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高兴，诗人，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访问学者、翻译家和外交官身份在欧美数十个国家访问、生活和工作。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东欧文学大花园》、《孤独者走进梦幻共和国》《孤独与孤独的拥抱》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等大型外国文学图书。年起，开始主编“蓝色东欧”丛书。主要译著有《凡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水的空白：索雷斯库诗选》、《在严肃的虚无之光中》、《十亿个流浪汉，或者虚无：托马斯·萨拉蒙诗选》、《尼基塔·斯特内斯库诗选》《深处的镜子：布拉加诗选》、《诗人船》等。年出版诗歌和译诗合集《忧伤的恋歌》。曾获得中国当代诗歌奖翻译奖、中国桂冠诗歌翻译奖、蔡文姬文学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西部文学奖、捷克扬·马萨里克银质奖章等奖项和奖章。

文学翻译：戴镣铐的孤独的舞蹈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持续数十天的闷热。我在紧张地翻译昆德拉的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身与心，彻底的投入，竟让我忘记了高温和闷热。也忘记了时间。早起，晚睡，光着膀子，定定地坐在书桌前，一坐就是六七个钟头，每天至少要劳作十五六个小时，至少要译出五六千字。整整两个多月，除去上班，几乎天天如此。

整整两个多月，婉拒应酬，回避聚会，关闭电话，排除杂七杂八的事务和欲望，只有昆德拉，只有昆德拉笔下的故事和人物。《搭车游戏》、《没人会笑》、《爱德华和上帝》、《永恒欲望的金苹果》……小伙子、姑娘、我、爱德华、马丁……我不得不喜欢这些故事和人物。我也确确实实喜欢这些故事和人物。读读《搭车游戏》，那是场多么耐人寻味的游戏。一场游戏最后竟走向了它的反面。世事常常出人意料。任何设计和预想都不堪一击。我们无法把握事物的进程。最庄重的可能会变成最可笑的。最纯真的可能会变成最荒唐的。最严肃的可能会变成最滑稽的。关键是那道边界。可谁也不清楚边界到底在哪里。再读读《爱德华和上帝》，一个追逐女人的故事却如此巧妙地把信仰、政治、性、社会景况、人类本性等主题自然地糅合到了一起。层次极为丰富。手法异常多样。加上不少哲学沉思，又使得故事获得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字里行间弥散出浓郁的怀疑精神。没错，昆德拉充满了怀疑精神。显然，在他眼里，信仰值得怀疑，爱情值得怀疑，政治值得怀疑，革命值得怀疑，真理值得怀疑，语言值得怀疑，民族的存在值得怀疑……总之，一切都值得怀疑，一切都毫无价值和意义。《可笑的爱》中的每个故事都让我喜欢。喜欢，才有翻译的兴致和动力。而翻译，又让深入成为可能。

高兴工作旧照

翻译，就是最好的深入。每个字，每句话，每个细节，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站在你面前，挑衅着你，诱惑着你，纠缠着你，想甩也甩不开。你必须贴近，深入，熟悉它们，理解它们，喜欢它们，然后才能打动它们，让它们在你自己的语言中苏醒，复活，起身，并张开手臂。这是个异常痛苦的过程。起码于我而言。力不从心的痛苦。寻找对应的痛苦。难以转译的痛苦。感觉总在较劲。同文本较劲，同语言较劲，也同自己较劲。总恨自己的文学修养还不够深。总恨自己驾御语言的能力还不够强。总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不够旺盛。常常，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一动不动，雕塑般坐在书案前琢磨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就这样凝固了我的时间。难以转换。甚至不可转换。但又必须转换。译者的使命和作用恰恰要在这时担负和发挥。那意味着：语言与语言的搏斗。个人与语言的搏斗。无限与有限的搏斗。这近乎残酷。残酷得既像受虐，又似自虐。

