝的首肯以及历史的褒奖。

年8月3日，“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逝世，享年89岁。他的逝世，是世界人民和世界文学的重大损失。

当时，中国文坛并没有隆重地纪念、悼念他，本不奇怪。对于中国文坛来说，他是个十足的疯子。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疯子其实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永远纪念他；而所谓的聪明人，则是和统治者的利益及个人的利益沆瀣一气的，这样的人比腐草烂得还快。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优秀文学传统的伟大继承者，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文学界的一面旗帜。

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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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田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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