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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山后的战败者晨晖纪实

发布时间:2023/4/11 14:18:21   点击数:

——人民解放军对印军战俘改造纪实

陈辉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俘获印军战俘3968人,职务最高的是印军“王牌旅”——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

左上、右上:第一阶段作战中被俘的印军;左下:达尔维准将被俘虏;右下:《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政府声明。

中国对待印度战俘的宽待政策有哪些?

1962年10月,在自卫还击战正在进行中,总政治部就向新疆和西藏边防部队下达了《关于对入侵印军工作的几项规定》,共9条。规定中指出:对俘虏军官和士兵一律不杀害,不虐待,不捆绑,不没收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对俘虏生活要给予优待,在吃、用、住宿等方面,应有妥善安排,并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对俘虏军官和伤病俘虏的生活待遇,应稍加优厚。对印军俘虏的教育,应着重宣传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印人民友好,说明中印边境问题的真相和我们的一贯主张。教育中,要考虑他们的认识水平,耐心启发诱导,不要讽刺漫骂。......

11月,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不可操之过急。要用具体事实和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感化他们。不要强迫他们同意我们的观点,而要从根本上慢慢弄清谁是谁非。......

对印军战俘的教育工作从战场上就开始了。我军对放下武器的印军官兵做到了不杀害、不虐待、不捆绑、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对受伤战俘及时给予治疗。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尽量查清姓名、军号、军衔和部别,登记后就近掩埋并插上标记。

我军在前线指挥部设立了印军战俘转运站,负责收容各部队俘获的印军战俘,把他们集中起来。在转运站我军对印军战俘交代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为战俘提供食品和治疗,并进行登记、编队。一般10人编一个班,班长由印军战俘中的军士担任;10个班编一个中队;军官单独编队,统一送往后方战俘营。

被俘前的印军少尉贝尔(右二)

战俘营的主任、副主任由我军联络部的干部担任,他们一般都熟悉印度社会情况和印军情况。战俘营配有几十名懂得印度语的外语干部,下设后勤股、管理股,每个战俘营管理800至1000名印军战俘。

在战俘营对印军战俘进行重新编队。对战俘登记后,根据印军的性质和特点,对印军校官以上军官、尉官、军士分别编队;对尼泊尔籍、锡克联队也单独编队。战俘班长、副区队长都由战俘担任。集合、点名、出操、搞卫生等日常生活都由他们自行管理,充分体现我军的民主管理和宽俘政策。战俘营还设立了印俘伙食委员会和文体委员会,主任由我军干部担任,委员由印俘推荐。

在生活上充分照顾战俘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锡克人喜欢吃面食、留长发、擦头油,每天祈祷两次。锡克、旁遮普、北印度人以面食为主;廓尔喀、阿萨姆、孟加拉、南印度人习惯吃米饭;印度教徒忌吃牛肉,穆斯林不沾猪肉;印俘普遍喜欢甜、辣、咸的浓味食品;这些民族习惯都得到了关照。

每逢印度的灯节、泼水节、酒红节等民族、宗教节日时,战俘营领导都请印军军官吃中国饭菜、茶点。1963年3月31日是印度全民族的酒红节,战俘营管理人员为印俘准备了节日用品,举行了会餐和联欢会。印军战俘吃着面粉、油、糖奶混合炸制的“哈尔瓦”,在草坪上欢歌跳舞,相互用红色点额、抹脸,以示庆贺。

我军俘管人员与印俘同歌共舞,向他们祝贺节日。参加过“二战”、在缅甸战场做过日军战俘的一位锡克老兵感慨地说:“在其他国家里,俘虏是不准开展文体活动的。只有中国政府对我们这样关心,设有文娱室和各类球场,供应我们乐器、扑克、棋类和体育器材,组织晚会和运动会。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心里都清楚,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是友好的。”

印军战俘营不设铁丝网和围墙,只在一定距离设哨兵。印俘活动范围在战俘营周围千米左右。印军被俘后军衔、肩章、现金、手表、戒指、护身符、存款单等由个人保存,武器、弹药、毒性药品由战俘营保管。

我军对印军战俘的宣传教育主要有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中印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所持的态度;印度当局的侵略行为。俘管人员不强加于人,而是用事实说话,让印俘自己辨别是非。

战俘营的有线广播对印军开放中央广播电台的英语和印地语新闻、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史料、短评、社论,我国政府的声明等。战俘营还给战俘放映电影,提供各种英文、印地文书刊、画报、出版物,供他们阅览。印军战俘中的多数人对“谁侵略了谁”、“谁先打了第一枪”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些印军官兵对尼赫鲁政府的侵略行为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们说:“尼赫鲁现在变了,过去他有威信,是因为他天天说和平中立,照现在这样坏下去,他在人民中的威信,定要天天下降。”

中国政府用事实教育改造印军战俘

1962年11月30日,总参谋部电示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中国边防部队撤军时应有计划地将所有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留给印方。”

年11月,西藏地方边防部队遵照中央指示,把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印军武器擦拭一新,准备交还印方。

12月19日,在德让宗西北的雨汪村摆放着中国士兵擦拭一新的武器装备。在阳光的映照下,这些缴获的印军火炮和枪支闪闪发光。这些装备有126门火炮,220多挺轻重机枪,2200多支步枪、冲锋枪,1.3万多发各种炮弹和110多万发各种子弹,117台汽车,12台筑路机械,2辆美制坦克。印度官员波尔来等前来参加武器装备交接手续,他们在看管武器的印军战俘爱姆.拉伊特姆少尉等15官兵的协助下,根据中方提供的中、英文清单一一进行清点,核对无误后进行了交接。印方代表波尔来签字后,对记者说:“这些武器、弹药和物资,都整理得很整齐,擦拭得很干净。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好。”15名看管武器的印军战俘同时得到释放。