两个多月后，当酷暑接近尾声时，《可笑的爱》终于译完。那是昆德拉的书，也是我的书。那一刻，我才感到了轻松和快乐。没错，轻松和快乐，仅仅在完成之后。

《斯特内斯库诗选》，高兴译

译事，就是这样的艰难。译昆德拉如此。译詹姆斯如此。译克里玛如此。译卡达莱如此。译齐奥朗如此。译布兰迪亚娜如此。译布拉加和斯特内斯库如此。译温茨洛瓦和萨拉蒙同样如此。在我有限的翻译实践中，几乎无一例外。它考验你的修养，考验你的才情，同样考验你的毅力和体力。有时，一次翻译就是一场马拉松。没有毅力和体力，你又如何能跑到终点？！我因此极为佩服李文俊、高莽、杨乐云、叶渭渠、易丽君、刘星灿等老前辈。李文俊先生译福克纳，常常一天就译五百字，几乎耗尽了一辈子，才译得福克纳的五六本书。高莽先生一边照料病中的母亲和失明的妻子，一边译出那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杨乐云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在苦苦翻译赫拉巴尔和塞弗尔特，孤独，却不寂寞。叶渭渠先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依然笔耕不辍，最终倒在书案旁。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可爱的人。我因此十分不解：在许多学术单位，文学翻译竟然不算成果。而且在当今中国，无论评估体系，奖励机制，还是稿酬标准，都对文学翻译表现出严重的歧视和轻视，没有最起码的尊重。自然，我指的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文俊先生译的《喧哗与骚动》，高莽先生译的《人与事》，杨乐云先生译的《世界美如斯》，叶渭渠先生译的《雪国》，易丽君先生译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刘星灿先生译的《好兵帅克历险记》不知要胜过多少篇“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反倒是作家和读者给予文学翻译十分的尊敬。他们甚至明白，由于特殊的历史缘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翻译曾经引领中国的写作者走过了一段路程。倘若没有读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很难想象莫言余华们能否写出自己的代表作。同样，倘若没有及时读到译成汉语的外国诗歌，很难想象北岛多多们会走向怎样的创作之路。

小说外，我也译散文和诗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地译诗歌了。不论译什么，只要是书，都会让我进入一种非常状态。专注、紧张甚至焦虑的状态。人也变得古怪，沉默，恍惚，情绪不定。生活规律完全打破。常常，将自己关在屋里，一连几天都不出门。每每译书时，家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气氛。家人都会替我着急，都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牺牲”或“替罪羊”。就连家犬豆豆的美好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平时，她喜好漫步，也喜好游戏，总是由我陪伴。但我一旦投入译事，豆豆的漫步和游戏都会暂时中断，害得小家伙茫然不解，而又异常委屈。对此，我深感不安，可又十分无奈。那真是情不自禁的事。于是，我就想：以后译书，要单独住到一个安静的所在，最好是偏僻的郊区。不打扰人，也不被人打扰。一切的一切都由我自己来消解和承受。译《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时，我果然就应朋友之邀，来到了青海，在寂寞却宁静的高原译出了一首又一首诗。走了那么远，就为了译出一本诗集，友人们都感叹。我自己在译序中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诗歌就是远方，诗歌翻译也是某种远方，是我们要努力抵达的远方，是温茨洛瓦追忆或向往的远方。人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远方。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从远方，到远方。”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高兴译

译零星的作品则相对要松散一些。主要是时间和空间上的松散。松散并不意味着容易。尤其在译散文和诗歌时。译散文和诗歌，其实更加需要灵气，也更加讲究语言。要知道，在中国，大多数人读到的不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在这里，翻译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优秀的翻译者引导着读者。糟糕的翻译者误导着读者。因此，更进一步说，读外国文学翻译，实际上就是读外国文学翻译者。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文学翻译的。做文学翻译，要有外文和中文功底，要有文学修养，要有知识面，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而悟性、才情和灵气常常是天生的。文学翻译无疑是一项创造性的劳作。但说到创造性，我们又得特别警惕。因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很可能被利用，甚至被滥用，成为众多糟糕的和谬误的翻译的借口和托词。这一现象，起码在中国译坛严重地存在。于是，我有时会想：文学翻译是否也该有某种“准入证”？但转而又检讨自己，觉得这一想法过于极端和狭隘了。一直都有人在讨论直译和转译问题。能依据写作者的语言直译，当然最好。但前提是必须有合格的译者，也就是我说的理想译者。何为理想译者？就是有扎实的外文和中文功底，有厚重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艺术敏感，有知识面，有悟性、才情和灵气，同时又对文学翻译怀有热爱和敬畏之情的译者。最最理想的译者就是那些既有翻译能力，又有写作才华的译者。他们是译者中的译者。我不禁想到了穆旦、李健吾、冯至、卞之琳、袁可嘉、陈敬容等先贤。我还想到了黄灿然、西川、姚风、李笠、汪剑钊、树才、田原等同道。然而现实是：小语种翻译队伍中，如此的理想译者十分稀缺。在此情形下，转译便成为一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替代。就像上世纪上半叶鲁迅、孙用等前辈所做的那样。以希姆博尔斯卡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为例。在这位波兰女诗人于一九九六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曾先后出版过两个译本，均从波兰文直接翻译。但由于未能表现出女诗人的水准而反响平平，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被人遗忘了。而恰恰在二0一二年，也就是在她获奖足足十六年后，陈黎从英文转译的希姆博尔斯卡诗选《万物静默如迷》却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这其中肯定有诸多诗歌之外的因素，比如女诗人离世这一引入注目的事件，文化公司在包装、发行、推广等方面的成功运作，等等。但译者水准和译文品质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不可否认。同样，另一位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也特别能说明问题。多年前的三月，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扎加耶夫斯基获奖，并不远万里来到广州领奖。诗人黄礼孩为此专门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扎加耶夫斯基诗歌精选》，一是从波兰文直译的，另一是李以亮从英文转译的。只要稍加比较，我想许多读者都会偏爱李以亮译本。在这两位译者中，李以亮就是我所说的理想译者。他本身就是诗人，中文好，英文也不错，有语言和文学敏感，懂诗歌，同时又热爱诗歌和诗歌翻译。我在读过李以亮译文后，写过这样的评语：“曾读过扎加耶夫斯基诗歌的不同译本，有的译自英文，有的译自波兰文。同一个诗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相比之下，还是喜欢李以亮的译文，精准，到位，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是用心的翻译。”瞧，有时，转译是完全可以胜过直译的。