同一天,在瓦弄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将瓦弄战斗中缴获的武器装备移交给印度。这些武器装备有运输机1架,轻重机枪50多挺,冲锋枪、步枪、手枪400支,火炮20多门,各种炮弹4000多发,枪弹85万余发和大量军用物资。印方接受代表皮爱斯.巴路黑被中国政府的宽宏大量所感染,握着中方代表的手激动地说:“我代表我国政府感谢你们。”

这一天,中国边防部队在吉牙还将一架被击落的武装直升机交给了印方。

12月6日和11日,中国边防军在梅楚卡、里米金地区委托当地印度头人待印度官员来后,将缴获印军的武器装备交给印度官员。这些武器装备有火炮9门,轻重机枪13挺,冲锋枪、步枪40多支,各种炮弹4600多发,各种子弹15万多发和大批军用器材、被服和物资。

中国政府归还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赞扬。纷纷评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希望印度政府按照理智的呼声,立即采取措施,重开和平谈判”。

然而,印度政府却恩将仇报,诬蔑中国政府移交装备是“背信弃义的阴谋”。

1963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驳斥了印度政府胡言乱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关于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方面一事,中国政府未予公布,本来也不准备公布。不料中国的这一行动竟遭到印度方面的歪曲和诬蔑,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布有关事实真相。”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列举事实后说:“任何没有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这一行动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友好的慷慨的行动。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是印度蓄意挑起来的。中国边防部队胜利的进行了自卫反击。但是,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而且还把在战争中缴获的军用物资主动交还给印度方面。请问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后说:“中国方面采取的每一个善意行动,至今都没有从印度方面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往往遭到印度政府的歪曲和诬蔑,这种情况是十分不幸的。但是事实是歪曲不了的,公道自在人心。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中印边界问题总是要和平解决的。我们希望印度政府改变这种蓄意敌视中国的态度。”

然而,印度当局执迷不悟,仍然不顾事实,继续诬蔑中国的正义行动和仁义之举。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在印度当局继续敌视中国的情况下,仍开始实施全面释放印军战俘。

1963年3月8日,总政治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制定了释放印军战俘的计划。中国政府将释放印军战俘的计划通知了科伦坡会议六国和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国,释放印军战俘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办理交接手续。

中国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从4月10日至5月25日,将3213名印军战俘全部释放,加上1962年先期释放的战俘共计3942人,并将重伤抢救无效死亡的26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交还了印方。

向解放军进行告别的印军战俘

在即将释放印军战俘的日子里,中国战俘营举行了会餐会、欢送会、联欢会,欢送被俘印军战俘归国。战俘营到处充满友好的气氛和惜别深情,许多被俘印军人员敲医院感谢他们的的救命恩人。印军士兵南得克斯霍尔.辛格负伤后,心脏跳动非常微弱,中国医生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在他回国时,已经可以下地走动。

印军少尉杜倍是中国边防军冒着印军炮火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医生从他身上取出了4颗子弹,使他奇迹般地起死回生。

印军军官桑姆拉加德,身上6处受伤,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中国医生为他成功地实施了手术治疗,保住了他的生命。他对中国医生说:“现在我才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印度的敌人!”

印军战俘中先后有700多人得到了中国医生的及时抢救和治疗。被俘印军伤病员对中国边防军的人道主义精神非常感动,纷纷吟诗、作画、唱歌,感谢中国边防军对他们的照顾。

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中国政府还安排27名印军少校以上军官到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6个城市参观,让他们游览了各地市容和名胜古迹,观看了歌舞、戏剧和杂技表演。在北京中国红十字会设宴招待了印军军官战俘团,安排他们与印度驻华使馆人员见了面,请他们观看了“五一”节庆祝活动和节日焰火,并请达尔维准将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焰火。

释放工作开始时,战俘营门口扎制了用松柏枝做成的彩门,挂有“中印人民友好万岁!”“欢送被俘印军人员回国!”“一路平安!”等标语。战俘营向印军战俘每人赠送了刻有“中印人民友好”的金笔、针织等纪念品,战俘营干部纷纷到各印俘班祝酒送行,照留影像。

分别的时候到了,印军战俘纷纷与战俘营管理人员握手、拥抱,表示惜别和感激之情。“印地秦尼帕依帕依”的“中印人民是兄弟”口号声回荡在战俘营上空,表达了中国边防军与印军战俘的共同心愿。

“我们在俘虏收容所的这段生活,我只能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你们像兄弟一样对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你们的友情。”一位印军战俘感慨地说。

“我不知道在印度的人们怎样来想像我们在中国这半年的生活,因为我们那方面的宣传,也许会使一些人受到蒙蔽。但是,我是一个印度人,在印度,恒河的水是最圣洁的,我可以捧着恒河的水发誓,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愉快而美好的。”一位印军军官深情地说。

“你们能够完全遵循政府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指示,克服内心的仇恨,对俘虏以友好相待,这是一般军队难以做到的。”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回国后写了《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抨击了印度政府,揭露了中印边界问题的一些真相,强调了印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中国政府对印军战俘采取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宽大和友好政策,超过了《日内瓦公约》的要求,为各国文明对待战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崇高评价。(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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