高兴与阿多尼斯

此外，面对文学翻译，一如面对世上所有的事业，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热爱。而热爱又伴生着敬畏。一种错综的情感。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畏文学和文字了，越来越敬畏文学翻译了，越来越觉到它的无边无际，无止无境。什么才算完美？完美难以企及，也根本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反过来，也正是这种难以企及，让你时刻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和自满。正因如此，我认为，一个从不拒绝的翻译者是可疑的；一个每天能定量生产的翻译者是可疑的；一个号称自己的翻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翻译者是可疑的；一个觉得译事简单容易的翻译者是可疑的；一个断然否定前辈劳作的翻译者是可疑的。而真正懂得译事究竟的翻译者必定是谦逊的、惶恐的、小心翼翼的。这令我想起《世界文学》每期必做的刊物检查。每次检查总能发现些或大或小的问题。让人无奈而又沮丧。文学编辑实在是项遗憾的事业。文学翻译不也同样如此吗？！

我甚至都有点惧怕。惧怕文学翻译。宁可在家里读读书，喝喝茶，听听风，晒晒太阳，也绝不轻易地答应翻译约稿。尤其是有时间限定的翻译约稿。要做翻译，也只愿依照自己的节奏，做自己喜欢做的翻译。这同样是出于热爱和敬畏。我相信，译比写，更难，也更苦。正所谓：戴着脚镣跳舞。而且永远是孤独清贫的舞者。正因如此，我现在更愿写作。写诗，写散文，写读书笔记。写作，海阔天空，无拘无束，让文字舞动，流淌，闪烁，像水，或像火：

过于喧嚣的海滩。喧嚣中，那蔚蓝的诱惑，那蔚蓝的水与火。阳光，白沙，阵阵的波浪。海滩上，女人，袒露着身子，水一样展现。越是年轻、越是美丽的女人，越是要展现。那真是天体。到处的女人。到处的天体。奔跑。舞动。或静静开放。用目光向天体致敬吧。耀眼的天体，闪着晶莹的水珠，让心和目光醉了。

一次一次的醉。在酿制葡萄酒的海边。天体也是葡萄酒。阳光确立葡萄酒的品质。朋友来时，我们就喝葡萄酒，吃烤鱼。茨冈人演奏着欢快的乐曲。小青来过。雪晶来过。沈苇也来过。通宵达旦地喝。一边舞蹈，一边喝。一边喝，一边抱起漂亮的女人。女人，在海边。海边，我的女人。女人也是葡萄酒。最最好的葡萄酒。

——选自拙文《夏天的事情》

写作当然同样的艰难。但写作时，你可以想象，可以设计，可以控制节奏，也可以游戏，那会给你带来无边的快乐。而翻译却不行。你不能丢掉那必须的镣铐。丢掉镣铐，你可能就已改变译事性质，从迻译过渡到改写，或者改编了。想想青年时期，竟然一天译五六千字，都有点后怕和羞愧。那时，实在不知天高地厚。想想有些译者，每年竟能译出六七本书，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青年译者竟然声称每天能译万字以上，这在我听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比起他们，我注定是个笨拙而又缓慢的译者。我也越来越愿意做个缓慢而又从容的译者。

《孤独与孤独的拥抱》，高兴著

如今，每次面对一部作品，我都要长时间地琢磨和酝酿。二00七年三月，开始译阿尔巴尼亚小说家卡达莱的长篇小说《梦幻宫殿》。差不多一个来月，我都处于酝酿状态。每天只译几百个字。最多也就两千字。故意的慢。想渐渐地加速，想准确地把握基调和语调。一旦确定了基调和语调，译起来，就会顺畅许多。就这样，一部十来万字的小说，竟花费了我四个多月的心血。“虽然顾虑重重，但他没有从窗户旁掉过脸去。我要立马吩咐雕刻匠为我的墓碑雕刻一枝开花的杏树，他想。他用手擦去了窗户上的雾汽，可所见到的事物并没有更加清晰：一切都已扭曲，一切都在闪烁。那一刻，他发现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这是《梦幻宫殿》的结尾。译完这段话后，我的眼里也盈满了泪水。

年10月4日再次修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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